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9第6期

重点提示

●中国制度具有强大优势的根源

●共产党“领导核心”问题的由来与实质

●寻求法治政府建设的新突破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做到未雨绸缪

●金融成国家核心竞争力，意味什么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减”与“增”

●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要兼顾五大关系，实现共享发展

●京津冀区域发展要依靠内涵发展、创新驱动

●制约消费力释放或实现的症结

●“功能农业”消除“隐性饥饿”

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四大原则”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应遵循“四大原则”：一是方向指引原则，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是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和本质规定，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前提;二是政治统领原则，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深化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和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三是法治建设原则，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到全面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全过程，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路径;四是力量保障原则，坚持党对人民军队和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保障。

摘自《南京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张振/文)

中国制度具有强大优势的根源

中国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体现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这是中国制度具有强大优势的重要根源。中国制度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中国制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是保障人民权利、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的制度，因而具有不竭的力量源泉。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正是由于中国制度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能够调动和激发最广大人民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全社会创造活力才得以竞相迸发，创新源泉才会充分涌流，才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二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中国制度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三是促进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制度能够有效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拥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摘自《人民日报》王炳林、孙存良/文)

共产党“领导核心”问题的由来与实质

周良书、俞小和在2018年第6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文提出，学术界关注中共“领导核心”问题由来已久，并在“什么是党的领导核心，如何发挥核心作用”问题上已有共识，但对于这一问题的历史由来，以及“领导核心”在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体系中的位置与形成机制等实质性问题却少有论及。在中共历史上，产生“领导核心”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通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考验，自然形成为中央集体领导核心的模式;二是由上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提议，后经党的中央全会确认为领导核心的模式;三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后经党的中央全会确认为领导核心的模式。这一制度设计是由毛泽东首创，后经邓小平集中论述而逐步确立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它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顶层设计，加固了这一制度得以运行的最后一环。

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关系的三个维度

李宗建在2019年第1期《思想理论教育》撰文提出，关于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及其关系诊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从理论维度看，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统筹推进的历程诠释了“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革命逻辑;从现实维度看，关键要以彻底的革命精神协同推进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只有以全新的视野审视和谋划，在协同推进“两个革命”的基础上、过程中，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

进入新时代，这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新的历史方位。它首先意味着，我们继续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的新的革命。我们要通过新时代的实践探索，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它同时意味着，我们继续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既是准确把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新的宏大目标的革命，也是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的革命。我们既要树立远大目标，又要立足实际，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步推向前进。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它表明，我们继续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是致力于在继续推动发展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革命。我们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行稳致远。

(摘自《党建研究》张树军/文)

丰富和发展“特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丰富和发展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任务。第一，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这是实践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奔向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正路;第二，从实践中得来又指导实践发展，这是理论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现实问题进行理性认识与战略应对中形成、丰富、发展的;第三，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民族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之根、文明之源;第四，在解决新问题中与时俱进，这是时代特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任务是解决发展的问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发展步伐，是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的要求。

(摘自《人民日报》辛鸣/文)

强化法治思维扎实推进依法治国

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李俊强调，必须强化培育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意识，要破除”不依法也能干好工作”的惯性;要破除“不靠法也会拿出办法”的扭曲;要破除“不畏法也无妨大碍”的侥幸。应该看到，这些现象归根到底是重人治轻法治的重令轻典问题，必须强化法规制度是硬杠杠、硬指标的意识，防止执行过程“变形”、执行力度“变软”。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在全党全民全社会着力培塑一种政治、情感上的高度认同，把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摆在根本首位;把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提到至高地位;把依规治党作为法治国家的实践切点。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最坚实的基础，也是现代化国家的标志，需要每个公民的尊崇和敬畏，要在领导带头、立起“人人平等”新风尚;重在常态培育、形成“始末一致”新风尚;贵在严格遵循、确立“唯一尺度”新风尚。

(摘自《中国青年报》)

寻求法治政府建设的新突破

寻求法治政府建设新突破，一是探求实质法治的新思路;二是探求有效监管的新路径;三是探求共同治理的新方式。在观念上，必须消除国家和政府治理由政府独享的思想，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在国家和政府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赋予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治理的主体地位，形成社会共治格局;在行动上，必须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国家和政府治理的途径和渠道，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发挥作用提供便利和相应的保障;在机制上，必须建立健全政府与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相互沟通、相互协作的平台。

(摘自《法制日报》杨伟东/文)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做到未雨绸缪

能否做到未雨绸缪，决定着能否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有准备之战，能否以卓越的风险防控能力和成效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首先，牢牢掌握风险防控主动权。在风险治理实践中，必须努力争取主动、避免被动，特别是要通过未雨绸缪来确保牢牢掌握风险防控的主动权，赢得风险治理的取胜优势和必胜信心。对风险要早判先知，做到心中有数;对风险要先防早治，做到预防为主;对风险要始终保持警觉，决不给风险变大的机会与空间。其次，把风险防控做实做细做好。实践经验表明，智慧而卓越的风险治理一般都是在平时就下功夫的，如，提前扎牢篱笆、织密网络、完善制度、优化机制等。一是要从本质特点和规律机理上把握各种风险,把认识组织工作做实做细做好。二是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风险防控机制，把增强风险防控能力和系统准备的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再次，在本领和能力上做足准备。在具体实践中，面对复杂的形势特别是重大风险，领导干部必须强化风险意识，提高风险驾驭本领和治理能力，保持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通过看在前、防在前等一系列努力，认真排除隐患，真正履行好责任，把风险治理做得更扎实、更见效，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摘自《经济日报》邱霈恩/文)

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新趋势

《人民日报》2月22日刊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的文章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经济全球化主要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速度明显下降。2008-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速分别下降到1.0%和3.2%。货物贸易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在2008年达到25.4%的峰值后，2017年降到22%。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在2008年达到6.32%，近10年在波动中维持，2017年为6.65%。跨境直接投资规模2007年达到18938亿美元后出现收缩，2008~2017年年均增速为-0.42%。

经济全球化的内容与格局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持续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全球生产价值链当中，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例，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直接投资流入额的比重从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发展到与发达国家接近，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速调整。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的自由贸易理念正受到所谓“公平贸易”理念的挑战。近年来，虽然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变革迹象，但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而道远。

文章认为，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适应生产力在全球优化布局的内在要求，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我们要在准确判断经济全球化走势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调整对外开放战略，抓住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

金融国家核心竞争力，意味着什么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上提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新京报》2月27日就此刊登刘晓忠的文章说，要真正将金融打造成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必须要从制度建设、能力建设、机构建设等方面锻造自身的国际竞争优势。

首先，通过有效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为市场参与者营造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资本市场，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在国内市场投资配置，吸引国内外企业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发债等，同时也吸引更多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参与国内资本市场建设。

其次，金融机构的当务之急是潜心钻研，培育自身的资产识辨能力、风险资产定价等能力，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增强国内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质量，使国内资本市场真正成为经济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场所，以及风险有别、交易和优化的场所。唯有潜心提高自身专业服务能力，才能带来整个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最后，良好的契约精神的培育，是金融作为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前提。若金融市场缺乏必需的契约精神，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市场信用就缺乏有效安放的场所，金融市场就容易赌场化，金融就很难担当起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的重任。

三组关系里的中国智慧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3月4日报道，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开幕。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提到2019年工作计划时，讲了三句话：适应“时”和“势”的变化，增强“难”和“忧”的意识，把握“稳”的要义、强化“进”的措施。“时”和“势”、“难”和“忧”、“稳”和“进”三组关系辩证统一，充满中国智慧。

2019年的困难实实在在，毋庸讳言。在1月21日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一口气讲了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存在的重大风险。摆在中国眼前的“难”和“忧”，由此可见一斑。

怎么看?时势是中国人特有的时间哲学。“时”是时间，更是历史，“势”是趋势，更是未来。把眼前的困难放在更长的时间轴中去考量，会给我们更大的从容。中国眼前的确有“难”和“忧”。从历史大势看，中国依然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正是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定力所在。

怎么办?“稳”和“进”是应对之策，稳中求进是工作总基调。所以，中央提出“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稳住经济发展的重心，同时，以更大的决心和毅力推动各项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虽然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但中国懂得：按自己的改革节奏扎实做好各项工作，才是应对一切变局的底气所在。

解读2019年“国家账本”

热点聚焦：3月5日，《关于201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增长14.9%;赤字率2.8%……预算报告被称作“国家账本”，今年出炉的这本“国家账本”透出国计民生什么信号?且看人大代表解读。

加法：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增加重点领域投入

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政府四本预算总收入预计约33.1万亿元(剔除了财政补贴社保基金的重叠部分以及不包含年度调入，年度结转结余、政府债务等)。若加上政府债务、以前年度结转结余资金等，2019年政府四本预算支出规模预计41.2万亿元。拿到报告，代表们发现，去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聚力增效”，今年的新提法是“加力提效”。“提法本身就反映了政策的导向。”代表们表示，面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加力”体现在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和加大支出力度;“提效”体现在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财政部部长刘昆说，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不是要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也不是要搞政府大包大揽，而是要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着力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财政部门，关键是要做好“加减乘除”四则运算。

所谓做好“加法”，就是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提高支出精准度。预算报告显示，增加了重点领域投入，提高支出精确度，精准聚焦增强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支撑能力。

乘法：减税降费体现让利为民预算报告最大的亮点是大幅度减税

降费，这也是“乘法”。预算报告指出，深化增值税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到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到9%，确保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保持6%一档的税率不变，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继续向推进税率三档并两档、税制简化方向迈进。

增值税已经全覆盖，和制造业的关系更紧密。增值税是中国最大的税种，减税的着力点放在最大的税种上来考虑。增值税率的最高档又落在制造业。“今年减税降费近2万亿元，这样的规模和力度确实超出市场预期，超出很多老百姓的预期。”在代表委员们看来，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企业是最直接的受益者，有助于减轻负担。而消费者也从中受益。

减税降费带来的另一个明显效应，就是稳预期。不少代表注意到，这次减税不仅力度大，减税的方式也变了。以前减税更多的是出台优惠政策，在税基上降税，往往都有三年五年的期限，这次是在税率上直接降税透明度更高，能更有效地引导预期、改善预期。

减法：政府过紧日子，“三公”经费再压减3%

减税降费要落到实处，意味着政府必须要过紧日子，也就是做好“减法”，节用裕民。

政府过紧日子，是要主动过紧日子，而不是被动过紧日子。紧日子意味着要严控“三公”经费预算。预算报告中指出，中央财政带头严格管理部门支出，一般性支出要压减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长期沉淀的资金一律收回。地方政府要比照中央做法，从严控制行政事业单位开支。

除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而要做好“加力提效”，还有一道“除法”，也就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此次报告中有不少创新提法，比如建立留底退税制度，建立民生支出清单，把消费税的征收环节往后移。但也发现不少有待改善的细节，刘小兵代表说，按照经济性质分类，中央本级的基本支出中，其他支出一项有3000多亿，占到27.3%。“这3000多亿去哪里了，不能简单地用‘其他’来说。”他建议完善预算编制，进一步细化支出的具体科目。

(摘自《解放日报·上观》3.8、《21世纪经济报道》3.7)

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减”与“增”

“减”与“增”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两个字，这两个字蕴含着中国经济与民生的诸多信号。

比如去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86万;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关税总水平由9.8%降至7.5%等数据都涉及“减”。而去年GDP增长6.6%、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等数据都涉及“增”。尽管每一项数据中“减”与“增”的内涵及意义有所不同，却大致勾勒出去年中国经济健康向上的姿态，而这种“增”的成就也是用“减”的措施换来的，如去年大幅度为企业减税降费，既促进了城镇增加就业，也对GDP增长有推动作用。可见，“减”与“增”有内在逻辑关系。

今年的工作目标和任务中，“减”的措施和力度似乎更多、更大——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增值税税率降至13%;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可降至16%;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费再降低20%以上;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000万以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左右……也就是说，我国宏观调控继续以“减”换“增”,通过多种“放水养鱼”的措施来实现今年GDP增长6%~6.5%以及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等目标。

这份报告指出，今年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虽然这一表述不含“增”字;但也有“增”的意味。再如“各级政府要过紧日子”，虽没有“减”字，其实是减少政府自身支出。这份报告在肯定2018年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不少问题和挑战，包括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较大、金融等领域风险隐患依然不少……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应对各类挑战，同样可以围绕“减”与“增”大做文章。

(摘自《北京青年报》3.6)

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要兼顾五大关系，实现共享发展

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基金是防范化解基金缺口风险、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途径，需统筹兼顾好五大关系，实现持续性、治理性，以构筑共建共享的社会发展体系。一是统筹兼顾好国资划转特定目标和长期制度之间的关系，要着眼人口老龄化的未来和立足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推动划转制度化;二是统筹兼顾好国资划转中央与地方权责分配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利益调整和分配关系，达到各地公平合理实现共享国资发展的目的，促进地区间的公平和平衡;三是统筹兼顾好国资划转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挥社保基金持股与国企的互动及其公司治理功能，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四是统筹兼顾好国资划转与资本市场稳定发展之间的关系，坚持“优化结构、谨慎退出、动态调整”的原则，实现国有资本、社保基金和资本市场的多元联动和互促型发展;五是统筹兼顾好国资划转与社保制度优化完善之间的关系，既要统筹兼顾好国资划转与社保缴费责任负担的关系，也要统筹兼顾好国资划转与代内代际间收入分配的关系。

(摘自《经济日报》李培/文)

合理扩大有效投资应从三方面着手

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无论是创新发展，还是改善民生促进就业，推动产业改造升级，都离不开有效投资。因此，扩大有效投资要做好以下三方面。首先要找准目标，精准发力，具体做到紧扣国家发展战略，着眼于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选准领域和项目，把钱用在“刀刃”上。从投资结构上来看，有效投资应着眼于重要领域和薄弱环节，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取得实效。其次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要充分考虑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和政府投资能力，区分轻重缓急，科学有序推进，严格落实项目建设条件，严禁建设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严格防止形成新的债务，防止“半拉子”工程。最后要优化环境，形成合力。扩大有效投资，民间资本不能缺席。要继续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项目融资方式，落实好民间投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类不合理门槛，取消和减少阻碍民间投资进入补短板等重点领域的附加条件。

(摘自《经济日报》熊丽/文)

京津冀区域发展要依靠内涵发展、创新驱动

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雄安新区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机制与路径研究》首席专家张贵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创新驱动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再是简单地依靠投资、项目的发展老路，区域发展必须要有新的思路，要依靠内涵发展、创新驱动。首先，从区域空间来讲，要进一步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目前京津冀正在建设两个“新的两翼”，今后的重点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加快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其次，从战略转型来讲，从综合集成和引领原创的两大路径，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增长新引擎。京津冀创新发展必须从自主研发到自主创新，从自主创新到自主可控，这是今后一段时间创新发展的最核心战略。再者，从制度创新来讲，要形成一个激励多元主体参与、多重利益共赢、多层治理的跨区域创新合作协调机制。京津冀应作为中国新时代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区，今后重点应转向关注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制度创新。第四，打造一个富有活力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京津冀应围绕“创新源-创新个体-创新组织-创新种群-创新群落-创新网络”这一过程，不断完善优化创新生态。第五，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开放式创新格局，推进京津冀创新共同体建设。通过协同创新，贯通产业链条、重组区域资源，建立健全区域创新生态体系，形成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

(摘自《天津日报》张贵/文)

制约消费力充分释放或实现的症结

谭顺、张轶君、周钰婷在《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提出：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力不足，既存在消费力绝对水平不高的根源，也存在制约消费力充分释放或实现的症结，这是两类密切关联但却性质不同的问题。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力不足的主要症结在于：一是消费力结构偏狭，尤其是消费需要能力、消费满足能力相对较低，整体拉低居民消费力。二是消费力代际转移，父辈向子辈或孙辈过度转移消费力，导致消费力闲置问题突出。三是消费力群体分化，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持续存在，致使社会消费力严重滞后于绝对消费力。四是消费力释放阻滞，由于消费市场、消费制度、消费理念等多重影响，居民消费力难以充分、有效释放。

“功能农业”消除“隐性饥饿”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其国在2月19日《中国科学报》上撰文介绍“功能农业”。《中国至2050年农业科技发展路线图》首次提出“功能农业”。功能农业是指通过生物营养强化技术，使农产品中硒、锌等有益人体健康的矿物质或其他功能物质定量提高的农业生产过程。如果说高产农业解决了人们“吃得饱”的问题，绿色农业解决了人们“吃得安全”的问题，那么功能农业则主要是解决人们“吃得健康”的问题。

功能农业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消除“隐性饥饿”。由于矿物质等微量营养缺乏，相比蛋白、脂肪、糖类等营养缺乏更具有隐蔽性，世界微量营养组织就将目前矿物质的缺乏称为“隐性饥饿”。据统计，现在全球处在“隐性饥饿”状态的人群比例高达1/3，其中在中国，硒、锌、铁、钙、碘的缺乏更为普遍。

功能农业是通过生物营养强化技术，向土壤中添加微量元素矿物质营养剂，改善土壤的矿物质水平与作物根际环境，使作物吸收微量元素，通过食用进入人体。根据预测，2020年全球将推出80~100种功能农产品，仅中国产值就将达10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