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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春秒: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融入基层治理的可行路径

2023-03-07 09:11   来源:现代试听

问政类节目主要指依托广电及新媒体平台,政府官员、公众、媒体及利益相关方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围绕社会公共议题展开交流互动的节目类型,主要包括“监督类”和“议政类”等。其宗旨或理想愿景是发挥媒体社会功能,促进干部工作作风改进和政府部门工作效率提升,架起群众与政府之间的“连心桥”,从而助力构建服务型政府,达到优化基层治理的目的。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基座。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发生在基层、发酵于基层,处理得好可以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处理不好无事可能生出事来、小事可能演变成大事。县级融媒体中心办好问政节目有助于及时倾听民声、收集民意,找准查实基层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为地方党委政府精准有效服务群众提供依据,也有助于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有效避免负面舆情事件的发生。本文对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融入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原因以及进路展开研究。

一、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融入基层治理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在融入基层、服务民生中创新求变、不断探索。浙江省长兴县融媒体中心《直击问政》、河南省项城市融媒体中心《电视问政》、江苏省邳州市融媒体中心《政风热线》、山东省五莲县融媒体中心《问政五莲》、河北省定州市融媒体中心《问政定州》、安徽省泗县融媒体中心《问政面对面》、河北省内丘县融媒体中心《百姓问政》、山西省芮城县融媒体中心《电视问政》等,积累了一些值得肯定的问政经验。然而,从总体来看,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良莠不齐,在群众中拥有高知名度的品牌节目相对较少,有些问政类节目简单应付、反响平平或者仅做了两三期便不再更新。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在有机融入基层治理、高效服务社会民生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问政议题多而广,但民意收集显不足

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的主题大多围绕当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展开。比如,山西省芮城县融媒体中心围绕“项目建设年”的中心工作来问政,直面项目建设中的问题,深度跟进项目建设,助推高质量发展;湖北省竹溪县融媒体中心《百姓问政》2022年首场节目便以“突围九问”为主题,聚焦党员干部队伍如何大兴真抓实干之风。同时,一些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在民意搜集方面不断探索,比如安徽省枞阳县融媒体中心搭建的“枞情民意”问政平台,充分整合融媒资源,在枞阳电视台微信号和微博账号、枞阳在线微信公众号、枞阳在线视频号、枞阳在线抖音号等平台全部开设“枞情民意”专栏,全渠道收集民意诉求。河北省内丘县融媒体中心《百姓问政》面向全县309个村和社区选拔招募460名“百姓代言人”,广泛征集群众意见。

但是,由于多数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对问政线索的征集主要集中于自有渠道,与政府部门便民服务热线没有实现信息共享,较难全面掌握民声,无法精准感知民意诉求,导致问政类节目播出的很多内容不是群众想看的,而群众急切盼望解决的民生难题却难以被节目所关注。

(二)规范建设不断加强,但问题解决难深入

为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的品牌化建设,各区县融媒体中心不断规范问政流程,强化组织保障。河北省定州市融媒体中心《问政定州》建立“1+7”工作方案,涵盖谋划、选题、录制、交办、督办、公示等全流程,对工作步骤、方法措施等进行逐环节细化,制定督查问责、网络调查等组织过程中的制度文件,不断健全问政制度体系。江苏省邳州市融媒体中心《政风热线》要求“一把手做客直播间”。湖南省宁远县融媒体中心的《问政面对面》由县委书记亲自主抓,要求县委领导、县直单位、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接受问政单位的班子成员及相关负责人等必须到节目录制现场。河北省定州市《问政定州》由“工作专班”调度,各小组分工合作,为问政常态化、规范化运行提供了组织保障。

但是,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节目多以监督类问政为主。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基层的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上多为同级监督。在面对百姓反映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问题时,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往往顾虑重重、畏难退缩。于是,有的节目秉持“老好人”的心态来问政,主持人面向职能部门问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做些表面文章。问政节目触及问题不深入,则难以深刻检视问题,更遑论推动问题解决。

(三)辣味问政受追捧,但可持续发展难保证

有的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在当地主要领导的强力支持下充满“辣味”,主持人提问尖锐、不留情面,县域职能部门公职人员每每参加节目都“如临大考”,甚至在镜头前窘态百出。这类节目往往在问政前通过暗访视频、抓拍、录音、采访同期声等形式取得证据链,以提升节目冲击力。在问政过程中,主持人紧盯部门体制机制、工作作风、思想根源等深层次问题发问。例如,四川省旺苍县融媒体中心的《问政旺苍》节目在对该县垃圾分类基础设施管理和人防工程建设中存在的不担当、工作推诿、浮于表面等突出问题问政时,主持人以“作为行业主管部门,你们就真的是一建了之,当甩手掌柜了吗?”“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今这种层层漏审漏批的局面?”等辛辣发问。

但是,当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过于依赖主要领导支持制作节目内容,过于强调通过提升节目辣味引起群众观看,而没有形成制度化、常态化的工作机制保证节目良性运行,没有与当地群众形成良好互动,节目的可持续性就很难确定。

二、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较难融入基层治理的原因分析

有调查研究发现,在国内243个问政节目中,有197个明确由政府部门主办,即问政类节目主要是在政府部门的直接指示或受命下产生的,媒体组织往往扮演的是中介或协作的角色。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的开办、策划、采制、拍摄、播放、回馈等过程中的可为空间是有限度的,它需要基于行政部门的指示、县域现有治理框架与政治生态、县域群众参与治理的能力及习惯、自身媒介软硬件与职责素养等开展工作。也正是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这种被动处境,使得问政类节目在实践中面临政治逻辑与媒介逻辑的严重失衡,前者绝对主导、后者绝对边缘,造成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在融入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困难重重。具体来说,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联动机制不健全致使民意感知能力弱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基层群众反映工作生活中的各种难题的渠道不断多元化。例如,很多地方政府部门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号等渠道接收群众反馈问题。然而,我国多数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尚未与这些问政资源进行深度融合。同时,县级融媒体中心主要依赖财政拨款,舆论监督能力整体孱弱,在新媒体的强烈冲击下,社会连接功能普遍不理想,因此基层群众往往将意愿诉诸上级问政平台或网络空间,而较少通过县级融媒体中心这一渠道反映问题。这些因素都直接导致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民意感知能力较弱。

(二)保障机制不健全影响问政效力

由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问政类节目能做的多是同级监督,这在我国具体行政语境中存在较大难度。哪一类选题可以在问政节目中出现、采访曝光到什么程度等,这些表面上应该由县级融媒体中心来把握的问题,往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主管部门甚至是地方主要领导的支持力度。由于不同部门、不同领导对问政类节目重要性的认识及重视程度不同,造成了问政类节目在检视、问责、督办问题效果上的千差万别。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多数由纪委、综治办等部门牵头开办,如果地方党委政府领导对这类节目不重视,或者对节目效果不做硬性要求,那么问政类节目也往往效果甚微。

(三)自我定位有问题造成社会反响欠佳

在具体实践中,有些县级融媒体中心对问政类节目的定位存在偏差,不是以能否真正推动问题解决、服务社会民生为宗旨,而是将领导干部、公职人员作为目标受众,对基层群众的重视程度不够。在传播平台选择、制播频率、场景搭建、群众观看与参与等方面不求创新,缺乏与当地群众的连接与互动,因而很难引起群众的关注与支持,社会反响平平。

三、平衡好政治逻辑与媒介逻辑:县级融媒体问政类节目融入基层治理的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立场也是基层治理工作与新闻工作的共同立场。积极构建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民生服务长效机制,是其有机融入基层治理的根本路径。问政类节目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为民问政,从而使县级融媒体中心真正服务人民、团结人民、凝聚人民。要实现这一目标,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建立基于数据共享的县域民意收集机制,引导问政类节目平台化发展

一是推动融媒体与政务平台数据共享。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平台优势,通过政策层面和技术手段打通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县级政务平台、问政平台等民意收集渠道和群众投诉受理平台的数据端口,实现数据共享,全方位了解、感知群众诉求。二是引导问政类节目平台化发展。当前,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基层群众获取信息、感知世界、文化消费、表达诉求与维权求助的主渠道。县级融媒体中心要通过引导问政类节目平台化发展,有力打造县域“舆情蓄水池”和“民情聚合地”。

(二)建立直接问政、迅速整改的问政落实机制,提升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问政实效

一是聚焦矛盾痛点,找准关键症结。问政类节目要坚持问题导向,既要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又要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放在首位,找出地方工作大局与群众具体关切之间的接合点精准问政。例如,《问政定州》通过邀请对全市重点工作安排部署、相关工作政策及群众急难愁盼等有深入了解的市委办副主任做主持人,保证了问政的锐度和精准度。二是建立工作机制,迅速整改落实。问政类节目所涉及的问题往往需多方协调联动方能解决,这需要县级融媒体中心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与相关职能部门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助力相关部门理顺工作流程,制定整改方案,确保问政出真招、见实效。

(三)建立数字赋能、广泛连接的问政类节目宣传推广机制,实现民生服务便捷化、常态化

一是开辟、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客户端问政功能。推进群众上网投诉、职能部门网上回应、线下督导办理和网上办结回馈等环节的有效衔接,搭建起全新的群众“指端问政”、部门“移动理政”形式,实现全平台互通、全天候互动、全媒体问政,为县级党政部门强化互联网思维提供新平台。二是利用微信群矩阵、短视频、流动直播间等广泛连接群众。吸引基层百姓关注并深入参与是问政类节目走深走实的关键。为此,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将问政类节目预告、线索征集、直播链接及问政办结和进展情况等,面向县域乡镇、社区、行政村等广泛宣传推广;通过对节目精彩片段碎片化、网络化、社交化传播提升群众触达率;通过问政直播间进社区、下车间、进广场、入乡村等,实现“问政现场”与基层百姓的广泛连接。

(四)由监督问政向公共协商提档升级,积极引导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的最终目的是在反映百姓诉求的基础上,既要把老百姓追求公平正义、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愿望实现好,还要把党和政府针对民声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行动传递出来,做好凝聚社会“最大公约数”的工作。为此,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应逐渐从监督问政转向,积极搭建推动民生问题解决的公共协商平台。一是构建“共同体”场景。监督类问政节目在媒介逻辑上强调的是事后问责,而构建“共同体”场景则追求以前置的建设性减少问题的出现。比如,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问政类节目可以围绕县域高质量发展、文化传承、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等广泛征集民意,开展求计问策,以汇聚民智、激发民力等。二是推进多元协商。县级融媒体中心问政类节目还可以围绕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难点、热点问题,邀请职能部门管理者、县域群众、各行业代表、专家学者等各方充分沟通,推动官方与民间舆论的同频共振,增进干群理解与互信,协力促进问题的解决。


(本文原刊《现代视听》2022年12期,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韩春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