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9第10期

重点提示

●“美国吃亏论”可以休矣

●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可控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进展与不足

●中国经济五大增长来源

●经济措施的方向已发生转变

●发挥短期财政政策对稳增长的强劲作用

●澄清对“老龄化”的三大传统误解

●国家竞争的制胜之道是什么

●论党的全面领导的特征

●“三大里程碑”是历史偶然也是发展必然

“美国吃亏论”可以休矣

《人民日报》5月14日刊登文章说，美国总有一些人对中美之间所谓“巨额贸易逆差”耿耿于怀，“吃亏论”一再成为美国出尔反尔、不顾中方诚意，频繁对中方采取极限施压的所谓依据之一。其实，无论是在全球贸易还是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美国不仅不是受害者，反而占了很大便宜。

美国物价便宜尽人皆知。多年来，当多国央行都忙于抑制通胀水平时，美国通胀水平始终维持在2%的目标值以下。正是中美贸易让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走进美国千家万户，增加了消费者的福祉。

中国从不追求贸易顺差，真诚希望扩大美国有竞争力产品的进口。美有关机构分析，如果放宽民用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美对华贸易逆差可减少35%左右。拒绝出口自己有优势的产品，岂能怪罪于人?

对华贸易逆差造成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也是无知之谈。多年来，美国学术界的主流解释是：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源于其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由于生产自动化和机器人投入增加，导致制造业生产率提高。对外贸易会造成劣势产业淘汰和转移，但更会带来优势产业扩张，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美国加州大学等学者的研究发现，与其说美国在对外贸易中损失了就业，不如说收获了更多高薪酬的就业。

这些简单的事实和逻辑早巳证明，贸易逆差、制造业岗位流失根本支撑不起“吃亏论”论调。固守美国“吃亏论”，一时也许可以转移国内矛盾，但时间久了，却会让美国民众成了真正的受害者。

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可控

《北京青年报》5月14日刊登文章说，人民币汇率近期再次波动。5月13日上午，离岸人民币兑美元一度跌破6.89关口，刷新1月初以来低点。本次人民币汇率波动，是受美国对华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影响所致。对此，值得关注但不必惊慌。

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经过全球市场的多轮考验，既有来自美国、英国各种“灰犀牛”和“黑天鹅”以及新兴市场货币贬值的风险侵袭，也有人民币国际化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伴随问题，人民币汇率维持了基本稳定。究其根本，人民币汇率带给全球的稳定预期，基于中国经济的韧性，这是中国经济抗压风险和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的基础。如今又到市场关节点，中国比往年更从容。有人豪赌人民币兑美元“破7”，更有人悲观预期“破8”但市场需要看基本面。消费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超过76%，出口依存度已经降至不足18%，内需动力形成的内生动能成为中国抗压外部市场风险的强劲支撑。贸易和关税的外部压力会对人民币汇率乃至其他市场要素带来短期影响，长期看这种影响风险可控。

人民币汇率的所谓“铁底”只是市场预期的心理因素，以“破7”“破8”来看衰人民币也充满了非理性因素，决定人民币汇率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只要中国经济保持韧性，即使人民币短时振幅增大，也不会带来大问题。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进展与不足

张斌、邹静娴在《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6期撰文指出，将中国的经济结构指标变化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指标变化做出对比之后，主要发现如下结果：1.从产业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已于2010-2012年迈过了工业化的高峰期，此后经济活动逐步由制造转向服务。从跨过工业高峰期所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工业增加值占比来看，中国在结构转型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征与发达国家经济体轨迹十分类似。2.工业化高峰期过后，中国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迎来了迅猛增长。投入、生产和产品多个环节都表明，中国制造业整体产业升级趋势明显。消费、投资、出口的“三驾马车”结构日趋平衡，表现为消费占比不断提升，投资占比下降，出口增速大幅回落，这些特征也与发达经济体对应收入阶段的历史经验十分相似。3.中国经济增长也存在明显短板，从产业视角来看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第二、三产业就业比例偏低，政府服务以及社区、社会与私人服务占比过低;从支出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占比过低、投资比重过高(尤其是建筑安装类相关投资)。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尚未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中国经济仍在步入更高收入水平的正常轨道上迈进。产业、支出两个视角都指向中国经济发展短板背后的共同因素：政府政策发力点还是延续“以项目促发展”的旧思路，而忽视了在城市化过程中相关配套改革、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等方面的投入和改革跟进，同时部分服务业管制过度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中国经济具有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优势特征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张占斌在5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具有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优势，能够不断巩固经济持续向好的态势。首先，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好，主要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是与时俱进、不断取得前进动力的制胜法宝以及依靠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了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稳定和弹性这三点关键原因;其次，中国经济发展潜力足，具有市场资源空间广阔、内需潜力持续旺盛、新的活力更加充沛的发展潜力空间;最后，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大，主要表现是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明显，经济发展的进退空间巨大，具体表现在发展空间大、产业门类齐全、宏观调控余地大这三点主要层面。

中国经济五大增长来源

中国经济下一步增长潜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北京日报》5月6日刊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的文章分析认为，这个阶段有五大增长来源。

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中国经济效率低的地方还是不少，比如现在的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有些还高于发达国家。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缺少充分竞争，导致效率低、成本高。

第二，低收入阶层收入提高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有一个说法，中国大概还有10亿人没坐过飞机，也许还有5亿人没使用马桶。如果让这些人坐上飞机、使用马桶，将会产生巨大的需求。更重要的在于，部分人群之所以收入低，是因为人力资本没有得到充分培育和发挥。这方面将有巨大增长潜能。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国下一步的发展重点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第四，前沿性创新。过去我们的创新大都是适应性创新。前沿性创新就是走到全球创新的最前面，也就是所谓的无人区，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五，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还包括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等。绿色发展不仅做减法，更重要的是做加法和乘法，能够带来新的消费动能、创新动能和增长动能。文章认为，以上这些新增长来源对体制机制的要求明显提高，如果不解决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一些“卡脖子”问题，这些新增长来源很可能看得见、抓不住。

经济措施的方向已发生转变

《证券时报》5月7日刊登周子勋的文章说，当前宏观经济的最大挑战在于结构性供求失衡难以解决。事实上，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微妙变化。可以看到，过去谈体制性问题主要是在学界的改革讨论中，如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层面明确“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是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主因，其影响超越“周期性”问题，这还是第一次。这种新提法意味着今后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都会随之出现改变。中央高度强调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意味着未来中国将加大结构性和体制性改革。此如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市场化来主导中国的经济改革。近日，国务院印发《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方案》，提出了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主要举措。此外，在中央集权之下适度放权，允许地方因地制宜地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等。调整政府职能，管理好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环保等公共服务。5月5日，国务院正式发布《政府投资条例》，7月1日起施行。其中提到，政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社会公益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社会管理、国家安全等公共领域的项目，以非经营性项目为主;5月1日，银保监会又公布银行保险业对外开放12条具体的新措施。这些重磅政策的出台表明中央已经就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开始改革与调整。

一系列支撑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先后出台，表明经济措施的口径和方向发生了转变。

全面落实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实现政策完整性

《经济日报》5月7日刊登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汪同三的文章说，2019年宏观调控工作的重点之一，是要继续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项宏观调控政策都有正面效果，但也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正面作用，同时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低程度。

文章提出，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要实现财政政策的完整性。负责任的政府不仅要考虑减税的必要性，以及减税的具体方案，还要采取相应必要措施弥补减税对国家财政的影响，保持财政收支平衡。这需要注意做好四件事情：

第一，减税必须具有较大的规模，才能产生明显效果。

第二，减税效应具有较强的时间递减性，在短期内减税效果表现明显，但是如果减税规模强度不递增，减税效应必然减弱。因此在减税伊始，就需要考虑如何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

第三，减税既是政府行为，又必须通过市场产生效果。因此减税政策的实施必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框架内进行，使市场和政府既各自充分发挥好自身作用，又实现二者的积极协同发力。

第四，做好减税与其他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做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发挥短期财政政策对稳增长的强劲作用

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对稳增长有很强的作用，从短期政策来看，确保经济稳增长，主要应做好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启动消费市场两件事。首先，把握减税、减费两个要点，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对于稳增长有着全面的意义，尤其是因税费偏高、处于亏损边缘类的企业可以很快转向盈利。其次，从吃和穿、家具与家居、家电、汽车、住房、消费服务六个层次启动消费市场，其中，对于住房需求，既要启动刚需又要防范风险;对于消费服务，要注重把握家政服务、养老服务、文化娱乐、旅游休闲、健康需求等五个要点。

(摘编自《北京日报》2019.5.20魏杰/文)

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打造新的产业优势

传统产业是河北省的当家产业，也是转型升级的主战场。要积极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实现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双提升。一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持续加大化解过剩产能力度，坚持关小促大、保优压劣，严格实施环保、质量等标准，充分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建立公平有效的竞争退出机制，形成化解和防止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二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大力实施质量强省和标准化战略，推进新一轮技术改造工程，加速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与传统产业融合步伐，着力强链补链延链，通过技术改造、绿色制造、工业设计、标准引领等具体措施，促使传统产业脱胎换骨，实现“百年老树开新花”。

(摘编自《河北日报》2019.5.22张金杰、杨华/文)

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

在面对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新业态的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需抓住机遇，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第一，要打造科技文化融合载体。加快布局新型文化业态孵化园，完善多层次风险投资体系，将文化产业集聚区打造成为文化产业转型升级高地;第二，要促进科技文化融合发展。利用数字技术等高新技术对文化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推动文化产业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增加附加值，提高竞争力;第三，创新科技文化发展业态。大力实施“文化+互联网”，利用新技术、新渠道、新模式进行创意、制作和商业化运作，推动文化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和消费模式系统创新;第四，壮大科技文化企业主体。鼓励文化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企业联动和产业链协同，弘扬企业家精神，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市场条件和社会环境。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5.15张立/文)

中国农业多元化影响农业发展现代化道路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我国提升农业竞争力、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与美国的平原农业、以色列的旱作农业、荷兰的设施农业等农业发展模式相比，我国农业资源禀赋多元，决定了我国产业发展类型的多元。应立足于不同资源禀赋和生产条件，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因地制宜确定农业产业发展方向。应该认识到，产业形态的多元蕴藏着我国农业深厚的潜在竞争力，而新产业新业态可以拓展产业发展边界、厚植产业发展基础。应着眼于提升农业竞争力这一重要目标，大力培育发展多元化产业，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大，因而经营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应根据各地实际和不同农产品生产特点，发挥各类经营主体差异化的功能定位和作用，激活农业发展的各种资源要素。推动新时代农业发展，还应通过多元化政策组合，靶向定位、精准施策，持续促进农业竞争力提升。鼓励各地创新农业政策工具，提升政策组合效应，强化对产业发展方向的政策引导。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5.19张红宇/文)

《农村绿皮书(2018-2019)》发布

今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或超6500元

据《经济参考报》4月29日报道。记者从“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研讨会暨《农村绿皮书(2018-2019)》发布会”上获悉，2019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增加到1.6万元，其中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将突破6500元。

当日发布的农村绿皮书显示，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比上年实际增长6.6%;城乡居民收入倍差2.69,比上年下降0.02。

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最大贡献因素。2018年，农民工资性收入5996元，比上年增加498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达42.0%;经营净收入5359元，比上年增加331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为27.9%;转移净收入2920元，比上年增加317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为26.8%;财产净收入342元，比上年增加39元，对农民增收贡献率为3.3%。“农民收入增长中最大的贡献来自劳动力转移，即农业劳动力转到非农产业。”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李国祥指出，展望2019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增加到1.6万元，实际增长6.5%，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将下降到2.66。在农民收入来源中，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净收入是农民增收的主要贡献因素，预测2019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将突破6500元，转移净收入将突破3300元，二项合计大约1万元。

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的口子不能开

据《21世纪经济报道》5月7日报道，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允许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国家发改委方面在解读《意见》时仍然强调，“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的口子不能开，按规划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原则不能突破，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三大原则。

2016年出台的文件规定，允许进城落户人员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自愿有偿退出或转让宅基地。随着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试点的推开，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的现象再现，也引来了主管部委的多次发声。

不过，记者注意到，从宅基地申请、宅基地使用权的利用和宅基地退出等多个方面，都有了“放活一些”的政策突破。其中，政策力度最大的是，“允许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业农村部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廖洪乐告诉记者，这是此次文件的一大政策突破，过去宅基地虽然也被视作集体建设用地，但并不被看作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能直接入市。这一政策会极大增加村集体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过程中的灵活性和主动权。

澄清对“老龄化”的三大传统误解

“未富先老”、养老金不足……诸如此类悲观字眼，充斥于对中国终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描述之中。《证券时报》4月30日刊登学者胡月晓的文章认为，需要为“老龄化”正名，澄清三大传统误解。

误解1：老龄化=经济低速。老龄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和医疗服务进步，带来了人均寿命的提高。而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时，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下降。这并不代表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人民有理由担心“未富先老”，但老龄化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长潜力和增速的下降。

误解2：老龄化=创新不足。现代工业文明社会里，技术进步、产品发明、工艺改善等，很多是需要学习积累、通力合作的，创新发明通常是系统改进、协同攻关的结果。比如新药研发、芯片研发、重装高精设备改进等，并不是光靠激情就能完成和实现的，因而实际当中大部分科研攻关团队关键人物都是有一定年长的知识分子。

误解3：老龄化=消费不足。人们之所以认为老年人消费少，实则不自觉地比错了对象——将老年人和同时期的中年人、青少年比，而非和自己比。年轻人看着老年人节省，但老年人在年轻时更节省。比如，现在老年旅游已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产业，但就是这批老年人，他们年轻时期可是更舍不得出去旅游的。老年人的消费需求，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尤其是社会保障的完善，就老年人本身而言，实际上得到了很大释放。

中国乡村治理的转型与发展

项继权、刘开创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上撰文指出，城镇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和表现，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未来30年我国将从“城乡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型，农村社会日益流动、开放、分化和多元化，农民日益独立化、个体化和多样化，城乡逐步走向平等、融合和一体化，农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法制观念日益增强，农民的公共需求和行动能力将显著提升。这一切都将要求并推动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治理结构、治理功能及治理方式的重大变革，需要构建市镇主导、开放包容、城乡一体、公民平权及民主法制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国家竞争的制胜之道是什么

《环球肘报》5月13日刊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的文章说，国家兴衰历来是热门话题。抛开国家规模、战略导向等关键变量不讲，决定国家兴衰的终极因素是一个国家是否建成“有组织的活力型社会”。

文章说，依然是世界第一的美国把中美竞争定位为“文明的冲突”，公然用盛行于19世纪的种族主义说这是第一次非高加索人挑战了高加索人(即西方人);美国的战略焦虑可见一斑。就美国而言，曾经的社会活力优势依旧在那儿，但问题是商业实力太强大以至于绑架了国家权力，而且还出视了“谁是美国人”这样的“国家认同危机”。美国正在从一个“组织的活力型社会”演变为“弱组织化的活力型社会”，其国家竞争力如何，让时间告诉未来。

就中国而言，历经40年改革开放，市场化经济初见成效，社会充满了活力。这种“变”是在“不变”的政治结构中发生的。“不变”的政治结构是民主集中制政体，它把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有效地整合起来。这是中国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关键所在。近代以来，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第一次成为“有组织的活力型社会”，而中国的国家规模决定了我们更需要组织化力量将国家组织起来。

文章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不是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制度安排的竞争，而是全方位的，综合地体现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浸透于社会结构中的文明基因。在国际比较意义上，如何在保障国家组织化的同时又让社会充满生机，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一种全方位挑战。

论党的全面领导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巨大优势的领导模式。一是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党的全面领导在党内有高度的权威。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能够提高广大党员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一致性，提高党组织充分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的坚定性，从而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可靠的干部队伍和组织体系保障。同样，党的全面领导在党外有高度权威。党的全面领导能够取得成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参与。二是党的全面领导具有显著的广泛性。首先，“党政军民学”表明党的全面领导在领域上具有广泛性。党的全面领导不是对某一项或几项工作的领导，而是对所有领域工作的领导。党和国家不同发展部门都至关重要，各项具体工作亦纷繁复杂。通过党的全面领导，能够保障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领域的统筹兼顾和良好互动，有利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其次，“东西南北中”表明党的全面领导在地域上具有广泛性。党的全面领导通过全国范围内各地区、各层级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从中央深入到地方和基层，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三是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首先，党的全面领导面临的环境具有时代性。国际局势波云诡谲，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阻力和障碍愈发强劲。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断涌现，对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造成阻碍。国内改革任务艰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困难和挑战依旧突出。思想滞后和利益固化影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实施。党的执政环境更加复杂，党内各项建设正处于完善的关键节点。党所面临的风险和考验呈现新的表现形式。其次，党的全面领导肩负的使命具有时代性。党的全面领导是有目的、有方向的领导。归根结底，党的全面领导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生产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会根据时代变迁带来的新变化制定相应的奋斗目标，这要求党的领导方法、领导内容和领导措施能够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摘自《南方》2019年第5期张世飞黎田/文)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具有三个维度

新时代建设和培育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要从涵养优良党内政治生态、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三个维度出发，把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落到实处。第一，培育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是涵养优良党内政治生态的治本之策。党内政治文化为党的各项建设提供价值引领，它不仅是一种评判标准，还是一种行为规范;第二，共产党人价值观是培育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的灵魂。要在共产党人中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价值观，引领党内政治文化;第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培育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的根本路径。党内政治生活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践基础，要严格执行《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5.15李立峰、王兵/文)

“三大里程碑”是历史偶然也是发展必然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三大历史性事件、三大里程碑，揭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逻辑，昭示了中国发展进步的外在张力;三大里程碑既是那个时代的坐标，也为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石。建立中国共产党，为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了政治条件、思想前提、实践基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三大里程碑，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世界的，其外在张力主要表现为中国发展进步对世界的影响和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广泛关注并取得明显成效，对于加快各国发展进程、改善沿线民生、开辟互利共赢光明前景，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摘编自《经济日报》2019.5.13郭庆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