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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金忠:“河朔故事”研究的社会学转向

2022-01-13 11:2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为唐代典型的割据型藩镇,河朔藩镇在唐代诸藩镇中最受重视,甚至一度被作为唐代藩镇之代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该研究成果甚丰,其中既有对河朔藩镇的整体研究,也有对某个藩镇的个案研究,涉及河朔藩镇与中央关系、军事组织体制、思想文化分界、民族构成、人口流动等诸多方面。

进入新世纪后,河朔藩镇研究渐趋消沉,这既与整个唐代藩镇研究式微不振的研究氛围有关,也由于河朔藩镇研究自身的特点。除了唐后期河北资料匮乏原因之外,研究方法和视角的陈旧或许更为关键。经过本世纪初的一度冷寂后,近些年以安史之乱和藩镇为中心的河朔问题重新成为学界研究热点,涌现出如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王炳文《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等一系列专著。立足河朔藩镇本身,是此时期该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致力于摆脱正统史观桎梏,多学科交叉、新的角度使这些研究呈现出新的学术视野,使河朔藩镇这个“老”课题重新迸发活力。《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张天虹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3月版)吸纳英语、日语世界的研究成果,显示出较强的国际视野,特别是借鉴社会学的方法令人印象深刻。

核心议题:社会流动

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下,由于户籍管理制度和身份等级制度,人口流动被严格控制,有学者称之为“封闭型社会”,故社会流动一直以来似乎是近现代社会专有的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对科举制与中国社会流动的探讨蔚然兴起,如潘光旦和费孝通的著名论文《科举与社会流动》,主要关注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的推动作用。近年来,研究时段进一步提前,其关注点也不仅限于科举制,有的学者乃至关注秦汉时期的社会流动问题(如薛志清《秦汉社会流动研究》)。诚然,在历史研究中,以社会流动为视角并非该书作者首创,但将社会流动引入河朔藩镇研究,并将其作为核心议题加以系统全面阐释,该书作者可算作第一人。

河朔藩镇社会的特质,一向是史学界关注的焦点。陈寅恪先生认为,河朔藩镇独立之团体,显著区别于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虽然这一强调河朔社会独立性和封闭性的观点,已被一些学者质疑,但河朔社会与唐朝政府以及顺地藩镇间存在一定的区隔及隔阂,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或许正考虑到此方面因素,该书关于社会流动的阐述,主要探讨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的流动,并将其界定为:河朔藩镇的构成及其成员内部的等级升降情况;看其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从“凡庶”中吸收“新血”,而相应地淡化空间中的流动;对于空间的流动,也将其与社会等级和分层的变化联系起来,不单独强调空间上的变动。

研究对象:代际仕宦升降

陈寅恪先生主要从种族与文化两端彰显河朔社会的特殊性,特别是他提出的“统治阶级升降”,实际上已涉及社会流动的问题,他敏锐指出河朔的社会流动机制有别于唐朝政府控制的顺地。另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升温,对河朔藩镇社会史的研究蔚然兴起,如使府僚佐迁转研究、人口流动研究等,但这些均非严格的社会学研究,还是运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只不过是借用了社会学的议题。

该书探讨河朔藩镇的社会流动,以被研究者代际的仕宦升降为主要研究对象。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和第二章为唐五代河朔藩镇社会流动的背景介绍。由于科学划分阶层是研究社会流动的理论前提,作者在第一章首先对唐代的流内官依据官品大致划分等级。第二章对河朔藩镇内部的官僚等级作了大致划分。第三至六章为全书主体,探讨了社会流动视野下的“河朔故事”、河朔藩镇的“统治阶级升降”,在总体研究之外,还以“北走河朔”的士人为个案进行研究,探讨了影响社会流动的诸多因素。

研究方法:规范的量化分析

该书社会学转向的另一特色是量化分析,这也是该书在河朔藩镇社会流动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方面。统计的前提是社会调查,以获取所要分析的全部信息,但很难获取到中古史人物资料全方位的信息,故在量化方面存在着天然的短板。如何解决此问题,在资料上获取突破成为量化的关键。作者借助气贺泽保规《新编唐代墓志所在综合目录》和两本工具书,汇集了该书需要的大部分墓志。其次是地上的碑刻和题记资料。共搜集整理属于中晚唐五代初期河朔藩镇的各种碑志300多方(通),对之逐个分析考证,最后遴选出翔实可靠的252方(通),从而获得可资利用的样本。

以前的社会史研究主要是质性的描述性研究,主要是举例式的(即所谓“选精”法和“集粹”法),在论证中貌似有一定的资料支撑,但实际上往往流于以蠡测海,以偏概全。该书在掌握大量资料并仔细甄别的基础上进行量化研究。规范的量化研究主要得益于作者的经济学背景。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可议和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例如,关于河朔藩镇中的族群及“胡化”“汉化”问题,几乎未有着墨;只关注了“北走河朔”的士人,而对于从河朔藩镇流动到顺地的政治精英则未做追踪;另外,在量化方面,有表而无图,如果有图则会更加直观。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河北学刊杂志社  冯金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