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通 丁钰津：建党前李大钊与邓培社团活动比较研究

 今年是李大钊英勇就义95周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培是中国工人运动杰出政治家，是铁路工人运动的先驱。二人一生功勋卓越，社团活动尤其丰富，且在五四运动后逐渐联合起来，共同为革命事业而奋斗。通过社团活动，他们忘我的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在近代中国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直到1927年，他们先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宝贵的生命。相较而言，李大钊的社团活动起点比较高，社团组织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活动内容丰富；邓培的社团活动起点较低，社团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相对单一。研究李大钊、邓培的社团活动，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近代中国社团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并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在的路径选择。

五四运动前李大钊与邓培的社团活动

受社会经历等多种因素制约和影响，李大钊和邓培的社团活动内容各有其复杂性，社团类型与起点也不尽相同。五四运动爆发后，邓培的社团活动不断蜕变，他们的社团活动才逐渐趋近，在建立党团组织的过程中，逐渐地殊途同归。下面主要探讨他们在建党前的社团活动，并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新文化运动前，李大钊处于求学时期，社团活动类型集中在知识分子参加的新式社团上。李大钊1909年曾在直隶实业研究会任书记员一职。1910年11月，李大钊被同学推举为请愿代表参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罢课活动，率领全校学生参加天津学生集会和游行。1912年，李大钊参加了北方共和会。同年秋，李大钊与郁嶷共同出任北洋法政学会第二期编辑部部长，筹办了《言治》月刊，并第一次在社团活动中发挥骨干作用。同年冬，李大钊去北京为《言治》争取指导和支持时结识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的负责人陈翼龙，后由曹百善介绍加入中国社会党，顾颉刚回忆也能够证明这一点。1913年，李大钊与郭须静共同主持成立了中国社会党天津党支部。从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毕业后，李大钊加入了进步党人创办的《法言报》编辑部。1913年底，李大钊赴日本留学。1915年，李大钊参加中国留日会学生总会，负责编写进步文章。1916年，李大钊参加了神州学会、中国财政经济学会、《晨钟报》编辑部。1917年，李大钊参加了《甲寅》编辑部。

李大钊参加的社团活动都是比较规范、严谨的近代新式社团，除去知识类社团外，李大钊还参加了具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爱国社团，他在其中多有职务，初步积累了社团活动的经验。参加社团实践为李大钊接触新思想、抒发自己的救国观点提供了平台，这奠定了他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基础。李大钊也通过社团活动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邓培的社团活动受其工人身份限制，较为单一。邓培1900年考入北洋官铁路局唐山修理厂（1907年后改名为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为反抗资本家的压迫，邓培最初与工友们“磨洋工”，后团结周围广东籍工友，组建了广东帮。这是一个同乡会性质的旧式帮口，邓培被公推为首领。邓培为扩大广东帮的影响力，与包工头、富商控制下的唐山广东会馆和广东同乡会建立了联系，并在广东会馆中担任职务，这为邓培结识当时有识之士及唐山各界代表提供了便利。

唐山广东会馆曾接待来唐进行社会考察的孙中山。孙中山首次来唐，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孙中山同情当时工人的处境，他说：“只有推翻清王朝，我们工人才可以翻身；只有打倒清王朝，才能解放工人。”邓培进厂工作后，经常聆听工友传诵孙中山的这次演讲和革命事迹，这为他后续加入同盟会做了铺垫。辛亥革命后，邓培受上海工界影响，于1912年成立了唐山工党，斗争形式主要是原始的反停工斗争，并发表了《唐山工党宣言书》。宣言书在维护工人生活权益的基础上，提出“主持工界参政”，并开始探讨“促进工业发达”等问题。王士立指出，唐山工党虽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工人群众团体，未提出明确的政治目标，也未涉及阶级斗争问题，但它是唐山近代工会的萌芽。同年8月，唐山工党加入中华民国工党。中华民国工党主张“慎重、稳健”地开展工人运动，这并不符合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再加上内部矛盾频发，唐山制造厂中部分职员另单独组织了旅唐粤人工界团体会，即华民工党，邓培任理事。华民工党的总务设在唐山，总部却在北京，目的是发展为全国性质的工党。辛亥革命后的工会团体数量虽然增多，但参加者阶级成分复杂，大都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工人阶级分子难以进入社团领导层，权利的诉求受到了压制。华民工党也是如此，成分复杂、力量单薄，又常受到唐山工党的攻击，被迫于1913年宣告解散。

五四运动前，邓培经历了建立帮会到组织“工党”的社团活动历程。这些社团实践虽团结了部分工人群众，维护了工人阶级的部分权益，但均以失败告终，这迫使邓培思考“工党”失败的原因是工人阶级仍未团结起来。也正是这些社团活动的锤炼，促使他的斗争意识由个人、小团体上升到了国家，并将单纯的小团体的经济斗争与反帝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迈出了由铁路工人向中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转变的第一步。

新文化运动前，尚在求学的李大钊与身为工人的邓培虽都在社团活动中发挥过骨干作用，但社团活动有根本不同。邓培的社团活动经历了从旧式帮口到新式松散社团的过渡，即成立广东帮到组建华民工党。但以上社团均没有提出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明确要求，且对造成工人惨状的根源认识模糊，斗争方式单一，受地域限制活动范围较小。这并不能苛责于邓培，“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工人阶级队伍中不能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而必须通过灌输的方式进入到工人当中。邓培通过社团活动扩大了知名度，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思想“灌输”提供了可能。李大钊的社团活动完成了从思想文化类社团特别是学术性社团到政治性社团的演变。在爱国思想的影响下，李大钊通过社团接触到了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思想、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等。李大钊的社团活动多以撰写文章为主，通过报刊的传播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为后期社团活动奠定了群众基础。此外，二人都与同盟会有一定联系，且向往中国的民主共和。邓培直接加入了同盟会，李大钊则关注并支持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与邓培的社团活动

从五四运动开始，李大钊和邓培的社团活动都处在转型时期，二人通过一些以社团为阵地发动的革命事业产生了联系。完成了新式社团活动向现代政党活动转型的李大钊，是那一代先进知识分子转型的典型代表，他们逐渐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学生们受李大钊“把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气”的思想影响，将唐山产业工人视为一支重要的斗争力量。邓培的社团活动受其影响也完成了蜕变，经历了由旧式运动到新式社团再到现代政党活动的转型。在这影响下，唐山工运由自发斗争转为自觉斗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力地推动中国铁路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二人虽一开始奋斗目标不同，但通过社团实践，殊途同归，共同推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 

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其个人才能不断显现。他利用社团活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大声呼吁青年知识分子要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开展革命工作。在李大钊的号召和影响下，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秉持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理念开始到各地进行社会调查，产业工人相对集中的唐山成为第一个调查对象，邓培就是在此时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公开翻译刊印了大量马克思主义书籍，大力支持支援唐山工人的罢工斗争，为在唐山建立早期党组织奠定了思想与阶级基础。

同时，李大钊不仅是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等社团组织的发起人，也是领导者。李大钊虽然活跃在社团领导层，或是有关社团的顾问，未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最直接联系，但是广大青年学生受其社团活动影响都涌现出巨大的爱国热情，主动团结在李大钊和有关社团组织周围，并自觉承担起了宣传马克思主义、联络工人与群众的工作。五四运动中的工学（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联合，是李大钊社团活动的必然结果。

五四运动前通过工人社团声誉大涨的邓培，成为了李大钊首选的联络对象。为配合李大钊所派同志的工作，邓培等成立了爱国团体京奉路唐山制造厂职工同人联合会，并被推举为总干事。接着，在同人联合会领导下，各分场成立了救国十人团作为基层组织。（王守谦主编：《唐山工人运动史1878-1949》，第31页）鉴于华民工党的失败，邓培对这两个团体的管理也趋于严密。救国十人团提倡国货，振兴实业，参加者多为工人中先进分子，他们组织起来深入街头小巷进行宣传演讲，带头抵制日货。他们将爱国运动由舆论宣传推进到实际的社会活动中，极大地推动了爱国运动的发展。在这影响下，开滦也建立了开滦职工同人联合会和开滦救国十人团。邓培还积极动员工人罢工参加学生组织的全镇公民大会，这是在邓培领导下的唐山工人第一次政治罢工，意义非凡。（王士立：《邓培传》，第14页）此后的政治罢工斗争中，唐山工人阶级在邓培的带领下，形成同盟，目标一致，直面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展现出自愿及斗争到底的坚决姿态。唐山工人阶级的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以不可阻挡之势迸发出来。

受邓培及工人运动影响，唐山爱国运动不断深入，唐山各界代表共同成立了唐山各界联合会，邓培作为工界代表被推举为评议员。唐山各界联合会是邓培社团活动的一个重要舞台，支撑他的社团活动跃出了地域局限。他利用联合会的规定与影响力，将救国十人团与学生团体互相配合组成小分队，在乡下利用下乡演讲、张贴标语、分发小报方式继续进行抵制日货、倡导国货的宣传。在城内，工人学生组成巡查队，在火车站、商店轮流巡查，严惩奸商与贩卖日货者，震撼了唐山各界。这是邓培社团实践的初步成功。邓培还作为唐山各界联合会第三期请愿代表前往北京请愿，在请愿过程中一度被军警押送至北大校园，因此与一部分北大学生建立了联系。回唐后，邓培发动了声援天津学生运动和“闽案”的集会游行，誓做天津、福州乃至全国各团体坚强后盾，名气大增。1920年3月，唐山学生爱国运动受到阻挠，邓培以各界联合会工界代表身份响应全国学联，领导工人运动公开支持学生斗争。学生也密切关注工人处境，与邓培共同成立了进步社团“人社”，借助邓培深入到各厂矿调查，发表文章揭露工人惨痛的现状。工人与知识分子相互配合，共同推动了唐山各界爱国斗争的发展。

李大钊曾在五四运动后到唐山进行社会调查，关注了唐山学生运动并与邓培进行了谈话。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李大钊即派罗章龙前往唐山进行考察。罗章龙通过唐山学生了解并结识了“工人事实上的领袖”邓培，并在邓培家中建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唐山联络点，成为近代唐山工人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常给邓培寄去一些宣传材料，或是成员亲自前往唐山，同他探讨俄国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思想等，邓培也前往北京向他们汇报情况，这极大开拓了邓培的视野。这对无法迅速接受新理论的工人阶级宛如雪中送炭。五一劳动节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要求邓培组织唐山工人进行纪念活动，邓培欣然响应。这是唐山工人阶级第一次在李大钊等革命知识分子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唐山工人运动结合的一次尝试。在这次纪念会上，邓培宣读了《五月一日劳工宣言》，“劳工万岁”“资本家的末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口号向工人们指明了斗争方向。邓培也在家中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经常与工友中的先进分子学习探讨《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中的进步文章，再更为通俗地传播到工人中去。“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八九千人，这样多数工人聚合的地方，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现在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就是那些劳动的人……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大家一起消灭痛苦的原因。”李大钊的言论使邓培深受震撼，意识到了工人困难境地的根源是当今的社会。再加上一战后，旅俄华工归国对苏联新面貌的宣传，邓培的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李大钊着手组织唐山工会时曾派人与邓培商谈，决定首先在基础较好的唐山制造厂建立工会。“基础较好”便指的是邓培曾创立爱国社团唐山制造厂同人联合会。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邓培对同人联合会进行整顿和改组，明确了规章，建立了新的领导核心，邓培担任会长。有人称其为“产业工人组成，谋求工人利益的工人群众组织，是崭新的、体现阶级自觉的近代产业工会”，“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工人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标志着唐山的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发生了质的飞跃。”唐山制造厂工会成立后实际成为唐山总工会，又因工作需求成为了京奉铁路工人运动的核心。此外，邓培参加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北京方面的帮助下于1921年7月正式建立了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该青年团扎根于工人中，团员都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河北地区最早建立的团组织。由此可见，先建立团组织，进而再建立党组织，是早期建党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同年秋，邓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唐山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唐山聚集着几万产业工人，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便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唐山工人的早期斗争。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和有关社团不断派人在唐山开展社会调查，并提出在工人间传播马克思主义，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社团可谓是二者联系的纽带。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邓培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明确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目标和方向，成长为全国著名的工运领袖，其社团也蜕变成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近代产业工会，推动了全国工运事业的发展。李大钊与邓培等人的社团活动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途径之一，为革命斗争和党组织的创建工作奠定了坚实的阶级与组织基础。

李大钊与邓培社团活动的区别、联系及其影响

受教育情况、社会经历差别影响，李大钊与邓培的初始社团活动类型迥异。但两人社团活动作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体现，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最终汇合到一起，汇聚成建立北方党团组织的重要储备力量。

两人出身孤苦，但李大钊拥有完整的教育经历，思想上与时俱进。在经过中西不同的两种学术训练后，李大钊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开始运用西方政治学理论为指导，思考探讨中国社会的出路等问题。学校是李大钊早期接触社团的最初与主要途径，以此为根基，李大钊的社团也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的社团居多。在社团实践中他明辨各派思潮，思考救国之道，为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团也成为他实行救国救民理想的载体，为建立各级党的组织积累了经验。

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具有地域性强、文化程度偏低、转变为产业工人时间年限较短的弱点，邓培的经历和成长就是一个缩影。然而，乐于接受新思想、勤恳好学，使邓培从工人中脱颖而出。邓培只上过三年私塾，十几岁时便成为铁匠学徒。考入唐山制造厂后自学英语、数学，钻研技术，在当时的工人中属于“有学识”者，加上为人慷慨正义，他周围团结了一部分工友。邓培多是以工人为主体，以唐山制造厂或唐山工界为范围进行工人社团活动，五四运动爆发后逐渐接触马克思主义，才逐步转向政治类社团，如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接受李大钊领导改组唐山制造厂职工同人联合会，成立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等。

从两人社团活动的类型上看，李大钊参加或领导的基本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思想文化类、政治类的新式社团。在新式社团蓬勃兴起的时期，邓培社团活动起点为旧式帮会类组织，组织形式较为落后，转向新式社团后也局限在工人团体当中，后续才加入政治类社团。从社团实践方式看，李大钊的社团活动实践范围广泛，跨越了地域限制，不同地区间的社团经常配合起来开展爱国主义斗争，推进革命事业进程。且通过学生的演讲、发表文章等宣传，社团受众面广，实践对象也较为全面，既有知识分子，也有工人与农民。而邓培的社团实践方式较为单一，五四运动前以其领导下的原始罢工为主，五四运动后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相互配合，社团实践多接受李大钊思想引导。如果说李大钊的社团活动是成长、发展、成熟的过程，那邓培的社团活动受其影响，则是质变的过程。

近代中国社会一直都面临着重新整合和重建的艰巨任务。二人的社团活动以此为背景，实际代表的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对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与尝试，因此才能殊途同归。这也证明，只有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俄国革命历程与社团活动的经验使李大钊认识到，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虽易动员，是社会运动的先锋，但难以充当坚定、持久的革命力量，工人阶级的有力性、彻底性恰好弥补了这一点。且中国产业工人文化偏低的特殊性，也需要通过首先觉醒的先进知识分子进行启蒙，即知识分子的救国之路，就是要和工人结合在一起。近代中国产业工人，深受三座大山压迫，是最苦痛的群体。他们奋起抗争，但看不清导致工人阶级痛苦的根源，找不到前途与方向，不懂得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正是他们的抗争与失败，促使他们不断寻求自救方法，直至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明白了工人阶级的出路。五四运动中，邓培作为唐山各界联合会工界代表主动支援学生运动，让苦于打破工学联合壁垒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信心。北京的进步社团都曾以创办刊物、进行社会调查、组织工人夜校、前往唐山发展分部或联络点等方式，与邓培及其身后的唐山工人阶级产生联系，例如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平民教育演讲团、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等，这都是在李大钊领导或指导下成立的政治类社团。邓培的社团活动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阶级自觉性的提高，这是和李大钊的社团活动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是邓培的革命引领人，也是其社团活动的掌舵者。邓培身为产业工人，社团活动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跳板，而他以此理念搭建的社团实践，也逐渐扩展、成长为谋求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

综上所述，在李大钊和邓培的成长过程中，社团成为他们进行社会实践的重要途径。李大钊以爱国之心为导向，顺“时势”，寻求救国之法。邓培则为谋取工人权益而奔走，逆“其境”，推动了中国工运与革命事业的发展。在救国道路上，先进知识分子的引领与工人阶级改变自身处境的需要，使李大钊与邓培在革命事业中最终相遇。李大钊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帮助并引领邓培完成了由传统社团领导者向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家的转变，邓培的工人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为唐山党建事业奠定了阶级基础，他们的相遇相知是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典范。不断靠拢、相辅相成也是两人社团互动关系的生动写照。两人虽一开始奋斗目标不同，但通过社团实践实现了思想淬炼与力量整合，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共同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与早期党建工作的发展。

（朱文通 丁钰津，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