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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春香:诗歌的革命化与大众化

2022-03-10 11:01  
《晋察冀日报》是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中重要的抗战武器和思想卫士,同时也是边区群众的喉舌与思想武器,刊发的诗歌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建设作出特殊贡献。《晋察冀日报》共刊发诗歌420余首,其中抗日战争时期约240首,解放战争时期约180首。绝大多数为白话诗,只有20余首格律诗。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刊发诗歌122首,绝大多数是白话诗。商燕虹就指出,这些诗歌具有“鲜明的战斗风采、饱满的战斗热情、浓厚的生活气息、淳朴简洁的语言和形式”形成了其独特的风格。
《晋察冀日报》诗歌的发展变化与当时的战争局势密切相关,主要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刊至抗战胜利,主要以《海燕》《老百姓》《文化界》《晋察冀艺术》《子弟兵》等文艺性副刊为阵地,目的在于统一抗战思想、提升抗战胜利的信心,推广抗战文艺。第二个阶段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主要以《晋察冀日报》第四版和《每周增刊》《副刊》等为阵地,以1945年以后到达张家口的作家,如田间、孙犁、林采、红杨树魏巍)、蔡其矫、艾青、萧三、钱丹辉等人为主,他们的作品提升了《晋察冀日报》诗歌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的诗歌主要集中在1946年6月至1948年5月之间,其特点大体与《晋察冀日报》解放战争期间的诗歌一致。综观《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中的诗歌,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首先,从内容和题材来说,是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军民斗争生活的真实写照,鲜明的战斗性和大众化贯穿始终。无论对日寇暴行的控诉,还是对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的歌颂,抑或号召农民多开荒多打粮、军工多造手榴弹,宣传破坏铁路、开展交通战,鼓励上冬学识字班、讴歌民主生活,提倡妇女解放,赞扬儿童站岗放哨,批评懒汉、痛斥封建老顽固,等等,军民战斗生活的诸多内容都跳跃在诗人们笔下,极富战斗性、现实性和鼓动性。比如《英雄的死之歌——纪念李子文同志》,诗人既沉痛又充满激情地讴歌勇士:“你的死震动我的心灵……别人都安全的撤退了,而你却以碎裂的肢体躺卧在山间,你以你自己的死救活了你的亲爱的同志……这是在战争中的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典型的死法。”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涌现出众多感人的参军场景,曼陀《送我哥哥去当兵》、史轮《全家打狼》等都是此类作品。边区人民不仅把自己的亲人送上战场,还把仅有的食物捧出来慰劳战士们,如《韩老头慰劳八路军》《同志!这是点小意思》。
其次,这些诗歌在形式方面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出现了街头诗、岩壁诗、枪杆诗、传单诗、故事诗、叙事诗、配画诗、民谣、歌谣、童谣、山歌等多种体裁形式。街头诗始于延安,却在晋察冀得到了蓬勃发展。“田间、邵子南等诗人创作了大批街头诗,如田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中国人不唱和调》《坚壁》《义勇军》《多一些》《呵,游击司令》《反对枪口对内》《打倒投降派》,邵子南《投降的家伙的想法》《投降的家伙的样子》《投降的家伙和我们》等。街头诗短小、精悍、明快,把口号宣传诗歌化,在动员群众、慰劳战士、打倒敌人方面作用显著。”
故事诗也是晋察冀诗人和文艺工作者的一个创造。故事诗一般都有一定的故事情节,篇幅比较长,通过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人的几件事描写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故事,歌颂英雄和模范人物,乡土气息浓郁,深受晋察冀人民喜爱。如艾青《吴满有》、孙犁《大小麦粒》都是流传和影响比较广的故事诗。而小叙事诗则往往以瞬间的形象和短暂的场景来突显人物的精神风貌,结构严谨,纪实性强。如田间《山中》记述了贺龙指挥陈庄歼灭战的事迹,全诗只有14行,却很好地将叙事与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诗人们还借用河北歌谣创作出一批新歌谣,宣传革命思想,如林采《叫亲日派滚蛋》《跟着共产党向前走》《反对懒老婆小调》《我们要唱焦全英》等。焦全英是平山县的女劳动英雄,林采创作的《我们要唱焦全英》,用民间歌谣的形式,歌颂她的模范光荣事迹,这首歌谣后被李劫夫谱成歌曲,在晋察冀边区广泛传唱。而《老百姓》《子弟兵》等副刊刊发的普通百姓和战士的作品,也大多采用民谣、顺口溜方式写成,贴近百姓生活,通俗易懂,如黑仔《哥哥上前方》、苏田《我的爸爸去当兵》、小鲁《加紧春耕》等。
再次,这些诗歌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一种悲壮与崇高相辉映、粗犷与优美相交织的美学特征。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的军民们用枪炮创造着新世界,诗人们则用真率质朴的笔触讴歌时代、军队和人民。他们以真挚强烈的爱国情感,在生活中汲取诗情,使这些诗歌既有鲜明的战斗色彩和饱满的革命激情,又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气息,形成了独特的美学特征。而在语言方面,因当时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知识水平较低,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民不识字,所以“办老百姓自己的报纸”的《老百姓》副刊,不但采用图文结合的报道手法可让百姓看得懂、读得懂,而且诗歌语言非常通俗,富于地方特色,题目也都通俗易懂,如《蒋委员长打算好了》《给我个》《全家打狼》《这算盘打得过》《这把子“保安队”》《打呀打》《不当伪军》《月亮地》《大傻瓜》等即是如此。
(本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 马春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