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9第7期

重点提示

●“两个维护”的政治内涵决不容误读

●大变局需要大包容大诚意

●“就业优先”意味着什么

●楼市调控的变与不变

●推进京津冀社会保障共建共享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优先补短板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有了新的拓展

●培育新时代“新农商”要着重培育三大主体意识

●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需要把握好新趋势

●借竞争中性原则加快国企改革

“两个维护”的政治内涵决不容误读

党的核心只有一个，党的权威必须归于党中央，这是“两个维护”的应有之义，更是我们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然而，有的地方和领导干部在讲到维护党的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时，或牵强附会，或别有用心把这个逻辑层层传下去，级级树核心、层层提权威。有的党委主要领导甚至大言不惭地把自己称作核心，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威。这不仅在理论上根本站不住脚，而且在实践中也是极其有害的。根据《党章》及有关规定，中央以下的各级党组织，包括基层党委和党支部，是领导集体发挥核心领导作用，不是党委或支部其中一名成员要发挥核心作用，更不存在以个人为核心的情况。如果各级都可以自称“核心”，搞各自为政，政出多门，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必有百害而无一利。还有的地方和领导干部口里虽然“两个维护”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另搞一套，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甚至搞“低级红“高级黑”的闹剧。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野蛮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顾实际、劳民伤财，违法乱纪、谋取私利;打着落实中央精神的旗号，不分青红皂白“扣帽子”压人，排除异己，搞“一手遮天”;执行有关政策不到位，出了问题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动辄搬出中央精神当“挡箭牌”;肆意妄议、歪曲中央精神，把不对的当成对的表扬，对正确的反而不闻不问，等等。出现这些情况，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对“两个维护”理解不深、把握不准，缺乏担当、机械重复;甚至掺杂私心杂念、图谋一己之私所致。这种行为，往往比那些明目张胆违反“两个维护”的，更具欺骗性和危害性，不能不引起足够警惕。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两个维护”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予以明确;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进一步提出落实“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任务。各级组织、全体党员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决不允许各种误读、曲解“两个维护”的现象和行为在党内有藏身之地。

(《中国纪检监察》2019年第2期尔东/文)

大变局需要大包容大诚意

陶坚在《国际安全研究》2019年第1期撰文认为，当今世界是大变革的世界，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来临。——惟有包容和合作，方能应对。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自地理大发现500年来的“西方的世界”正在转变为“全球的世界”。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国家究竟是以包容、合作、和平的方式，还是用排斥、对抗甚至是冲突的方式来对待非西方国家，关乎世界和平的前途与人类发展的未来。其中，西方能否继续包容和接纳中国，又以何种方式与强大了的中国合作共处，是观察这一进程的标尺，因为中国是代表非西方力量崛起的标杆国家。——惟有建设性改革，方能应对。国际体系的深度调整，大国关系变化的不稳定，连带产生了严重的国际安全风险。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亟须建设性改革，而非不负责的大破坏。主要大国有义务维护好国际秩序变动时期的安全，基于规则和协议的多边合作仍然是全球安全的保证。离开了安全保障，任何建设性改革都无从谈起。——惟有诚意与善意，方能应对。当前国际和平和安全环境来之不易，各国应共同维护。国家之间产生矛盾分歧不可怕，只要以真诚的态度予以管控，以负责任的态度加强在全球和地区安全治理中的合作力度，预防冲突。

以“木桶原理”为指导，科学运用底线思维

从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强调的“木桶原理”出发，可以学习探究科学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第一，防止“爆板”，这是“底线思维”的防御式运用。“爆板”往往发生在薄板、弱板和吃力板之处。因此，要防止尖锐矛盾和突出问题从量的积累到骤然出现质的变化，产生影响全局的突发性风险。第二，补齐“短板”，这是“底线思维”的统筹协调式运用，是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全面问题的关键，是确保行稳致远的基础性工程。因此，要把落后的环节和领域作为“底线”，着力加强短板建设、夯实弱项基础。第三，加固“底板”，这是“底线思维”的战略式、原则式运用，目的是确保社会制度、执政党地位、国家主权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不出现哪怕一丁点动摇。因此，要把握好根本性、方向性、决定性问题，坚决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防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被打断。

(摘编自《光明日报》吴春晖/文)

把握党建对基层社会治理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是大变革时代基层治理方式与时俱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充分发挥党建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引领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点。首先，充分认识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形势与需求。只有把握住各方面需求，才能针对不同对象，有的放矢地开展党建工作、全方位服务于人民群众需要，实现社会治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遵循，基层社会治理的引领功能也才能真正发挥出来。其次，实现党建引领由静态、平面化向动态、立体化转变。随着基层治理复杂性的日益提升，党建引领不能仅局限在静态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建设常态化的优势上，更要注重发挥动态过程中党组织掌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优势，开发党建引领的多方面功能。再次，进一步处理好党务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业务工作之间的关系。要在坚持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核心领导的大前提下，秉承党务工作为业务工作服务理念，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使党务工作多角度嵌入业务工作之中，利用党组织在人员选拔、组织沟通、政策解读等方面的优势，为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提供丰富资源，实现党建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引领。

(摘编自《光明日报》)陶焘/文)

“就业优先”意味着什么

《人民日报海外版》3月14日刊登白天亮的文章说，“就业优先”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被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报告同时强调“必须把就业摆在更加突位置”这一变化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

明确“就业优先”，一方面是未雨绸缪，做好政策储备，为可能出现的冲击做准备、留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划底线，确保实现“稳就业”这个“六稳”中的首要目标。

经济增长的确是带动就业的“火车头”，但是，同样的增速下，不同的经济结构、不同的发展战略，不同的政策取向对就业的影响截然不同。部分经济体就曾出现过“有GDP增速、无就业增长”的情形。此次明确“就业优先”而不是“增长优先”，表明中国不要无就业低就业的增长，而强调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

把就业置于“优先级”意味着，宏观政策酝酿出台将全面评估其对就业的影响，让就业优先;政策措施的操作落实将统筹考虑其给就业带来的变化，让就业优先;财税、金融、产业、投资、贸易等经济政策将注重与就业的衔接配套，如果发现有矛盾，让就业优先。

“就业优先”还会给中国经济运行带来新改变：结构优化的步伐有望持续加快，因为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力更强劲;中小企业必然会得到更多支持，因为“小企业、大就业”;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好，因为民营企业早已是新增就业的主渠道。

“稳就业”为何升至“优先级”

据《中国青年报》3月26日报道，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稳定和促进就业”置于宏观政策的优先级，提出稳增长首要是为保就业，要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

为何将就业纳入优先考虑?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头牵着千万个家庭，一头连着国家经济大势。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余万人;受此影响，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预计今后几年还将继续下降;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带来挑战。两会期间和两会结束后，关于就业问题的探讨一直在继续。“不是把就业政策放到和货币政策同等的高度，就业政策的地位从来都比货币政策更高。货币政策是为了稳定就业。”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看来，就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来都有着更重要的地位。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就业是充分的，那么其资源就得到了较充分的利用，处于一种不冷不热、正合适的发展状态。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曾去德国等国家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调研城市转型工作，他们确定投资项目第一个考虑因素就是能够拉动多少就业。而反观我国一些同类型城市，过去考虑的往往是GDP。

“稳就业”从哪里发力?“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就业的主渠道，是创业创新的重要载体。”在湖南省工商联副主席、58集团首席执行官姚劲波看来，中小企业能在稳就业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应该重点研究降低这类企业的用工成本。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只要搞活企业，就业就稳住了。此外，社保等支出也是企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压力，而高层正在解决这些问题。

人社部最新信息显示，2019年中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需在城镇就业的新增长劳动力仍有1500万人以上，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834万，再创新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表示，当前我国已经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最主要的失业风险并不是“总量失业”，而是“结构性失业”;最主要的风险人群并不是一般体力劳动者，而是大学生。稳就业眼光要放长远，在就业需求和人才供给两个方面稳步调整。

楼市调控的变与不变

《北京青年报》3月18日刊登社评说，2019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会不会出现大的变化?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没有特别强调“房住不炒”，有人认为这是房地产调控政策放松的一个信号。对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强调，今年会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防止楼市大起大落。《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郭玮也表示，《政府工作报告》的文字虽然有变化，但楼市调控基本政策取向没有变化。

“房住不炒”的基本政策没有变化，但《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房地产市场的论述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变化值得重视。报告强调，“落实城市主体责任，改革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首次将“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并列，这个变化代表了对房地产发展更清晰的定位：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按照郭玮的解释，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要靠两个体系，一个是市场体系，一个是保障体系。市场体系必须坚持市场主导，坚持适合国情的市场化方向，以居住为主，以居民消费为主，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保障体系则要以政府为主，为群众提供最基本的住房保障，并明确准入门槛，防止保障与市场出现错位。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老龄化矛盾

中国正面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与养老的结构性矛盾，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老龄化进程加速交织并行的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空间与灵活性受到双向挤压，因此，需要从以下四方面出发，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第一，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加快人口政策调整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第二，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趋势，加快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的政策调整。第三，以发展长期护理保险为重点切实解决养老服务资金短缺问题。第四，在协调区域、统筹城乡中拓展宏观政策空间。在此基础上，政府、社会与企业需要共同合力，不仅要充分调动社区积极性，发挥社区在应对老龄化挑战和释放消费需求的支柱作用，也要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发挥企业在应对老龄化挑战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突出中国养生养老文化传承，形成养生养老传统与养生养老服务技术创新的强大合力。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迟福林/文)

推进京津冀社会保障共建共享

河北经贸大学副校长武义青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指出，社会保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推进京津冀社会保障共建共享，一要加大中央财政支出对河北的一般转移支付力度，以缩小和京津的差距。中央在制定对河北的一般转移支付政策时，可以把和京津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各类差距作为一个因素考虑，逐年提高对河北的转移支付基数。二要以雄安新区为突破口，提升中央对雄安新区社会保障领域的事权支出。三要扩大京津对河北的横向补偿范围。在完善河北与天津滦河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产业转移、功能疏解等方面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四要在养老服务、养老保险接续、异地就医等领域做好共建工作。

全方位的降税费行动更公平

《21世纪经济报道》3月18日刊登社评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减税降费成为备受瞩目的亮点之一。这是一次全方位的降税费行动。应当说与此前扩大财政支出、放松货币的做法完全不同，现在的政策更公平、更有效。文章认为，如果仅仅扩大财政支出并增加货币供应的话，只会让某些部门获益，比如钢铁水泥煤电等传统工业，也可能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但是，会让社会承受更高的成本，会带来传统行业大规模产能过剩。

最大的危害是剌激广泛的套利活动。比如每一次积极财政与宽松货币政策都会带来资产(房价、股票价格)上涨，产生周期性的自产套利机会，也包括金融套利。此外，一些新兴产业如光伏、新能源汽车等行业，财政补贴政策导致大量企业在各地设厂赚取补贴，产生大规模的低水平供给。

当前从减税降费入手，有利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优胜劣汰，鼓励公平竞争，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但是，我们也要警惕在给制造业减税的同时，这种降低成本的好处被上游企业“抢走”。在过去几年，也有过在总量上不小的减税规模，但企业成本依然不断上涨。考虑到税费的稳定性，成本持续上涨的压力主要来自原材料、地租和人工。其中原材料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去产能或者执行更严格的环保政策导致上游企业产能减少，增加了议价能力，当下游企业有税收减免优惠时，上游企业可能会趁机涨价。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优先补短板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赵长茂表示，着眼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优先着力补长三大关键短板。首先，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器，必须补齐科技创新短板，为此一是要补基础研究之“短”，二是要补教育之“短”。其次，体制改革的力度决定高质量发展的进度，必须补齐制度短板，为此一要完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二要完善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三要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最后，经济循环“不畅通”会造成经济运行效率效益低下。要补齐经济循环短板，为此一是畅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循环，二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三是畅通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循环。

(摘编自《经济日报》)

多效合一提升农业产业质量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张海旺在《经济日报》撰文指出，为解决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乡村振兴，应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提升农业产业质量，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第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高供给质量。进一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结构的阶段性变化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趋势，从供给端发力，在农产品和农业相关服务两方面提升供给质量。第二，要延长产业价值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大力发展现代农产品加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延长产业价值链，促进农业生产全环节升级、全链条升值，实现农业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机结合。第三，要激发资源要素活力，提升产业质量。核心技术、高质素人才和资金是提升产业质量的关键要素。要强化创新驱动发展，加快突破农业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

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把新型城镇化作为重要载体

河南省社科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王喜成在《河南日报》撰文说，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一项重大发展战略，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四化”同步发展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利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协调、融合新型城镇化的相关政策和举措，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一要重塑城乡关系。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逐步建立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引导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推动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二要实现生态宜居。坚持绿色发展，大力改善水、电、路、气、房、讯等基础设施，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保护建设，保护好绿水青山和清新清净的田园风光。进一步加强农村资源环境保护，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力推进“厕所革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三要实现治理有效。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有了新的拓展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帆在《光明日报》撰文认为，随着我国城乡经济社会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之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有了新的拓展：一是“农户分散经营”的经营方式出现了衍生形态，现阶段的“农户分散经营”是一种以土地经营权为依托、以土地配置效率提高为导向的“权利”经营方式，即农户可以选择自己经营承包的土地，也可以选择保留承包权、出让经营权;二是“农户分散经营”的不同方式存在着共存共生关系，双层经营体制既延续了此前的“集体统一经营—农户分散经营”的制度框架，又派生出农户经营新形态即小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并存;三是“集体统一经营”的实现机制出现了重要转化，集体统一经营中的“集体”主要指“村两委”等行政组织，但也包括农民合作社等经济组织，“经营”则从土地发包延伸至土地利用监督、产业融合转型、公共产品供给等领域;四是农村不同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利益结构出现了多元化，不同主体的经济关系突破了“集体—农户”的简单格局，并逐步转向集体组织、土地承包者、土地实际使用者之间的利益结构。

培育新时代“新农商”要着重培育三大主体意识

浙江省社科联编审屠关雄表示，由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转变，不只是外在“身份”的转变，更是深层次内在思维方式的转变。在新型农民的培育工作中要用信息时代的商业文明新思维升级农民，除了具备市场意识、法律意识、品牌意识外，还应着重培育三大主体意识。第一，培育合作意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进农民从单干型向组织型转变。第二，培育质量意识。现代农业不仅是数量农业，更是质量农业。因此，发展现代质量农业离不开“科技兴农、绿色优质”的质量意识。第三，培育创新意识。注重衍生农产品的文化内涵，挖掘农产品的现代价值并提升其附加值，使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从一种身份成为一种职业。加大对以上三方面意识的培育，才能更好地把农耕文明时期的小农经济思维升华为信息时代的商业文明思维。

(摘编自《浙江日报》)

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需把握好新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指出，我们要站在新工业革命的历史坐标系上推进新型工业化把握好三个新趋势。第一，产业范式向创新发展转变。新型工业化更加强调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产业链提升和价值链升级。目前正在兴起的这场新工业革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群体性突破和协同应用为主体，以人、机器和资源间的智能互联以及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为我们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实现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升级提供了重大机遇。第二，平台经济成为新的产业组织形态。一批国内外互联网科技企业如谷歌、脸谱、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京东等，已快速成长为平台型企业;一些国外制造企业如ABB、博世、IBM、通用电气、罗罗等通过整合搭建制造与服务生态系统，演变成为平台商。第三，绿色发展成为新的战略任务。今天，我们绝不能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将绿色发展作为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新型工业化不能只有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还要有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型工业化将带来新一轮绿色革命。

(摘编自《人民日报》)

借竞争中性原则加快国企改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胡左浩在《经济参考报》撰文指出，中国国有企业数量多、规模大、发展快且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此，一旦竞争中性原则变为国际经贸的通用规则将对我国广大国有企业产生深远影响。借助竞争中性原则，一方面在国内可以促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的平等市场竞争地位形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反对因为所有制设置不同的规则和歧视性待遇，为我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环境。此外，竞争中性原则从引入竞争中性效果评价体系、推动国有企业经营活动的透明化、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在商业类国有企业划分中引入竞争中性状况的认定标准等四个方面为国企改革带来新思路，对于加快和深化国企改革有着重要意义。

要重视贸易摩擦和居民负债率快速上涨的负面冲击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课题组在《厦门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撰文指出，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高度重视：一是当前贸易摩擦对民间投资以及制造业投资的负面冲击。在防控金融风险的同时，需要深入研究如何才能有效激发民间投资的增长，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中国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加快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等;二是应高度警惕居民负债率快速上涨对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负面冲击。中国家庭部门的负债率在2011年就超过了新兴国家家庭部门负债率的平均水平，并逐步拉开差距，与发达国家家庭部门负债率之间的差异也在大幅缩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依然严峻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在居民实际收入受劳动生产率增速趋缓而难以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放任居民负债率的快速上升，必然将抑制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进而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针对第一个问题，首先，货币政策在总量控制的同时，要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为稳定投资增长提供条件。其次，应当充分考虑“去杠杆”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因素和市场承受力，在把握好监管力度的同时，协调好各项政策的出台时机，并提高各级政府金融监管体制的联动性。最后，要积极采取减税降费等措施，配合货币政策，确保流动性真正进入实体经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调整。针对第二个问题，首先，鉴于当前住房贷款规模空前扩大是导致居民负债率大幅攀升的主要原因，在房地产管控政策方面，应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大力整治围绕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各类违规行为，在总量限制国内贷款流入房地产投资的同时，坚持因城施策，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促进地区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平衡。其次，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通过改革和完善财税体制，精简地方政府机构，以保证地方财政收入与支出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