徐颖、孟庆云：县域治理战略构建的“正定样本”——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理念的正定探源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治理是基层治理的核心部分，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接点”，在历史发展、现实推进和制度变迁过程中，县域治理可以分别被视为国家治理的权力“接点”、战略“接点”和政策“接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明确强调“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对县域在内的基层治理作出了新的安排部署。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对县域治理进行了战略构建和实践探索，打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县域治理的典范，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

围绕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的治县理政理念和实践探索，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半城郊型”经济的实践价值、“人才优化配置”体现的人才战略思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领导实践与思想方法”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等问题，从经济、人才、文化、领导艺术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但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理念的正定探源研究仍有待深化。正定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从政起步的地方，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理念的实践源头，对正定县域治理进行深度溯源，有助于寻找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理念形成的理论和实践脉络。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理念的地方治理实践脉络为研究路线，对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关于县域治理战略的重要论述和实践探索进行深度挖掘和逻辑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县域治理战略“正定样本”的鲜明特质、“正定样本”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理念的内在联系进行系统总结和阐释，以期找到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理念中“治县”与“治国”的内在统一性，为推进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学理借鉴。

一、“正定样本”县域治理战略的逻辑理路

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战略高度推进县域治理，不仅关系到国家战略的落实，还对县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及其中国化内容进行了时代化地域化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努力从战略高度谋划县域治理和发展。面对正定“高产穷县”的发展困境，他突破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提出经济建设要革新理念，大胆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为了使正定基层班子成为一支带领群众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坚强堡垒，提出政治建设要强化核心引领，坚决贯彻“基层班子建设是搞好农村工作的保证”；在如何处理好“两个文明”的关系问题上，提出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是实实在在造福人民群众的好事，提出文化建设要塑造文明新风，“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战略方针来抓”；在县域治理过程中应该依靠谁的问题上，坚定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出“改革戏必须大家唱”；在部署县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时，强调要用战略眼光看待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要探索规律性认识，“生态平衡规律对经济建设、对农业发展的关系最为重大”，初步形成了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个重要部分组成的县域治理战略布局的逻辑理路。

（一） 经济建设的理念革新：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原理要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县域治理战略构建，应把经济建设放在战略核心。改革开放初期，按照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部署要求，正定在1983年将全县的经济工作重心基本转移到商品生产之后，又面临“走什么路”“如何起飞”的问题。对此，习近平对邓小平强调的“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提出了“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理念。他指出：“发展‘半城郊型’经济，一方面要把我县毗连城市的各种优势充分挖掘出来，利用起来”“另一方面要立足本地资源和条件，搞好农工商综合经营，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坚定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的经济建设理念，促进了正定的经济实践发展，为改革开放初期正定县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条件。

（二）政治建设的核心强化：基层班子建设是搞好农村工作的保证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认为，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根源于经济，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基础的状况决定现有政治上层建筑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同时，政治建设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邓小平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和发展，他强调：“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为此，他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原理要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县域治理战略构建，要以政治建设为战略保障。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对政治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作了重要论述，强调共产党人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并指出，“共产党人是有鲜明的立场的，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旗帜要鲜明，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要明朗”，这是“能不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同时，他强调，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因为“基层班子建设是搞好农村工作的保证”。党的基层组织是“在社会基层中领导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战斗堡垒。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靠党的基层组织来贯彻，党的工作任务要靠党的基层组织带领广大群众来完成。”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基层班子建设的政治建设理念，促进了正定的政治实践发展，为改革开放初期正定县域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三）文化建设的新风塑造：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战略方针来抓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意思就是，理论或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通过教化群众、掌握群众，最终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基础的影响作用绝不是简单的，而是呈现出多样复杂性。毛泽东对文化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复杂关系作了经典论述：“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原理要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县域治理战略构建，要把文化建设作为战略灵魂。习近平在正定部署县域工作的重要讲话中对文化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创造性阐释和发展，他强调，要“搞好教育文化事业”“真正把精神文明建设当作战略方针来抓”“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都是硬任务。它们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相互促进，不可偏废”。在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习近平还十分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复，在修复隆兴寺的过程中，他指出，“这些可都是国宝啊！一旦消失就再也看不到了。我们保护和修复文物，既是对祖先负责，也是对后人负责。这些文物古迹修复好了，将来可以发展旅游事业，给正定增加收入”。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文物保护的文化建设理念，促进了正定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改革开放初期正定县域发展积淀了文化底蕴。

（四）社会建设的多元共建：改革戏必须大家唱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强调用系统观念来看待人类社会，认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毛泽东对人类社会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关系进行了中国化的阐释和发展，他指出，人类社会系统“包含着许多的矛盾”“这些矛盾，不但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1956年，毛泽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了十条关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关系，论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等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对社会系统论进行运用和创新的典范。县域治理作为基层社会系统，也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各要素之间是否协调也影响整体的发展。正因如此，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县域治理战略构建，需要通过不断调试与改革县域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县域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配置达到最优，才能全面激发县域社会系统动力，形成统筹县域发展的合力，为县域治理提供战略条件。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时，对社会是活的有机体理论进行了创造性阐释和发展，强调“加强思想教育”“人才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不可估量”“基层班子建设是搞好农村工作的保证”“改革戏必须大家唱”等县域治理各元素的重要性，并对各元素的配置和组合进行了最优化的战略部署，促进了正定社会实践发展，为改革开放初期正定县域发展凝聚了社会力量。

（五）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探索：生态平衡规律对经济建设、对农业发展的关系最为重大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认为，人类是属于自然界的，“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虽然人类属于自然界，但人与自然界也存在矛盾关系。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阐述了“人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这种一体性就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自然界虽然是人类的“衣食父母”，但它不能现成地和主动地提供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料。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注定要改造自然。但如果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超过了大自然自身的限度和承受能力，就要遭到大自然的“报复”。马克思于1866年8月7日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原理要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县域治理战略构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战略基础。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创造性思考和探索，以治理城乡环境的“脏、乱、差”为抓手，为县域治理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同时，他在开展农业、农村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生态问题进行了规律性层面的思考，强调“生态平衡规律对经济建设、对农业发展的关系最为重大”。农业经济必须重视良好生态系统建设，才能可持续发展，因为“人类从水土流失、肥力下降、土壤沙化、环境污染、海洋毒化、气候变坏、灾害频繁的严重后果中，越来越认识到生态问题的重要，农业经济早已超出自为一体的范围，只有在生态系统协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稳定而迅速的发展”。注重生态平衡规律探索的生态建设理念，促进了正定生态实践发展，为改革开放初期正定县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基础。

二、“正定样本”县域治理战略的实践探索

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和“小康”战略目标，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在此国情下，1982年3月，习近平来到正定后，围绕基层党的建设、经济体制改革、要素优化配置、文物保护修复、城乡环境整治、群众增收致富等方面对县域治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践探索，构建了正定县域治理战略的“五位一体”布局，型塑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正定样本”，为正定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一）正定县域治理实践的根本保障：强化基层党的建设的引领作用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堡垒和根基，其运行状况和功能强弱直接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从学理上分析，党的建设主要通过政治保障、组织动员和社会价值等方面的功能引领县域治理。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工作在县域治理中的引领作用。1983年7月，一份关于全县党的基层组织状况的调查结果让他意识到党的建设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当时，正定“446个大队和社直党支部，只有173个坚持了组织活动，占38.8%；基本上没有活动的有34个，占7.6%”。针对此种情况，习近平先后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全县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把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谋划部署。

正定在推动党的建设工作方面先后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组织建设方面，把搞好领导班子自身建设、加强党员教育、发展新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作为县域党组织建设的战略举措。在全体党员中普遍开展“两学”“两做”活动，特别是针对农村基层干部队伍老化、工作能力差等问题，实施“青中选优”战略。习近平指出，“搞好农村基层班子建设，充分发挥它的职能作用，是搞好农村各项工作的保证”。二是作风建设方面，注重加强制度建设，出台“六项规定”，改进领导干部作风；注重改进工作方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工作真正落实；把提高效率作为降低成本的抓手，开展“效率月”活动，提高党政工作效率。三是纪律建设方面，一方面，认真解决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问题；另一方面，认真治理国家干部违规建房和分房、“农转非”和招工中违反政策拉关系、“走后门”安排子女亲友、违规吃喝等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以基层党的建设为核心的政治建设，为推进正定县域治理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二）正定县域治理实践的中心任务：创新经济体制改革，激活县域治理

推动县域治理必然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而经济体制是生产关系的核心部分。改革开放初期，习近平结合正定县情推出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举措，极大地解放了正定生产力。

一是发展“半城郊型”经济，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放在自身比较优势上。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支持并鼓励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正定毗邻河北省会石家庄，发展商品经济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习近平因地制宜地提出了“靠城吃饭”，走“半城郊型”经济的新路。正是依靠发展“半城郊型”经济，正定实现了不丢城、不误乡、利城富乡。

二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培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为给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在1984年举行的全县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正式提出“一包三改”注。在“一包三改”的激励下，正定电子元件厂、油泵油嘴厂、春光电器厂等一批企业起死回生，一批新技术和新产品涌现。其中，春光电器厂研制出的新型舞台灯光设备“彩色灯光声控器”在国内同行业领先，产品受到市场青睐。以“一包三改”为核心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提供了强大动力。

三是培育“外向型”经济，放眼全国谋划县域经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相对封闭，这与商品经济的“开放”属性相违背。对此，习近平为正定制定了“主攻石市，挤入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加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协作，打造更大、更开放的经济格局，从全国乃至国际层面去开拓市场、配置资源。通过培育“外向型”经济，正定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日益增强，推动了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四是提高土地增量，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改革开放初期，正定提出发展多种经营，但考虑到全县人多地少的矛盾比较突出，加之不能占用粮食耕地的问题，在经过谨慎全面的研判后，习近平提出开发县里成片的河滩地。1983年11月，正定召开全县安排今冬明春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开发两河滩，加快林果基地建设”，具体方向是建设速生丰产林、金丝小枣和水果基地，并试验推广粮果、粮桐、粮枣间作。这无疑为提高全县的土地供给发展多种经营提供了重要渠道。农业发展的出路在于提高技术含量，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习近平在部署全县农业工作时，向全县领导干部介绍了在西方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资格要求。为学习西方农业新技术，他率领石家庄地区玉米加工技术考察团于1985年赴美国参观机械化大农场，开始思考和谋划正定如何应用新技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

五是建设信息高地，高度关注信息在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还特别重视信息要素的价值。在他的组织下，正定建设了各级信息组织，形成了一个以县信息中心为中枢的“蛛网型”信息网络。另外，通过举办县级科技情报信息交流交易会，在推动县域信息建设的同时，也使正定逐步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科技信息技术集散地。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一系列经济建设举措，使正定1984年的全县经济实现了“九翻”“十超”，为正定县域治理提供了战略根本。

（三）正定县域治理实践的“第一资源”：通过引才、育才、用才优化人才资源配置

随着我国治理重心的不断下移，基层公共事务愈加复杂化、不确定及动态化，资源稀缺成为基层政府普遍面临的现实困境。[16]改革开放初期，正定通过对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撬动了县域社会建设。20世纪80年代初，正定总人口约45万，但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才仅有379名，人才不足成为制约正定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加之正定大多数企业和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科技人才和技术骨干力量不足的问题，有的甚至连正常生产、工作都无法维持。针对人才短缺问题，正定县委、县政府把引才、育才、用才作为发展县域经济的重大战略。

一是编制“人才九条”，打破旧有的人才引进工作模式。1983年3月，正定县委、县政府联合出台了《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广招贤才的九条措施》（又称“人才九条”），广泛招揽懂经营、会管理、有技术的各类人才。“人才九条”为正定搞好农业、搞活工业、搞大企业奠定了基础，仅在政策实施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有200多名人才落户正定。

二是求贤若渴引人才，以宽广的视野引才、育才、用才。习近平在正定提出了人才的“十二字真经”，即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重视中小学校舍建设、解决留村乒乓球业余体校教师待遇、夜访武宝信等正是这“十二字真经”的真实写照。

三是成立顾问团，面向全国招揽高端人才。在正定期间，习近平撰写了多封落款为“学生习近平”的信，寄给了全国10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很快，全国50多位专家诚然应聘，成为顾问团的首批成员，为解决正定县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提供了智力支持。

四是建立正定第一本“人才账”，优化配置各类人才。习近平认为，人各有志，士各有爱，要使他们处于最佳状态，必须择其长者而用之。为此，组织人员对2 300多名大中专毕业生学修专业、业务特长、工作经历、个人爱好等方面逐项摸底，分类汇总，登记造册，建立起正定第一本“人才账”。以人才资源优化配置为支点的社会建设，使正定很快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为正定县域治理提供了战略条件。

（四）正定县域治理实践的动力之源：活化历史文物、发挥塑形铸魂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为正定县域治理提供了文化涵养和智力支持。文物古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和修复文物古迹为县域治理提供了不竭动力。正定的历史源远流长，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十分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复，组织相关机构对全县文物进行了大普查，安排县文保所对正定的古建筑、文物、文化遗址划出保护范围，并设置了明显标志……正是这些高瞻远瞩的理念和决策，保护了正定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惠及了正定的发展。习近平对正定文物古迹的保护、利用和开发，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是“两个结合”在正定的生动写照。

具体而言，一是加强对正定古城墙的看管和保护，严防破坏城墙行为；二是组织修复隆兴寺、修建荣国府、保护老槐树等古树；三是修缮保护革命遗址，并将其开辟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四是组织编写《正定古今》，用历史事迹、爱国主义精神来激励广大青年热爱家乡、振兴正定；等等。在一系列政策的指导实施下，正定文物古迹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修复，逐步成为正定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县域治理的重要载体。

此外，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在战略位置，不拘一格选拔培养文化人才，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实施“文化兴县”“旅游兴县”，创下旅游业发展的“正定模式”，以改革的思路和创新的精神，探索出一条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新路子。离开正定后，习近平还给继任的县委书记致信，探讨如何进一步发展正定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文化旅游产业，并建议全县同志一定团结一致、统一思想，紧紧抓住文化旅游产业不放手，努力将其发展成正定县的支柱产业。以文物保护修复为重点的文化建设，为正定县域治理提供了战略灵魂。

（五）正定县域治理实践的前提基础：美化城乡环境，提升生态福祉

城乡环境整治是县域生态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是促进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够让城乡居民共享人居环境赋予的生态福祉。改革开放初期，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广泛开展。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度重视，体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也包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习近平在改善正定城乡环境方面提出了诸多措施。一是整治城乡卫生。以试点改造连茅圈为重点治理“脏乱差”问题，以整治公路晒粮为突破口开展精神文明路建设，以军民共建形式推动街道环境卫生活动。通过一系列的环境整治活动，正定城乡环境发生了巨变，1984年，在河北省城镇卫生竞赛评比中，正定以石家庄地区第一的排名赢得了省级优胜红旗。二是改善小学教学条件。下大力气解决群众反映的校舍破败问题，安排部署全县学校危房大普查，采取有力措施改善办学环境。最终，“全县筹集187万元，用于改善小学办学条件，修缮房屋1020间，共15000平方米，新置办桌椅板凳3000套”。有16个村还盖起了新教学楼，大大改善了小学整体办学条件。三是探索生态平衡规律。在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工作部署过程中，习近平强调，发展县域经济要对农工商各业进行综合研究和整体规划，考虑生态环境和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城乡环境整治为抓手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了正定的精神文明状态和精神文明形象，改善了正定县域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意识，打造了正定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软环境”和“硬环境”，正定被评为全国生态示范县，为正定的县域治理提供了战略基础。

三、“正定样本”的鲜明特质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理念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

“正定样本”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和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县域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实践性、创新性和系统性。这些鲜明特质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理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脉相承、互为一体，之后在习近平地方治理实践中得到不断彰显和完善，最终发展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坚持人民性：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为此，从政伊始，习近平县域治理实践探索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面对人民的呼声，习近平义无反顾地向上级反映购粮负担过重的问题，率先在河北推行大包干改革，开启了大刀阔斧推进县域改革的历史。他将“人民至上”融入百姓日常琐事，如解决群众卖奶难卖菜难问题，帮助黄石两姐妹补火车票等；将民生建设置于日常工作重要位置，如顶住压力减征购，试点改造连茅圈，组织修缮小学校舍等，“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情于民”。在正定县域治理实践探索中，习近平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县域治理主体力量，认为“改革戏必须大家唱”；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县域治理发展的受益者，认为改革就是为了“让群众过上好日子”。这些都是党的群众路线“县域治理为了人民，县域治理发展依靠人民，县域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县域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体现，真正践行了县域治理要不断实现全县人民利益最大化、促进全县人民全面发展的伟大治理实践创举。

“正定样本”的人民性鲜明特质，之后始终贯穿在习近平治市治省的地方治理实践之中。在福建宁德，他认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在浙江，他把依靠人民与造福人民有机融合起来，提出了实现浙江全面小康的“八八战略”。党的十八大以后，“人民性”一直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实践之中，并上升为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坚持人民至上”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和阐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鲜明的价值底色。

（二）坚持实践性：到基层寻求“源头活水”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系统地论述了科学的实践观，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观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只有立足于实践，才能深刻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要求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要想改变世界，就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将正定实践的客观物质性、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统一起来，践行“到基层寻求‘源头活水’”，不仅在县委出台的“六项规定”中要求县委班子形成调查研究的作风，而且身体力行进村入户、访贫问苦。在《习近平在正定》采访实录中，有很多同志深情回忆，他注重调查研究，寻找问题、解决问题，为此经常骑自行车下乡，随走随看，遇到群众就聊家常。“当时正定县有25个乡镇、222个村，近平同志骑着自行车跑了不止一遍。”正是他立足正定实践，积极了解正定实践，全面考察正定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准确把握正定县域治理的实践方向，才有力推动了正定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

“正定样本”的实践性鲜明特质，之后始终贯穿在习近平治市治省的地方治理实践之中。在福建，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用脚丈量八闽大地。在浙江，他深入浙江11个地市，开展了细致的调查研究，构建部署了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方面举措的“八八战略”。党的十八大以后，坚持实践性原则发展为以问题为导向的治理方法，始终贯穿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各领域、各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坚持问题导向”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历史和实践证明，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品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风格”，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突出特点。

（三）坚持创新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立结合，“真刀真枪干一场”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同时，提供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即创新。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破解时代课题中的具体应用，因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改革开放作为体制机制的重大创新，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也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习近平在正定期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立结合，践行了“真刀真枪干一场”。他提出“半城郊型”经济、“外向型”经济等创新发展战略，提出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的“人才九条”发展措施，提出以文物古迹修护、开发和保护为牵引带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的模式，提出正定可能成为“北斗七星经济区”的区域发展战略，都是创新性思维和创新性理念在地方治理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极大地促进了正定县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大大提升了正定县域治理效能。

“正定样本”的创新性鲜明特质，之后始终贯穿在习近平治市治省的地方治理实践之中。在福州，他“妥善处理‘古与今’的关系，平衡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强调“城市的灵魂在于其独特的个性和文化品格”，提出以文化发展激发城市内生动力，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在浙江，他认为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将是浙江迈向新发展阶段的根本动力，并在浙江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上提出进一步完善浙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创新性发展为守正创新的治理原则，始终贯穿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各领域、各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守正创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守正创新的治理原则经过历史检验和实践淬炼，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最鲜明的标识。

（四）坚持系统性：将正定发展的思路进行战略大调整

“马克思从社会生产实践出发，把人类社会理解为复杂的大系统。在人类社会的大系统中，包含环境系统、人口系统、生产力系统、生产关系系统、上层建筑系统等子系统，在这些子系统中又包含其自身的子系统。在这些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矛盾运动，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习近平提出“将正定发展的思路进行战略大调整”，把整个县域治理作为一个大的系统进行全面性整体性的战略构建，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核心战略要素完整配置。同时，各战略要素之间又层次分明，环环相扣，“在宏观战略指导下研究自己的微观战略，在全局发展战略基础上研究局部的发展战略”，体现了系统由宏观到微观、从全局到局部、从重点到一般的特点。其中，紧紧围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来发展正定这个鲜明战略主题，同时注重加强和完善县域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各子系统的要素和结构配置优化，包括从强调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对农工商各业进行综合研究和整体规划”“站在战略高度切实建立三个体系”“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建设科学化生活的现代农村”等几个方面进行战略部署。注重社会建设中的人才工作。习近平专门作了《人才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不可估量》的讲话，强调社会建设对经济建设的作用与反作用，实现了县域治理战略体系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及其他层面创新，极大促进了正定县域治理的全面发展。

“正定样本”的系统性鲜明特质，之后始终贯穿在习近平治市治省的地方治理实践之中。在宁德的扶贫治理实践中，他系统谋划扶贫工作，指出扶贫工作应该是思想扶贫、经济扶贫、生态扶贫和党建扶贫“四位一体”的系统合力实践。在浙江，他提出“八八战略”，强调此战略并非八个优势与八个措施的简单叠加，也非各个战略孤立地排列组合，而是以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宏大视野作出的系统性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领导推进各领域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谋划，强调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提出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坚持系统观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系统思维经过历史检验和实践淬炼，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最鲜明的特质。

四、结语

治大国如烹小鲜。大政出于小县，小县是个大系统，“烹小鲜”也是个系统工程。“正定样本”县域治理战略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及其中国化内容为理论基石，以对当时的国情和县情回应为现实依据，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和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县域治理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正定样本”县域治理战略布局与新时代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一脉相承，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源头。“正定样本”蕴含的人民性、实践性、创新性、系统性的鲜明特质，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理念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理念的形成提供了战略底色、价值底色与方法论底色，之后在习近平从市域到省域地方治理实践中得以不断彰显和完善，最终发展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坚持问题导向的治理方法，坚持守正创新的治理原则，坚持系统观念的治理思维，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才能完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战略任务。

（本文发表于《治理现代化研究》2025年第3期，有删节。作者简介：徐颖，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孟庆云，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一级巡视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