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9第5期

重点提示

●坚持稳中求进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稳中求进去杠杆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

●新时代对外开放需更加重视开放的多层次和平衡性

●把握推进制度型开放的着力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五个切入点

●地方政府投融资类公司市场化转型的五种途径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具有三大特点

●认识党的全面领导需澄清几种误识

●党性内含的三个基本关系

坚持稳中求进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指出，要实现经济发展稳中求进，就要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首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和政府各有比较优势，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要特别注重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的比较优势。其次，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从构建长效体制机制、重塑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着眼，既在战略上打好持久战，又在战术上打好歼灭战。再次，处理好减法和加法的关系。做减法，就是减少低端供给和无效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为经济发展留出新空间。

(摘自《辽宁日报》张占斌/文)

稳中求进去杠杆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近日表示，现在市场上的各种灰犀牛之说，涉及债务和杠杆率的最多，我们应该解剖一下灰犀牛，看看我们的风险究竟在哪里。

从整个结构来看，我国居民杠杆率大概在53%左右，企业部门杠杆率将近160%，这个水平在国际上首屈一指。有人说国企杠杆率高是大的风险，有人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大的风险;但是最主要的是传统体制。间接融资为主不是高杠杆率的成因。效率低下是传统体制的结果，而不是成因。如何稳中求进地去杠杆?第一要稳，从需求侧要稳。稳住总杠杆，必须是中央政府来发力来降杠杆。第二是进，传统企业的弊端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把它消除。

(转摘自《中国信息报》2019.2.26)

以激发创新活力“对冲”粗放式增长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务部主任、教授，长三角研究院执行院长何立胜指出，要加快建成适应科技新变化、市场新需要、优质高效多样化的制造业供给体系，就要推动制造业动力变革，以激发创新活力“对冲”粗放式增长。具体来说，一是不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支持企业建立研发机构、让企业承担更多的科技项目。二是努力攻克一批关键的核心技术，要围绕先进制造业的产业价值链发力，引导激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切实提供制造强国的基础要素。三是加快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广，抓好基础能力的提升，重点在推广应用上下功夫，加快落实支持重大装备规模化应用的激励政策，为制造业创新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此外，还应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

(摘自《经济日报》)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

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袁俊表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市场化配置效率提高取决于要素的自由流动，不同部门之间存在着收益率差异和存在着资源可自由流动的体制环境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在消除行业垄断、扩大市场准入的体制下，拉开行业收益率差距的核心，在于以创新为动力推进新产业加快成长。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大幅度降低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必将促使更多的存量资源参与流动，也有利于吸引外部资源特别是创新资源流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更好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自《经济日报》)

恩格尔系数再创新低意味着什么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月20日报道，恩格尔系数，通常是指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稳步下降。2018年，恩格尔系数再创历史新低——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28.4%，比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有一个参照系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或者说发达国家是30%以下。”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

这是否标志着中国已迈入发达国家或者富足国家的行列?对此，多位专家表示，恩格尔系数的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衡量一个国家是否为发达国家，除了恩格尔系数以外还有很多指标，要全面辩证地看待。

其一，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比较复杂，背后还受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影响。其二，对于农村地区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要考虑其特殊性。统计数据常常只能解释表象，而数据产生的原因和事实仍需细细推敲。其三，恩格尔系数也与消费习惯、收入预期有关。

考察区域数据也会发现，广东等沿海地区在经济总量、发展程度上领先东北、西北等地，但恩格尔系数并不相对更低。有专家指出，这与各地生活习惯有关。比如，广东省的恩格尔系数一直相对较高，据推测与当地民众爱好美食、愿意在食品消费上投入有一定关系。而一些西部省份居民，可能在“吃”上精打细算，反映在数据上，恩格尔系数就比较低。

专家表示，虽然恩格尔系数显示中国在某些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也应客观、理性、科学看待，不因单一指标的突破而沾沾自喜。

为提升城市居民消费支新招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张懿玮、高维和指出，当前，我国城市服务主要存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仍然偏低，而且近年来支出增长有所放缓，公共服务的消费保障能力偏弱等问题。因此，为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新招”：一是以卓越的服务型城市为发展理念，营造居民消费新环境;二是以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为发展保障，树立居民消费新信心;三是以不竭的产品和服务创新为发展根本，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四是以优质的文旅服务为发展重点，打造一批强大的国内旅游和消费新中心;五是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为发展方向，引爆消费经济新亮点。

(摘自《解放日报》)

新时代对外开放需更加重视开放的多层次和平衡性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杨长湧认为，新时代对外开放应实现“物”的开放和“人”的开放并重。一方面，应继续推动商品、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境自由高效流动，做强做优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等“物”的层面的开放。另一方面，应更加重视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等“人”的层面的开放，坚持解放思想、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同时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增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的影响力，使得新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才具有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和思维。第一，新时代对外开放应实现高水平“引进来”和高质量“走出去”并重。第二，新时代对外开放应实现促进自身发展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重。

(摘自《解放日报》)

把握推进制度型开放的着力点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徐杰表示，要更好地推动对外开放，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上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促进观念的转变。不能总因认为时机不成熟而惧怕开放或拒绝开放，没有压力就永远也不会准备好。二是逐步完善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缩减限制准入的领域，将部分规定比较粗略的进一步细化;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的争端解决机制;加快转变外资管理体系，建立对于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三是顺应国际规则的变化趋势。逐步降低进口商品的关税水平;进一步开放市场;逐步采用更高水平的规则标准等。四是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通过遵循互惠互利原则，实现参与各国利益共享，将之建设成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合作平台。五是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应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遵循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为推进世贸组织改革贡献中国智慧。六是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升级。进一步修订完善外资管理的相关法律，为促进、保护并引领外资在中国落地提供制度保障。同时，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

(摘自《经济日报》徐杰/文)

民营企业绿色发展聚焦“五大体系”建设

一是推进达标排放的企业责任体系。企业不分所有制、无论大小都应以达标排放为前提，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建立自行监测制度，主动公开环境信息，合法合规经营，自觉接受公众和社会监督。二是建立释疑解难的服务保障体系。应深入开展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标准、政策措施的宣传解读，加强交流培训，搭建环境治理服务平台，有效对接环境治理需求和供给。三是健全科学规范的环境标准体系。以经济技术可行性为准则，完善环境标准体系，发挥好环境标准衡量企业污染治理优劣的准绳作用。全面筛查并梳理现有环境标准，加快制定相关领域或细分行业环境标准，填补标准空白。四是强化宽严结合的督察执法体系。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方式，规范自由裁量权，加强分类分步有序监管，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企业的监管频次和惩处力度。五是完善奖优罚劣的经济政策体系。应建立健全常态化、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加大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改造升级等支持力度。

(摘自《中国环境报》储成君/文)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五个切入点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院长刘刚表示，新的发展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将进入深化实施阶段。2019年和今后一段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全面展开。第一，通过京津冀协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第二，以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为主导，进一步疏解非首都功能。第三，进一步推进交通一体化进程，加快京津冀立体交通网络的完善。第四，以新的功能区为载体，加快京津冀创新共同体建设。第五，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同时，加快京津冀公共资源的一体化。最重要的是，要系统总结前五年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如何系统性地思考区域协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不断增加理解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增强工作的执行力。

(摘自《天津日报》刘刚/文)

地方政府投融资类公司市场化转型的五种途径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指出，地方政府投融资类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中特殊的一种，正面临着诸多风险，亟待市场化转型。其向市场化主体转型有五条途径：从业务转型入手，战略调整向市场化主体转型的方向;从与政府关系的转型，还原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是未来转型的关键;从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角度，通过兼并重组为转型提供新结构;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角度，引入社会资本方为转型提供动力;从融资方式转型，实现投资主体多样化也是寻求转型的重要途径。

(摘自《经济参考报》李锦/文)

金融要跟上实体经济发展

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总体平稳，但金融过度收缩带来了下行的压力。未来几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从金融、房地产、实体经济升级三方面入手深入调整、深化改革。要以金融调整为抓手推动实体经济的升级。今天实体经济的结构已经和金融的结构错位了、不一样了，金融的结构没有跟上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要调整。

基建融资必须要改。基础建设规模仍然很有潜力，特别是在机场建设、铁路里程、油气管道等领域，跟美国、日本、德国这几个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有较大提升空间。况且，从基础设施建设原则上讲，应该适度超前。等到全部把楼都建起来了再搞基建，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即便可行，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基建是有发展潜力的。

对杠杆率要有理性的、科学的认识，中国经济宏观的杠杆率目前还不算高，是可控的。现在我们的杠杆率占GDP之比，一般认为在260%左右，跟美国是完全一样的，几乎没有差距。日本是350%，新兴市场国家一般低一点，150%左右。

查阅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宏观杠杆率，可以发现，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储蓄率高的国家，宏观杠杆率也高一点，一般国民储蓄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安全的宏观经济杠杆率可以上升3个百分点。我们的储蓄率比美国要高30%左右。因此，我们安全的宏观经济杠杆率应该比美国高100个百分点。

一般来讲，国家越富杠杆率越高。比如，美国、德国的宏观杠杆率都比印度尼西亚高。中国经济已经是大国经济，资本账户的管控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对金融的稳定性应该有基本的自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过分担心现在的杠杆率，应该把注意力从关心杠杆率本身转向杠杆的结构上。所以，一定要转变我们的思维，不是简单把化解与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等价于去杠杆，应该更加关注不良资产的重组，更加关注新增贷款和信托的质量。

金融方面应该加速不良资产的处置，尤其要加速“僵尸企业”退出。在这方面，不良资产的处置和产业升级应该配套进行。

实体经济面临兼并重组的重任，这个过程一定会产生一些不良资产，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也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我们不要把重点放在宏观杠杆率上，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加快调整上。比如汽车行业，我们有200家做整车的汽车厂家，而在德国、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相同类型的企业一般不超过5家。这就是中国实体经济亟待升级提高的最好案例。

金融方面还要进行资本市场改革，首先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现在大家一谈资本市场往往就是谈股票市场，其实资本市场的主体是债券市场。很多企业不适合发股票，但是可以发债。债权人要比大股东、普通股民对企业的约束力更强。所以，发债是比发股票更重要的一个融资渠道，全世界都是如此。所以，债券市场要大规模发债，尤其是要把银行间交易的债券市场和交易所打通。现在老百姓一听到上市，就是到上交所、深交所买股票，却想不到买债券。其实应该转变这个观念，应该把这两个市场打通。

此外，我们还应从严格的法治入手，治理股票市场。不光是证监会，更重要的是相关司法机构要联合起来抓股市的违规问题，这也是金融大调整的重要方面。

经过仔细的测算，我们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只要中国经济在2019、2020和2021年能够深入调整、深化改革，就能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速度。

(《北京日报》李稻葵/文)

稳就业要理顺四个关系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近日提出，稳就业要理顺四个关系。一是稳就业与稳投资的关系。投资应紧紧围绕增加就业和减少失业进行，不能让地方政府把稳就业第一变成了CDP增长第一。二是稳就业和创新的关系。部分观点认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产生大量失业问题，我们不能受上述言论的影响，仍然要把创新放在经济转型的重要方面。三是稳就业和工资社保的关系。在就业、工资、社保三者当中，就业是第一位的，在影响就业的情况下，应该可以适当地调整最低工资、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养老费。四是在稳就业当中，要处理好城镇就业和农民工就业的关系。

(转摘自《中国信息报》2019.2.26)

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不断前进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艰难险阻。在主动防范化解各种风险中不断前进，是我们党事业成功的重要历史经验。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国内的各种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使得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1.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将改革进行到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时刻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原则，作出准确的战略判断，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不管形势风云如何变幻，不管压力多大，一定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动摇，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决防止走歪路邪路死路，从根本上杜绝系统性风险。2.提高风险化解能力，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规律，不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要掌握调查研究的方法和艺术，充分了解风险点、风险源和风险面，了解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了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形势的复杂变化，科学全面掌握风险的类型和风险管理化解的具体方法，透过复杂现象把握本质、抓住要害、找准原因，把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加强风险管控的安排部署，制定完整合理的计划方案，善于团结群众、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善于整合各方力量、科学排兵布阵，掌握风险应对的主动权。3.完善风险防控机制，主动加强协调配合，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干部要负起主要责任，对风险的产生及后果有充分认识，及时到位部署推进重大风险防控工作，积极承担起防控重大风险的领导责任。对于关键岗位、关键人员，要明确责任、加强监督检查、强化激励约束，做到在风险面前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担责，在重大风险责任的自觉担当中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健康发展。

(摘自《学习时报》彭劲松/文)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具有三大特点

近年来，西方国家开始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浪潮。这一轮“中国威胁论”兴起不仅深刻反映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日益崛起的焦虑，也提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妥善应对。

2017年末，美国民主基金会发布的《锐实力：不断上升的威权主义影响力》报告提出，本轮“中国威胁论”的核心论点就是所谓的“锐实力”。这里的“锐实力”特指中俄等国利用媒体、文化、智库和学术界对第三国施加影响，其目标并非“展示魅力”或“赢得人心”，而是为了分散西方的注意力和实施操控。本轮“中国威胁论”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并具有一定市场，主要原因还是其符合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内部政治思潮。当舆论攻势形成气候时，又会反过来影响发起国的政策制定，从而彼此强化。总体而言，这一轮“中国威胁论”的特点主要有：

第一，对硬实力和价值观的担忧相互催化。这一轮的“中国威胁论”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以军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领域和以“锐实力”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领域。科技领域属于硬实力层次，尽管中国依然同美国差距较大，但我们迎头追赶的姿态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忧心忡忡。意识形态问题虽是老生常谈，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锐实力”对其提出很大挑战。

第二，实际措施与舆论攻势相辅相成。在安全方面，美国军舰频繁在南海制造紧张局势。澳大利亚通过了《反间谍和外国干预法》，并竭力支持美日印澳联合抗衡中国，在多个场合利用南海问题非难攻击中国。在科技方面，美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经济手段限制、制裁中国企业的正当商业活动。“中兴门”事件就是美国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针对“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一次蓄意攻击。

第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组成反华“雁行队列”。这一“雁行队列”呈现出以美国为首，澳、日、印跟随，欧盟选择性介入的结构。这个结构并非铁板一块，其中最大的变化因素是欧盟。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美欧关系面临挑战，二是填补美国市场空缺的务实考虑。

(《北京日报》2019.2.18徐进/文)

认识党的全面领导需澄清几种误识

《北京日报》2月18日刊登中共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志明撰写的《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力式》。文章说，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是对党的领导提出的更高的要求。所谓党的全面领导是指党既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同时肩负全面领导责任，要从过去不够全面、不够集中统一、不够有力的领导，走向全面的、集中统一的、坚强有力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澄清几种误识。

一是不能把党的全面领导视为眉毛胡子一把抓。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一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就是回到了极“左”的领导方式，就是决策随意、用权任性。这是对党的全面领导的极大误解。相反，党的全面领导对科学领导、科学决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要求，即要求党的领导理念必须更加先进，要求党的领导方式和领导体制更加科学，要求党的领导绩效更加卓越。

二是不能把党的领导简单等同于管理。新时代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和党领导一切，绝不是要党包打天下，要党包办包揽一切，更不是要党代替人民当家作主，而是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家作主。所以，一定要注意克服两种倾向，决不能因为担心党包揽一切就否定党领导一切，决不能因为担心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就不再去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这在逻辑和法理上都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更是有害的。

三是不能把党的领导方式等同于党的执政方式。具体来说，一方面，要通过改革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保证党对政权的高效领导，这是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另一方面，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制度上实现“依法治国”的原则，以保证党对政权的有效运作。

党性内含的三个基本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根本不同于其他一切非工人阶级政党的党性。中国共产党的党性中内含三个基本关系。

一是党的先进性和党的纯洁性的关系。党的先进性和党的纯洁性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党的纯洁性与党的先进性相互补充，相互贯通，相辅相成。党的先进性体现和保证党的纯洁性，党的纯洁性作为前提和基础支撑党的先进性。党若不具有先进性定难保持纯洁性，党若不保持纯洁性，其先进性也定难保持。

二是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即党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二者是高度统一的。共产党的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这是由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大多数人参加的并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它的最终使命就是要解放全人类。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始终如一地坚持《共产党宣言》的原则。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最高而又最集中的表现，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切优秀品质和宝贵精神的最高而又最集中的汇集。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特有的。因为在存在阶级和阶级划分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民性。人民性在现实社会中，总是体现着先进阶级的阶级性。工人阶级是没有阶级私利的先进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其阶级性与人民性高度一致，具有坚固的稳定性和永恒性。

三是党性的关系。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部队。在党性与个性的关系上，首先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也就是要坚持个性服从党性，用党性修正、规范个性。在重大是非、党的原则、党的纪律的面前，必须坚持党性;当个人与党的原则、党的事业、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原则、党的事业、党的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绝不能相反。当然，党性与个性并非绝对排斥，在通常的情况下，党性也包含着尊重党员的个性，允许党员个人，包括党的领导干部有合法的利益诉求。

(摘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年第12期梅荣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