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晓丨声音与图像：晋察冀边区的“红色”记忆

在抗日战争期间，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用于宣传抗日政策、激发抗战热情及歌颂模范英雄的音乐与美术作品。其中部分发表在《晋察冀日报》和《晋察冀画报》上，生动反映了当时艰苦卓绝的抗战实况，记录了华北地区尤其是河北人民在枪林弹雨、衣食无着的险境下一致御敌、保卫家乡的可贵精神。

《晋察冀日报》共发表50余首音乐作品，署名有火星、贺绿汀、张天、巍峙、汝惠等。《晋察冀画报》收录美术作品共约270幅，其中木刻约110幅，漫画约130幅，领袖和英雄人物肖像约80幅，连环画约10幅，摄影作品约10幅，署名有力夫、松涛、沃渣和沙飞等。

以关注现实、观照生命、改造社会的历史感和使命感熔铸作品，恰是《晋察冀日报》《晋察冀画报》音乐、美术作品在内容上的突出特点。以宣传抗日政策、刻画行军作战场面为主题的作品最为夺目。拥护双十纲领》是对晋察冀边区的无冕“宪法”——双十纲领的宣传，着重反映人民群众在双十纲领的指导下，憧憬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并祈愿各民族团结发展、共同繁荣。《拥政爱民公约歌》《拥军公约歌》着重宣传共产党优待军人和抗属的主张，有利于创造军民和谐的抗战氛围，也褒扬了互助共济的军民互动模式。木刻版画《来到了大家庭》记录新入伍战士田更志之母擦泪勉励儿子抗日的场景，同漫画《希特拉对异国人民说：“我们用的是枪不是选举票”》《希特拉铁蹄下的异国人民！》的血腥杀戮形成鲜明对照，蕴含了反抗的必然性，具有一定的战争动员意义。“七一”纪念之歌《万岁，中国共产党》，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勾勒出党的发展蓝图，歌词将共产党比作“革命航行中伟大的舵手”，将载着人民面向光明和希望，渡过“黑色的海洋”，共同走向新中国，走向“新社会的自由之乡”。 

若说冲锋陷阵的战士是战争胜利的“桥头堡”，那么开荒生产、共同御灾，保证军民物资供应的农民群众则无愧“幕后英雄”的美誉。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保卫家园的情感感召下，群众的生产运动此起彼伏，有力支持前线战士同仇敌忾、奋勇杀敌。歌曲《北山开荒》《割麦唱》、木刻版画《开渠》《送粪：把土地养得肥肥的》、漫画《春耕》《缝衣运动》描写农村地区分工明确、红红火火的生产运动。《义卖歌》《大家都帮忙》以鼓励百姓献金献财支援抗战和共御洪灾、保护村庄为主题，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智慧，可看作是对建设民主团结新社会的初步实践。这类题材作品所描绘的乡村社会，注重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达，将生产生活的个人空间叙事融入国家建设、民族团结的宏阔命题中，和以往乡村描写相比是截然不同的。

对领袖和英雄形象的歌颂是一个永恒主题。其中人物肖像类美术作品涉及马克思、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等思想与革命领袖，笔触刚劲有力、形象逼真且庄严肃穆。英雄类人物或是以军队为主的英雄群像，如歌颂八路军新四军团体的红歌《护拥八路军新四军》；或是农民个体，如赞美模范农民的歌曲《劳动英雄张大哥》《我们要学张大妈》。也有一些光辉的儿童英雄，《边区儿童》《儿童郎歌》《边区儿童团歌》以生动活泼的基调展示儿童在掩护村民、站岗排查、传递信息等方面的关键作用，是同类艺术作品中最光彩亮丽、激奋人心的一部分。值得一提的是，音乐、美术作品中的英雄并非孤立的，他们同《晋察冀日报》小说、散文等其他文类中展现的光辉形象互相呼应，共同发挥着在内容上整合现实、表现现实，精神上高于现实、指导现实的功能。

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美是这些音乐、美术作品的共同特征。抗战歌曲作为民族音乐的一部分，广泛采撷民间音乐元素，“化合”创作、异彩纷呈。就风格而言，以男性为主的歌曲慷慨激昂、雄风浩荡，由女性演唱的歌曲偏重欢快、抒情，儿童歌曲则以活泼轻松见长。演唱方式也丰富多彩，除了传统的男性合唱、女性合唱，还有鲜见的男女对唱，如河北民歌《北山开荒》。部分歌曲采取秧歌形式，精准定位宣传对象和宣传目的，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政治理论宣传和政策教育。同时，歌词层次分明，呈并列或递进关系。《北风》共分八章，全面而真实地描写赶缝棉被、接到来信、前线杀敌、呼吁御灾、共同抗敌、讨伐汪精卫、扩大生产、发展根据地等场景。《歌唱二小》截取七个特写镜头，将放牛娃王二小把日军引入群众埋伏，自己却死于敌军尖刀的故事娓娓道来，刻画了这位儿童英雄为保卫家乡而牺牲的果决勇毅，加之曲调舒缓悠扬，悲怆气息扑面而来、动人心魄。美术作品根据题材内容将形式之美发挥得恰到好处，如以漫画的夸张、诙谐讥刺敌人，运用版画质朴粗粝的风格截取明白易懂、感人至深的画面，摄影作品多选择日寇侵华的残暴一幕，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揭露历史真相。

《晋察冀日报》和《晋察冀画报》所收录的音乐、美术作品，有力宣传并实践了共产党团结一致全民抗战，洗去污泥浊水，建造美好新生活的口号，集中展现了晋察冀边区人民的生命韧性，以鲜活的艺术形式写下有声有色、永不褪色的民族抗日记忆。而且，这些精心创作的艺术作品展示出鲜明的地域特色，成为彰显河北、山西等地人民抗战精神与革命风貌的重要文化标识。

（本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 梁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