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9第8期

重点提示

●《求是》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

●什么是今天最大的“全球性问题”

●中国对大国关系和大国责任的深层次思考

●“一带一路”是为共同发展而构建的合作平台和市场网络

●党的全面领导与依宪治国

●新型工业化的三个新趋势

●今天怎么看企业所有制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新时期我国消费呈现新变化、新特点

●“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并重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

《求是》发表习近平重要文章

据新华社3月31日报道，4月1日出版的第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文章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

文章强调，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什么是今天最大的“全球性问题”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史，一个深刻感受是，当时世界的各种政治紧张，包括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大多与英国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快、缺乏政治规制有关。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在利益结构上的巨大调整，如果政治意志无法对此进行规制和有效协调，必将冲击到个别国家的政治体系和国际关系，从而不仅在相关国家造成政治撕裂，也给国际关系带来紧张和对立。

转至今日，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动力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也迎来越来越多质疑声。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质疑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不同，发达国家也对由其自身发起的全球化表达出越来越大的恐惧。这反映出，百年前所经历的资本意志贪婪扩张对国家意志的激烈冲击，再度回归人类生活。一些人在忧心于国际关系会不会再次陷人“修昔底德陷讲”、注目于主权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可能会忽略一个事实，即这些“新”的场景，不过是一个老问题的再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扩张及其导致的阶层分化甚至阶级化，已使经济问题外溢为社会、政治和安全问题，此乃主权国家之间发生碰撞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这是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前期最大的“全球性问题”，而細今同样如此。

这种情况下，需要做出的选择，或是规制商业扩张，或是推进政治体系变革，但最终目标都是政治体系维持或重构作为利益平衡者的功能，但这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巨大挑战。

(《环球时报》2019.4.10程亚文/文)

中国对大国关系和大国责任的深层次思考

首先，大国要形成共同的归属感。中国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创造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拒绝走近代以来弱肉强食、大国争霸的强权政治老路，强调合作中产生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合作、互利共赢来解决，指出各国对人类长远未来都承担着一份责任。其次，大国要树立应有的责任感。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国希望中美能够相向而行，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共同发展以协商、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另外，面对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中美应相互合作，成为国际难题的解决者和全球治理的推动力。最后，大国要具备强烈的使命感。中国坚持开放合作，支持经济全球化，维护多边主义，携手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探索合作思路，创新合作模式。倡议源于中国，成果属于世界，凸显中国的历史使命感。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4.9苏晓晖/文)

“一带一路”是为共同发展而构建的合作平台和市场网络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表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当今时代背景下对于国际合作“先发展，后分享”的模式创新：先促发展，再定标准;共商共建，成果共享。新兴国家应拥有更平等的人的发展权、生存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秉持规则应更好服务发展的逻辑，发展先行，基于自身的经验和道路实现理念创新、制度创新。“一带一路”是一种发展观，是为共同发展而构建的合作平台和市场网络。“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地理上包括但不限于古丝绸之路地区。它向所有国家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开放，方便惠及更广泛的领域。与霸权秩序论、均势秩序论、世界体系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等西方主流的带有着很强冲突倾向的世界秩序理论相比，“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共商”便于营建合作伙伴关系，而“共建”可以激发治理积极性。回顾过去数年的大事记不难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一系列合作倡议的整合，充分展现了与沿线国家共商共议、共同设计的思路。“一带”和“一路”倡议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体现了中国与东道国的共商原则。而《愿景与行动》中“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则进一步阐释了共建共享的美好愿景。

(摘编自《北京日报》2019.4.22王文/文)

党的全面领导与依宪治国

柯华庆在《学术界》2018年第11期撰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长期历史的选择、长期执政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决定的。中国人民通过具有最高法律地位、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的宪法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所以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地位是相互依存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宪治应该是宪法和党章并存的二元宪治结构，决定了党规与国法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共产党依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依据国家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导法规领导国家和社会。依法治国是依据国家法律治国，依规治党是依据党内法规治党，依规领导是依据党导法规领导。由此，依规领导使得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实现了有机统一，依宪领导使得依宪治国和依章治党实现了有机统一。

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观及其对新时代的启示

朱益飞在2019年第1期《马克思主义研究》撰文提出，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观最初源于他在20世纪60年代对“分散主义”倾向的批评与思考，初步践行于1975年整顿中反对派性的斗争，进一步完善于当代中国改革实践。邓小平认为，改革事业必须在中央权威下推进，树立具有改革形象的领导集体是关键，中央权威主要体现在对改革的调控力上，维护中央权威必须破除圈子文化，要拥护党的领导集体及领导核心。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观启示我们，新时代要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树立令人民信服的中央权威，坚持做好改革这篇大文章，切实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勇于向各种破坏中央权威的行为开展伟大斗争，充分彰显新时代改革大逻辑。

运用辩证思维处理好“民心”和“忠诚”的关系

“忠诚”对于政治建设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忠诚”是“民心”的前提和基础，每一个党员只有从内心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而奋斗，才能使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从而真正实现“贏得民心、汇聚民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让每个党员都能做到忠诚、干净和有担当。“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不但是党的政治建设的着力点，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而且是党员真诚、干净、担当的根本目的所在。因此，辩证地处理好政治建设中的“忠诚”与“民心”的关系，对党的政治建设至关重要。

(摘编自《新华日报》2019.4.16韩庆祥/文)

陕甘宁根据地区域名称的政治博弈与生成逻辑

“陕甘宁边区”无疑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一种特殊政治行政存在，不过其区域名称则在“特区”与“边区”之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更名互替。个中情由既有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博弈，也有中共自身的多重考量，与中共对政治体制的认知也有关系。杨东在2019年第3期《人文杂志》撰文提出，随着根据地区域范围的不断壮大，陕甘宁边区的名实之争成为抗战中后期国共两党政治博弈的焦点之争。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生成，是中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和必然，但国民党的封锁包围却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而中外人士争相进人边区实地考察之后形成的大量记述，不仅大大拓展了边区的政治影响，为其继续存在和发展赢得了广阔的舆论空间，同时也为中共的发展壮大赢得了难得的政治空间。

把握实践重点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最终要靠实践来实现和检验。针对跨越历史关口面临的问题，体会起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实践重点包括以下方面：其一，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其二，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针对我国创新能力不够强的现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其三，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自觉设计、并不断优化空间布局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显著特征之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对于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其四，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只有不断发展开放型经济，才能真正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要继续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交流合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其五，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只有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破除弊端，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摘自《经济日报》2019.4.8文魁/文)

新型工业化的三个趋势

一是产业范式向创新发展转变。新型工业化更加强调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产业链提升和价值链升级。智能制造、智能服务正在成为全球传统工业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智能制造和个性化定制将使许多行业规模经济优势变得不明显，一个国家越来越难以七要依靠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优势实现工业化并最终实现现代化。

二是平台经济成为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平台经济已成为新的产业组织形态，无论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都在进入平台革命时代。近年来，一些国家或企业提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新概念，如德国的“工业4.0”、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等提出的工业互联网。与传统工业化模式相比，平台经济更加强调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服务型制造成为新趋势。

三是绿色发展成为新的战略任务。

新型工业化不仅仅是工业、制造业部门的事情，而是涉及生产要素、资源环境与生产方式的系统性、整体性变革。历史上的每次工业革命都没有解决好绿色发展问题，“先污染，后治理’，几乎成为工业化国家的宿命。今天，我们绝不能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型工业化将带来新一轮绿色革命。

(《人民日报》2019.3.29赵昌文/文)

今天怎么看企业所有制

据《财经周刊》第12期报道，去年下半年以来，为稳定民企预期，决策层多次喊话，重申竞争中性原则。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多名与会代表提出，竞争中性原则在中国应该首先体现在所有制上。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竞争中性针对的就是国家办的企业不应有超越其他所有者的特殊权利。而“从现实情况看，要找一个纯粹的国有或民营企业越来越困难;混合所有制是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一个常态。”

“民营企业开始成长出一些私有经济、私有产权所不能完全概括的特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指出，第一，很多走在前面的民企呈现股权多元化特征，成为股份制公司、上市公司;第二，对大型股份制企业来说，企业资产已经不单单是老板自己的财产，还涉及很多其他所有制拥有的财产。

“公司、公司，多多少少具有‘公’的性质。这个‘公’跟传统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不同，它产生于私人资本，但这些资本进入公司运营后，多多少少具有‘公共’的性质。”周其仁称，整个社会要从观念、法律、政策、习俗等各方面，为民企这种新性质的发展留有足够空间，从而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可靠的微观基础。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由“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当前国资国企改革的重点。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一是加大分类推进、扩大重点领域混改力度;二是深化混改内涵，推进各类所有制企业融合发展;气是不仅要“混”更要“改”，要建立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四是混改只是改革的方式之一，不能“一混了之”“一混就灵”。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在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的原则下，出资人要对所出资的资本负责，主要应该是关注国有资本的布局、国有资本的运营、国有资本的收益。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通过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国有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不断创新，践行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与实现全球资源配置。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2019.4.15周丽莎/文)

不会对国有企业进行系统性补贴了

据《21世纪经济报道》3月28日报道，3月27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政府已经不会对国有企业进行系统性的补贴了。

他认为过去中国的价格系统扭曲非常严重，政府在改革时必须要提供一些补贴，但在改革过程中，这些补贴已经逐渐消失。他表示，电力、天然气等领域可能仍存在一些补贴，但已经不多了。

“不像很多人所称的那样，屮国政府和中国的银行体系有一个系统性的补贴去支持这些国有企业，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

对于国有企业的补贴曾经存在，主要是一些国企的商品与服务价格受调控管制，很多时候为了避免冲击实体经济和人民生活，就会压低价格，产生一定的亏损，由政府给予补贴。还有一类地方国企，为了避免倒闭，地方政府给予种种扶持和补贴。这两种补贴并不具有系统性和持续性。

事实上，国企享受的所有制好处不在于财政补贴，而是融资优势。国有企业在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中，能够以优惠的价格获得足够规模的融资。政府应该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要明确政府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中的责任

张晓山在《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2期撰文指出，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的作用，要素总是向生产率高、回报率高的部门和地区流动。因此，要采取综合措施，提高农业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生产效率，促使要素向这些地区和产业流动，尽快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如果说国民收人初次分配时要注重效率，那么，在国民收人再分配时就要注重公平和正义。政府要承担起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主体责任，通过财税政策的调整，在较短的时间内缩小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人均享有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差距。另外，基层群众的制度创新来源于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创新的过程就是实现其最迫切、最根本的需求的过程，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中央根据农村形势的发展和农民群众的需求所作出的顶层设计，之后才是各地农村对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相关政策和具体项目的贯彻落实。顶层设计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n上而下贯彻的特征，因此，在农村执行和落实政策的实践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根本原则，将政策导向、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将顶层设计与尊重基层创新相结合，将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

新时代我国消费呈现新变化、新特点

第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趋突出。2013年至2018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7.0%、48.8%、59.7%、66.4%、58.8%和76.2%，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主导力量。第二，消费结构持续升级。近些年来，我国的消费结构在发生明显变化，居民消费正从传统的“有没有”“价格便宜不便宜”向“好不好”“性价比是否高”转变。概言之，我国居民消费正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升级，从传统消费向品质消费升级，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第三，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供给不足。目前包括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家政等在内的服务消费已经占到了国内居民消费支出比重的40%以上。但毋庸讳言，我国服务领域的供给与人民的需要并不匹配，幼儿教育、看病难看病贵、养老等既是民生痛点，也是消费堵点。第四，消费已成为应对外部压力的“压舱石”。在出口对经济拉动的贡献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大，这对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显得尤为重要，正成为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顶梁柱”。

(摘编自《北京日报》2019.4.8樊继达/文)

“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并重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未来，中国将以更大力度、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让不同国家、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益处。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既要把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建设、愿意与中国共享发展果实的外商“请进来”，也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有意愿、有能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为各国提供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一方面，继续完善和营造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外资企业和外国产品进人中国，为中国发展带来新的理念、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潜力、优化市场竞争，顺应国内市场消费升级的趋势，培育中高端消费的新增长点。另一方面，积极构建全球价值链和产业网，从国家层面建立高水平多层次的交流平台，推进各层次的经贸合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更加自由、便利的国际化渠道和透明、公正的国际化条件，支持更多中国企业成功地“走出去”。

此外，注重加大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力度，积极推动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培育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4.17王永贵、胡宇/文)

外储五连升后势怎么看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4月10日报道，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0988亿美元，较2月末上升86亿美元。数据显示，自去年11月结束“三连降”以来，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五个月回升，累计上升457亿美儿，升幅为1.5%。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对记者分析，外汇储备规模最近5个月连续上升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包括继续保持贸易顺差、外资加快流人、储备投资的资产价格上涨、外汇市场供求平衡等。年初以来全球主要国家货币政策有所宽松，推动包括股票、债券等各类资产的价格出现上涨，成为外汇储备规模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尽管外部环境不平衡、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中国经济良好的基本面为外汇储备规模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赵锡军说，平稳、向好的经济基本面给境外投资者带来了积极稳定的预期，吸引其增加对中国实体经济、资本市场的投资，支撑外汇储备规模上升。

对于外汇储备规模接下来的走势，赵锡军认为，在波动中保持总体稳定依旧会是基本趋势。今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6%以上的较高增速，同时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这有助于增强全球投资者进人中国市场的信心，保持跨境资金流动稳定和国际收支自主平衡。

从四个方面入手创新和完善技术改造政策

根据新的竞争环境和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需求，着眼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未来我们要重点围绕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嫁接融合，从四个方面人手创新完善技术改造政策。一是针对我国传统产业和广大中小微企业生产制造、产品研发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瓶颈和短板，着力推进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的扩散应用。培育推广新型制造模式，在日用消费品、纺织服装、家居建材等行业推广个性化定制、协同设计与制造、众创众包等新型商业模式。二是进一步强调对中小微企业的技改扶持和服务，将促进传统产业中的中小微企业技术能力提升作为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研发“专精特新”产品、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帮助中小微企业引人国内外先进、成熟的生产制造技术、信息系统、运营管理实践和商业模式。三是以市场化服务和公益性服务相互补充的服务体系建设为重点，以点带面地促进技术改造升级。大力发展面向产业集群的服务平台，以点带面提升区域生产制造能力、产品开发能力和管理能力。四是鼓励支持大企业积极开展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的示范应用，开展面向区域和供应链的技术改造服务。在重点行业打造一批应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示范企业，以大型企业的母工厂建设为抓手，促进生产制造技术水平和生产管理水平的提升。

(摘编自《经济日报》2019.4.9黄群慧、贺俊/文)

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近期，由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第一句就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是党和国家首次公开肯定的关于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对于扭转歧视职业教育的不良风气，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首先，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呈多样化。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必须不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不断创造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不断推动社会进步。其次，经济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主要有三类。最后，职业教育最基本的职能是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它以培养能够在生产和服务过程中从事物质生产和社会服务的技术技能型专门人才为主要目标，是各种物质产品和社会服务的直接生产者和提供者，是整个教育系统中与经济社会和生产实践关系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教育类型，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

(摘编自《天津日报》2019.4.22祝士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