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露洋：文艺大众化的成功实践——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小说创作

2022-03-11 11: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共同构筑了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重要的舆论宣传阵地。十余年间共刊登小说近200篇，36万余字。因为处于战争环境，受出版条件限制，这些小说大都体制短小，很多作品不超过1000字；但这些作品是刺向敌人的“投枪”“匕首”，是对根据地军民战斗和生活情境的生动记录，是对党各项政策的形象阐释；从中走出的很多作家，如赵树理、孙犁、萧也牧、草明等人也成为“十七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整理和研究华北地区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小说创作，对于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从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上来看，华北地区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小说创作探索了革命意识形态确立的方式：它并不是简单的文艺与政治的结合，而是整合了多种文化诉求，是一次成功的“文艺大众化”和“文艺化大众”的实践。

同革命战争的进程相呼应，华北地区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小说创作在内容上显现出民族性与民众性，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发军民的抗战斗志。《誓死和鬼子干到底》《杀死它们，杀死它们！》等作品记录了日本鬼子在村里奸淫掳掠的暴行，村民发誓要“杀死这些野兽”。这些作品不仅仅是记录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累累罪行，更在于说明不抵抗只有死路一条。在血的教训下，农民群众自觉地加入抗日的洪流。

宣传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各项政策，达到动员群众、教育群众的目的，实现文艺与政治的结合。《李老大参加垦荒团》中，李老大响应号召参加垦荒团开荒，不仅解决了自己家的粮食问题，还捐了五斗粮食给抗日军人家属。《韩娃和张五》通过韩娃和张五的对话讲解边区累进税的内容和意义。《参加八路军》《张二嫂送夫投军》等小说表现群众积极参军，打击日本侵略者。《王德银一不做二不休》《张大林种地捉汉奸》等小说直接描写群众同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作坚决的斗争。《我又遇见了小俘虏》宣传共产党反对内战的立场。《张大嫂》中，张大嫂响应号召将家中的破锅、破铲交给政府用来造武器。

反映军民鱼水情。《缝棉衣，送前方！》写妇救会组织妇女缝制棉衣送往前线，保障部队过冬，部队则以打胜仗回应妇女的付出。《大闺女帮助游击队员脱险》《马文魁和李华山》《母亲》都描写群众不惧危险，掩护游击队员躲过搜查的事迹。正是军民一家亲，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才有了革命最后的胜利。

整合了五四新文化的思想资源，将“人的解放”与根据地建设结合在一起。这些作者大都是在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在农村地区妇女往往受到父权、夫权的压迫；因此他们特别注意从“平等”“妇女翻身”等视角展现根据地建设的新貌，从而呼应了五四时期关于“妇女解放”的命题。《她解放了》写区政委批准了“她”的离婚申诉，责令男方赔偿打伤她的医药费，不能亏还她的嫁妆。《新娘》中，刘二妮在原来的婆家就像长工累死累活，离婚后又有了精气神，并且嫁给一个工人，开始了新的生活。《离婚》中，妇联主任批评了婆婆要卖儿媳明姑的行为，缓和了明姑和婆婆的关系，改变了旧式的不平等的婆媳关系。

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定了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胜利的归来》描写了八路军作战胜利，缴获敌人大量物资，群众夹道欢迎的喜庆场景。《我们在敌占区》写部队在敌占区袭击治安军。《把铁轨搬回来》写青抗先队拆掉敌人的铁轨，把铁轨交给政府造武器的故事。无论是从正面表现八路军的英勇作战，还是从侧面表现游击队对敌人设施的破坏，这些大大小小的胜利通过作家的创作被群众所了解，极大鼓舞了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

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小说创作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为适应战争环境和宣传的目的，在叙事策略上也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探索。《“我们的军队到了邯郸”》《蒋希对话》采用幽默小品文的形式，通过夸张的人物形象、诙谐的语言、可笑的情态表现了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失败。“张老三问李先生”系列，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帝国主义、法西斯等概念，使老百姓认识到日本侵略者的本质。邓康《史元》、田间《镰刀也能反抗呵》使用“墙头小说”的形式，采用短小的篇幅分别对战斗英雄史元、王成的事迹进行了宣传。在语言上，小说中也尽量使用大众化的语言，尤其是运用口语和方言，减少书面语的使用。如《为了春耕》中为了突出黄三叔爱说俏皮话的习惯，写道“我坚清壁野可壁的到家，鬼子找我真是灶火膛里掏家雀，白费一会事”；“你们去英雄的吧，咱可英雄的不成问题……”“坚壁清野”也被黄三叔误说为“坚清壁野”。

总之，以《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所刊发的小说为代表，华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小说创作往往采用较短的篇幅，以写实的手法，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加以艺术的想象，采用大众化的语言表现革命战争年代军民的战斗和生活场景，同时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尽管此阶段的小说创作在艺术上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作为“文艺大众化”和“文艺化大众”的一种，其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践方式之一，凝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关于现实主义、文艺与政治、民族形式等问题讨论之丰富语义，并且对“十七年”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高露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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