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杰：提升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确保能源资源安全”“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是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保障粮食安全、能源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近年来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部署保障能源资源安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稳定性的有关工作。其中，2021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审议《国家安全战略（2021-2025年）》时明确提出，要确保能源矿产安全。这是我国首次把矿产安全和能源安全并列，首次把矿产安全纳入到国家总体安全观范畴，矿产安全首次上升到国家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具体到矿产资源行业，指出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规划管控，提升储备安全保障能力。可见，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间，确保矿产资源安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关键矿产资源是支撑战略性关键产业以及国防军事需求的原材料，在促进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保障国家安全、推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工业革命以来，关键矿产资源一直都是世界各国博弈的焦点，在碳中和愿景下关键矿产资源的功能作用进一步凸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地缘政治、科技革命、贸易摩擦等各类复杂因素交织影响下，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面临诸多风险挑战，亟待提升其韧性和安全水平。

增强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

自主可控是提升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内在要求。要推动关键矿产资源由“依赖进口，进口集中”向“以我为主，适度进口，扩大来源”转变，增强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把矿产资源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一是增强关键矿产资源国内供给保障能力。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镍、钴、铁、锂等关键矿产资源特别是紧缺矿产，集中全国矿业领域产学研优势力量开展新一轮“找矿行动”。尤其要支持企业加大矿产资源勘查投入力度，通过设立专项资金等形式鼓励企业在原有矿山开展深部和边部找矿，同时支持企业投资开发新型绿色矿山。二是提高关键矿产资源国外供给保障水平。鼓励我国矿业企业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国外市场”，大胆“走出去”参与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国际矿产品投资合作，通过收购矿权、绿地投资、合资开放、参股控股等方式参与关键矿产资源全产业链国际合作，增强海外关键矿产资源自主开发和持续供应能力。

推动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融合发展

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融合发展是提升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关键举措。一是聚焦关键矿产资源创新链痛点实施产业链供应链突围。从关键矿产资源下游原材料和终端产品“卡脖子”技术入手，打破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垄断，突破关键原材料专利壁垒，推动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将初级原材料加工成高附加值的终端应用产品，彻底打破我国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出口初级产品、进口优质加工产品”的不利格局，实现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突围。二是围绕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推动创新链赶超。针对我国关键矿产资源供应链“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不利局面，在关键矿产资源找矿勘查以及开采技术设备和装备、材料深度提纯、矿产资源二次开发利用等方面，通过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创新联合体等方式，加强关键矿产资源自主研发能力，研发成本更低、更环保的关键核心技术，为我国关键矿产资源创新链塑造新优势。

推动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提升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必由之路。一是构建关键矿产资源行业“产业互联网”平台。在关键矿产资源行业领域，分行业开展“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深度融合政府侧和市场侧，积极贯通生产端和消费端，全面整合金融产品、高级人才、先进技术、惠企政策等创新资源，为矿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精准高效服务。二是加速矿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针对矿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不想转、不愿转、不会转”的难题，加大财政对矿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以政府采购方式为矿业企业提供诊断咨询服务、数字化改造解决方案。三是推进关键矿产资源行业“循数治理”。基于关键矿产资源行业“产业互联网”平台大数据，推进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预警，构建从应急响应到应急保障到后期处置的机制，及时对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关键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本文原刊《河北经济日报》，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严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