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9第9期

重点提示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个研究论纲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具有三大特点

●“两个维护”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试金石

●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方向对了改革的阻力也能成为动力

●国企混改关键在“改”

●央行没有收紧或放松货币政策意图

●“收缩型城市”该往何处去

●关注“中坚农民”群体

●雄安新区传统产业的调整升级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一个研究论纲

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其生成逻辑在于对人类共有价值的坚定追求、对世界情势的总体判断、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时代需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本内核是和平、发展和文明，具有先进性、辩证性、科学性、创新性。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坚持追求人类共有价值，构建共生关系，选择正确发展道路，促进多元文明包容交流，并采取共同行动，不断改进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国外交、全球治理、国际秩序重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编自《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刘雨辰/文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具有三大特点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徐进在《北京日报》撰文认为，近年来，西方国家开始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浪潮。这一轮“中国威胁论”兴起不仅深刻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日益崛起的焦虑，也提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妥善应对。2017年末，美国民主基金会发布的《锐实力：不断上升的威权主义影响力》报告提出，本轮“中国威胁论”的核心论点就是所谓的“锐实力”。这里的“锐实力”特指中俄等国利用媒体、文化、智库和学术界对第三国施加影响，其目标并非“展示魅力”或“赢得人心”，而是为了分散西方的注意力和实施操控。本轮“中国威胁论”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并具有一定市场，主要原因还是其符合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内部政治思潮。当舆论攻势形成气候时，又会反过来影响发起国的政策制定，从而彼此强化。总体而言，这一轮“中国威胁论”的特点主要有：

第一，对硬实力和价值观的担忧相互催化。这一轮的“中国威胁论”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以军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领域和以“锐实力”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科技领域属于硬实力层次，尽管中国依然同美国差距较大，但我们迎头追赶的姿态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忧心忡忡。意识形态问题虽是老生常谈，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锐实力”对其提出很大挑战。

第二，实际措施与舆论攻势相辅相成。在安全方面，美国军舰频繁在南海制造紧张局势。澳大利亚通过了《反间谍和外国干预法》，并竭力支持美日印澳联合抗衡中国，在多个场合利用南海问题非难攻击中国。在科技方面，美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经济手段限制、制裁中国企业的正当商业活动。“中兴门”事件就是美国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针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一次蓄意攻击。

第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组成反华“雁行队列”。这一“雁行队列”呈现出以美国为首，澳、日、印跟随，欧盟选择性介入的结构。这个结构并非铁板一块，基中最大的变化因素是欧盟。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美欧关系面临挑战，二是填补美国市场空缺的务实考虑。

“两个维护”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试金石

能否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检验新时代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政治立场、党性修养和能力作风的试金石。要注重增强维护意识、坚定维护行动、提高维护能力、确保维护效果。1.“两个维护”是全面的。真正深刻领会“两个维护”的内涵是特定的，在本质上是一体的，坚决防止随意解读、断章取义甚至照搬照套，坚定不移地向党中央对标看齐、向习近平总书记对标看齐。深刻领会“两个维护”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各个领域和工作、生活、言行举止的方方面面，决不能在这方面强化而在那一方面弱化、在大是大非前重视而在小事小节上忽视、在“八小时内”落实而在“八小时外”落空、在岗在职时坚持而离岗离职时松弛，真正做到时时铭记维护、事事坚持维护、处处上心维护。2.“两个维护”是具体的。如果把“两个维护”与具体工作割裂开来，“两个维护”就成了空虚概念、空洞口号、空泛表态，具体工作就会变形走样，就会助长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滋生蔓延。只有在具体工作中落实“两个维护”，党的事业才会朝气蓬勃。3.“两个维护”是普遍的。“两个维护”是对全党的要求。从中央到地方，每个层级、每个单位、每个支部、每个党员都要坚决落实，领导机关作表率，基层单位要跟进;“关键少数”要示范，“绝大多数”要践行。在落实“两个维护”上，绝对没有“政治飞地”，也绝对没有“特殊党员”。4.“两个维护”是自觉的。“两个维护”是党性修养的体现，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是朴素无华的行动，是内化于行的自觉。要坚定不移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心骨、定盘星、度量衡，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坚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持续用力，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思想武器和前行动力。5.“两个维护”是刚性的。我们说“两个维护”是刚性的，就是强调这是原则的、彻底的、毫无保留的，不是“想不想”维护、“要不要”维护的问题，而是必须维护、坚决维护的问题，没有任何弹性的空间和讨价还价的余地，特别是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必须坚定坚决、不折不扣贯彻执行。

摘编自《学习时报》2019.3.25余谓之/文

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河北省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康振海4月26日在《河北日报》发表文章说，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就在于勇于直面并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以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新时代新征程，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始终不渝以自我革命精神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努力。一是要锤炼党性，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政治建;二是要补钙壮骨，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思想建设;三是要提升素质，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组织建设;四是要执政为民，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作风建设;五是要正风肃纪，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纪律建设。

方向对了改革的阻力也能成为动力

有人说以前改革没有什么既得利益，现在既得利益越来越大，越来越难改。其实改革改的都是既得利益，所以我们要找到办法克服。基本的办法其实就是，当改不动原有的体制的时候，先发展新体制，新体制发展起来了整个环境会发生变化，只要一个新体制比旧体制的增长速度快、效率高，不用做任何事情，在一定时期里这个体制就改革了。价格改革是这么过来的，企业改革、所有制改革也是这样一个规律。

但是这个逻辑同时可以证明改革会出现逆转，如果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自己的权力、利用自己的能量，通过各种方法，结果会使得这个过程逆转过来，使得新体制增长得更慢，旧体制反倒获得更多的资源，增长得更快，这时候改革会出现逆转。这说明方向很重要，只要方向正确，有时候渐进的改革可能慢点，但是仍然会逐步向前进;如果方向错了，加上利益冲突就会出现逆转。

体制是由多种制度构成的，各种制度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而且相互影响。某一个领域改革了，另一个没有改，就会整个系统效率下降，产生所渭“瓶颈”的问题。如果其他都没改，一个领域里面改革冒进也会出现混乱和不协调，不协调也产生摩擦成本。

总之，改革就这么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如何减少阻力，二是如何减少摩擦成本。

摘编自《社会科学报》第1654期樊纲/文

加强对青年的政治引领要把握住方向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希泉指出，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是五四运动以及百年中国青年运动的基本经验，是新时代中国青年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强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运动研究的核心要求。加强对青年的政治引领要把握住方向。必须贯彻落实党管青年原则，加强和改进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切实履行各级党委对青年工作的主体责任;必须坚持以青年为本的理念，以解决青年问题和满足青年需求作为切入点、以充分发挥青年在青年运动中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作为基本路径;必须坚持青年优先发展理念，采取超越常规的青年发展理念和措施，使青年发展总体上保持适度领先的水平，在满足青年利益诉求基础上更好地提升政治引领的认同感、获得感和效能感;必须坚持青年全面发展理念，实现青年发展领域的全面发展、青年群体的全面惠及，尤其是要在关注弱势青年群体的过程中进行更有效的政治引领。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5.1)

精神贫困：贫困群众内生动力的缺失与重塑

我国全面深入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脱贫成就，但与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体要求和兑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承诺相比，深度贫困地区面临的困难挑战依然艰巨，而最大的“拦路虎”和最难啃的“硬骨头”便是如何治理贫闲群众的精神贫困。精神贫困治理是激发贫困群众自主脱贫内生动力、摆脱贫困的治本之策，易受帮扶主体、帮扶客体、帮扶个体和帮扶环体四要素影响，需要在把握和遵循贫困地区人的成长成才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精神文明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构建文化教育、人文关怀和环境浸润的“三位一体”实践格局，重塑贫困群众脱贫的主体性。第一，文化教育是精神贫困治理的根本大计，一是要加强国家脱贫攻坚形势和精准扶贫政策的教育，二是要加强脱贫励志教育，三是要把思想道德教育贯彻到扶贫开发工作全过程。第二，人文关怀是精神贫困治理的重点环节。一是要切实增强针对贫困群众工作的亲和力，二是要加强针对贫困群众的心理健康教育，三是要把解决贫困群众的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第三，环境浸润是精神贫困治理的必要保障。一是要营造健康的扶贫舆论环境，二是要发挥好乡土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三是要实施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摘编自《湖湘论坛》2019年第1期柳礼泉、杨葵/文

文化扶贫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文化对于贫困地区的改变，绝不局增加，而是与村风村貌、精神状态、发展理念以及产业发展、幸福指数等诸多方面密切相关，它在扶贫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并且足以引领相关产业的开发和地区发展路径的选择。结合实践经验，文化扶贫主要表现在文化启智、文化丰产、文旅融合三个方面。其中，文化启智是脱贫攻坚的助推器，是持续发展的精神源泉;文化丰产是最轻松、最实在的发展之路;文旅融合是巩固扶贫成果、增强发展持续力的重要力量。

(摘编自《中国文化报》2019.4.26秦毅/文)

守住就业基本盘要精准施策

《21世纪经济报道》4月17日刊登尚鸣的文章说，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政策上应进一步细分，举措上进一步细化，精准施策。

稳就业的核心是稳投资，有投资就有增长，有增长就有就业。比如芯片产业是国家重点扶持和培育的方向，既集中了很多资本，也实现了很大体量的就业。此类就业力比较强的企业，就应该给予扶持。

从容纳就业人口的市场主体看，80%的就业是中小企业解决的。而中小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的。在一定程度上讲，民企稳则就业稳。比如：纺织服装业是劳动密集产业，过去一年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长三角、珠三角一批做服装加工的企业拿不到订单，有的倒闭，有的维持，有的发不出工资。对这些中小企业，政府应该帮助。通过补贴、培训，或者是政府资金支撑，保证其能够生存下去。

守住就业基本盘，要突出重点群体就业。一是要解决受过良好教育人群的就业，保证每年800多万高校毕业生达到充分就业。二是要安置好最近两年从传统重化工业转移出来的这批人。特别是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淘汰出的部分劳动力。三是城镇困难人员、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创业工作。这些人群的就业解决好了，整个就业工作基本盘就守住了。

此外，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要远远大于第一、第二产业。应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更多是结构性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4月2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事业全局和长期大势看，外部环境的变化犹如“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不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插曲，充其量是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这意味着，外部环境深刻变化所带来的新的经济下行压力固然不容小觑，但相对于结构性和供给侧的矛盾和问题，总量性和需求侧的矛盾和问题终归属于次要矛盾。前者是主流，后者系支流。换言之，前者才是我们本来想做、真正要聚焦的主攻方向，后者则属于不得不做、为攻克主要阵地而需要扫清的外围障碍。正如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指出的，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从根本上说，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结构性的而非总量性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我们要抓住工作重点，保持战略定力，强化政策协同，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走出一条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契合的经济工作之路。

要素升级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生产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需要实现由“量的增加”向“质的提升”的转变。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需进行要素升级，由主要依靠土地、资源、劳动力等初级要素，向主要依靠技术、知识、人才、信息等高级要素转变。一是推进技术进步(或科技创新)，如现有技术的改进和新技术的发明;二是提升人力资本，包括劳动力的知识水平、劳动技能和其他各种素质的提升;三是促进知识增长，因为知识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和动力;四是推进信息化，各种要素的信息化改造，一方面可以大幅降低生产要素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大幅提高生产要素的效能。

摘编自《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匡小明/文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系统应对

金融风险的系统性要求我们在防范对策上要系统应对。一是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二是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资金“脱实向虚”。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机构改革，加快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四是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加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之间、不同监管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乃至和国际监管机构以及其他国家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强化人员管理和资金管理，使所有资金都置于监管的视野之内。五是强化安全能力建设，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准确把握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演化规律。

(摘编自《经济日报》2019.4.30陈启清/文)

央行没有收紧或放松货币政策意图

据《证券时报》4月26日报道，“现阶段货币政策取向是稳健，操作方法是相机抉择、预调微调，操作目标是松紧适度。所以央行没有收紧货币政策的意图，也没有放松货币政策的意图。我们既不希望看到市场流动性短缺，也不希望看到市场流动性泛滥。”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日前在国新办例行吹风会上的表态，给近期市场关于货币政策是否会转向的争论盖棺定论。

近期，关于货币政策是否转向的讨论一直热度不减。针对市场的争论，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回应称，当前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依然错综复杂，不确定性因素还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增长和价格形势变化及时预调微调，满足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需要。应当看到，稳健货币政策总体上力度得当、松紧适度，原来并没有放松，现在也谈不上收紧，始终与名义经济增速相匹配。

刘国强透露，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一季度经济形势的时候，没有提出改变货币政策取向。所以，如果某一天央行开展逆回购或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大的方向转向宽松，这仅仅是对短期流动性进行调节。反过来，如果央行好几天不做逆回购操作，也不意味着货币政策要收紧，因为不做意味着流动性已经合理充裕，没有必要再操作。

“收缩型城市”该往何处去

据《人民日报》4月24日报道，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第一次提到了“收缩型城市”。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李宇嘉表示，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了“城市必须增长”的理念。这是高速前进的城镇化“上半场”，大中小城市人口都在增加。而城镇化进入“下半场”之后，人口逐渐流出，居民向就业机会更多、收入更高的大城市迁徙，是必然现象。

多位专家指出，“收缩型城市”并不是负面概念，这是伴随着城市化和产业转型阶段出现的，说明传统上执迷于“增长”和“扩张”的规划理念和管理政策需要向注重城市品质的提升转变。另一方面，从人均GDP和人均公共资源的角度看，人口减少，但人均占有资源往往增加了。以台州为例，外来人口减少了，但许多本地人感觉城市风貌、生活舒适度在一年年不断提升。

收缩型城市未来如何发展?《重点任务》中明确要求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调整产业结构，也是收缩型城市发展方向之一。例如，东莞在保持原有产业优势的前提下，积极培育高新技术产业。

李宇嘉表示，人口外流的城市并不是就要衰落，而是要顺应城市化新规律。大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或许可以挖掘“瘦身”后小城市的机会。

新型城镇化还面临哪些问题

《人民日报》4月19日刊登魏后凯的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我国城镇化正在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我国城镇化在快速推进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需要理性看待，进一步探索解决。

一是城镇发展不平衡。少数大城市因承担功能过多，产业高度集聚，导致城市规模快速扩张，房价偏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凸显。而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滞后，产业支撑不足，就业岗位较少，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不足。

二是农民工市民化任务依然繁重。由于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不完善，市、区级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2015年以来，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连续4年维持在16.2个百分点左右。

三是城镇发展特色不足。有的地方把城镇化简单等同于城市建设，贪大求快，建宽马路、大广场，忽视城市精细管理和广大居民需求，忽视地方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城市个性塑造，造成“千城一面”“千楼—面”。

四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还需努力。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18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达2.69：1。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尚未形成，农村资源变资本、变财富的渠道还不畅通。同时，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全并轨，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务还十分艰巨。

国企混改关键在“改”

《中国证券报》4月19日刊登刘丽靓的文章说，国企混改已呈千帆竞发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混改“中流击水”必须驶过诸多“暗礁”“险滩”。当前，在混改实际操作中显露出来的四大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混”流于表面，未改变国企行政化属性。虽然部分企业的混改改变了国有独资的股权结构，但国有大股东强行干预企业治理的现象犹存。二是盲目追求挂牌上市。一些地方国企仅通过挂牌新三板等方式来实现混改，未能触及实质层面的改革。混合所有制参股股东仅追求财务投资，忽视企业的长远发展和改革创新。三是为“混”而“混”。形式上股东多元化了，但产业链协同效应不强，混改流于形式。四是借“混”牟利，从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文章表示，这些问题实质上是误读了混改内涵。“混”是第一步，“改”才是关键;引进资本是手段，转机制增活力才是目的。在扩大试点范围，强化改革实效的混改“全面施工期”，有必要有的放矢地治理“混而不改”问题。文章指出，上市是混改的手段而非目的。如果仅仅只是以财务投资为目的的混改，将上市作为退出机制，极易出现短视行为。此外，混改主体需有明确的战略发展规划或潜力，以“甩包袱”为意图的混改会出现较大的问题。更需强调的是，混改应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实现保值增值。

关注“中坚农民”群体

《环球时报》4月27日刊登桂华的文章说，当前影响农村基层秩序的社会力量可大体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外出务工农民;第二类是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群体，这部分人群是国家政策重点照顾的对象;第三类是“下乡资本”，即一部分经济精英成为返乡能人;第四类是留在乡村的“中坚农民”，即一部分在乡村从事特色种养业的青壮年农民。

其中“中坚农民”是唯一能与农村保持稳定关系的群体，他们的绝对数量不大，一个行政村通常只有十几个甚至几个，一般是30~55岁，有一定文化，具备经营头脑，属于乡村社会中的能人，并且与本地农民保持良好关系。他们是国家惠农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因此成为国家政策的积极回应者。“中坚农民”属于乡村内生秩序的担纲者，他们在与广大村民的密切互动中积累起丰富的社会资本，第一时间接触基层矛盾，并参与基层突发事件解决。很多“中坚农民”担任村干部、小组长或是村民代表，是乡村基层治理的参与者。“中坚农民”在乡村社会中的占比不大，但却构成稳固乡村社会秩序的关键力量。

“中坚农民”是农民中的“关键群体”，开展基层工作时要关注、抓住“中坚农民”。围绕着乡村振兴战略，下一步在政策设置和执行上，需注意：大规模的土地流转需谨慎。目前很大一部分“中坚农民”通过捡种其他农民的承包地而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大规模土地流转，会打破村庄内部自发形成的土地资源配置秩序。此外，一些基层政府启动新一轮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农民发展经济作物种植、支持乡村旅游开发等。在此过程中需要谨慎，避免让“中坚农民”陷入破产。

雄安新区传统产业的调整升级

覃毅在《改革》2019年第1期撰文指出，鉴于雄安新区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的要求，学者们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雄安新区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遴选和规划问题上。然而，雄安新区所辖三县也有颇具产业规模和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不过与雄安新区的战略定位相比，目前这些产业的发展总体上较为落后。因此，根据雄安新区总体战略规划和已有特色传统产业的功能定位，依托产业发展规律和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机遇，可以落实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信息技术助推组织模式转型、绿色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方向，从组织形态变革、创新网络构建、产业链延伸、产城融合与绿色生态发展四个方面，探索雄安新区所辖三县现有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路径：(1)加快组织形态调整和变革，辅助兼并重组和转移引进相结合的产业组织重构方式，高质量整合优势资源，构建与总体战略定位相匹配的现代产业组织体系。(2)加大研发创新投入，深入推进两化融合发展，培育创新平台共享机制，提高创新资源集聚能力和使用效率，搭建有利于培育更具创新活力市场主体的创新网络。(3)提高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强化协同制造，推动传统产业价值链迈向中高端。(4)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倡导绿色生态社区，根据功能定位有机整合特色产业，建设一批保护传统特色产业和充分吸纳就业的特色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