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恩兵:优秀而高贵的敌后抗战“影像”—— 小说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晋察冀日报》从1937年12月11日创刊，直至1938年10月7日刊登第一篇小说《祖国的孩子》。十余年间，小说发表不足200篇，30余万字，体量较小。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前期缺少成熟的小说创作队伍，二是残酷紧张的战况和繁重的政治宣传挤压了作者的创作时间，三是小说篇幅较长，不易在报刊发表。

然而，这些微量的被血与火淬炼的小说，内容丰盈而多彩，情感质朴而真实，语言自然而简洁，生动记录了令所有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年代中的伟大、坚韧、不屈、质朴、美丽以及残酷与苦难，形象地书写了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以及抗日军民火热的战斗和生活，以文学的样式深刻阐释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商量救灾的办法》《为了春耕》《代耕》《李老大参加垦荒团》《要办春耕突击队》，以写实的笔触展示了被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解放了的根据地人民，热情高涨地投入到生产建设中的火热场景。《一个模范老太太》《模范夫妻》《她解放了》《选举票意见》《唐老二再不喝酒了》《离婚》，是根据地民主建设的真实写照，被压迫、被欺凌、被侮辱了几千年的底层民众，第一次当家作主，第一次站在了历史的舞台，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自由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具有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民众，潜意识中的家国情怀被激发、被点燃，从小我升华为大我，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全身心投入到保家卫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筑起一道任何力量都摧不垮的钢铁长城。

《有骨气的老太太》《刺刀下屹立的人群》《中国的母亲》《祖国的孩子》，表现了根据地人民面对残暴敌人的威逼利诱誓死不屈的精神品格。《镰刀也能反抗》《誓言死跟鬼子干到底》《张大嫂杀敌记》《张老头当游击队员》《参加八路军》《李海报仇》《麦田里捉汉奸》，反映了被唤醒的民众彻底摆脱懦弱怕事、委曲求全的羁绊，从心底迸发出火山喷发似的抗战火焰。《岗楼里的恐怖》《老祖母被饿死》《皇军的讨伐》，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嗜血，戳穿了日军的虚伪嘴脸，使广大民众擦亮了眼睛，清醒地认识到敌人的丑恶和毒辣，加深了对敌人的仇恨，增强了抗敌的决心。

《大闺女帮助游击队员》《风缝棉衣送前方》《张二嫂送夫参军》，以根据地被政权、族权、夫权压榨已久而获得解放的妇女为表现主体。她们呼吸着自由空气，彻底丢弃了怯懦、隐忍，勇敢地从生活的后台走到前台，从生活的配角成长为生活的主角，全身心地投身到伟大的抗战中。她们与孙犁等作家笔下的水生嫂、吴召儿形成了一幅靓丽的中国妇女抗战群谱。

写实性是作品最为根本的特性，这是时代赋予的特色。因为它们不是供读者用来当作生活之余的消遣品，而是投向敌人的标枪，鼓舞民众的号角，燃起抗战激情的火药引。它们的创作者不是身居象牙塔中的闲士，而是冲在抗战一线的斗士，时时刻刻面对的是血淋淋的现实。他们没有赏花品月的闲心雅致，有的仅是对敌人的愤怒，对民众的热爱，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政府和中华民族的忠诚。每天发生在他们身边无数的爱与情仇和可歌可泣的故事，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他们无需躲进小楼搜肠刮肚、苦思冥想，无需精致的虚构，仅需以艺术的形式把所见所闻真实地加以表现。从所谓的纯艺术视角审视，他们的作品也许是“简陋”而“粗俗”难登大雅之堂的，但无疑是优秀而高贵的，因为充满了生命气息、人性的温暖和无尽的感动。

作品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他们的作者都来自于战斗、生产、生活的第一线，他们奔赴前线或走入田间地头，与普通士兵、普通群众同吃同住，共同战斗，共同劳动，共同见证历史。长期的生活已把他们内化为战士或群众中的一员，思群众之所思，忧群众之所忧，乐群众之所乐，与根据地广大军民同呼吸、共患难、共命运。他们的作品带着泥土的气息、战火的硝烟味儿，这些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群众的作品势必被群众所接受、所热爱。

横截面式是作品的主要创作方法。为了便于普通群众的阅读，多数作品不超过两千字。受篇幅的限制，作者从生活中截取一个典型场景，集中描写，以此凸显所表现的对象。《祖国的孩子》不足千字，作品的主体部分是12岁的小孩英子与日军的对话，没有景物描写和繁琐的叙述，但是，一个英勇无畏的小英雄形象在简洁明了的对话中跃然纸上。

小说的语言是大众化的语言。由于时间的缘故，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对群众的语言掌握得不够熟练，前期作品经常出现不符合人物身份的书面语。在《祖国的孩子》中，当鬼子以钱诱骗小英时，小英说：“我见过钱的，拿去!这龌龊东西，谁要!”龌龊一词显然不可能出自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小孩的口中，这种失真的言语无疑损害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削弱了作品的表现力。随着作家队伍进一步深入生活，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大众化的语言更加成熟，作品的表现力随之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艺术水准也得到了普遍提高。

总之，《晋察冀日报》所刊发的小说是自然而简朴、真实而生动的，虽无宏大的架构、细密的叙事、甜腻的情感、华丽的辞藻，但不失优秀而高贵的品格。正如茅盾先生礼赞的挺立在华北平原上的北方白杨，“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质朴，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因为它们表现出了当时在巍巍太行山和广袤华北平原上的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