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9第3期

重 点 提 示

●深刻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意蕴

●改革开放 40 年成功秘诀何在

●改革开放 40 年社会变迁的动力及其转换

●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不动摇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致力于解决时代课题

●改变关于经济发展的思维方式

●中国对外开放由器物层面进入制度层面

●依靠市场活力顶住下行压力

●易纲阐释货币政策“度量”说

●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扁平化资源配置

三大里程碑蕴含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表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三大历史性事件，作为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标明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彰显着坚定不移、一以贯之的历史使命和担当，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启示。其中贯穿的一条鲜明主线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揭示的一个伟大真理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指南，昭示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政治保证。

(摘自《人民日报》)

深刻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意蕴

郭万超在 2018 年 12 月 27 日的《经济日报》撰文提出，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其理论意蕴之深刻、意义之深远，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理解。

其一，从发展成就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40 年来，中国年均实际增长 9.5%，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这样的发展和巨变，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此外，中国还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

其二，从制度变革看，改革开放使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上世纪 90 年代，“华盛顿共识”作为一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曾在世界上广为传播。但实践证明，“华盛顿共识”在转型国家遭到了失败，而中国改革发展理论却开创了一条新的成功之路。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的经验更促使人们对发展和转型理论进行反思。

其三，从发展路径看，中国的改革开放突破了西方发展理论与道路。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学者把向现代社会变革的过程等同于西方化，把人类各民族的发展预设为只有一条道路。而中国的崛起，无疑对西方世界提出了新挑战。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了强国富民之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在认识经济发展规律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 , 这些方法论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得以运用，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观点。比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大胆地试、大胆地创，等等。

其四，从文明类型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深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文化基因，历经数千年风雨洗礼依然生机勃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推动改革开放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又进一步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

其五，从社会性质看，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资本主义凭借其先发优势，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改良，依然在不少领域占据领先位置。但其一直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让人们不得不反思这种社会制度的弊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作出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40 年来的改革历程也不是一帆风顺和一蹴而就的，也经历过曲折，但由于方向正确、驾驭得当，有了问题能及时纠正，所以才能取得历史性成就。

以上五个特征充分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不一般的深度和广度，影响极为广泛。40 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 40 年成功秘诀何在

张维为在《环球时报》撰文认为，改革开放走过整 40 个年头，中国如何取得如此之成就?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国际比较。(1)学习西方，亦坚持自我。过去数十年，发展中国家大致采用了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全盘照搬西方，特别是政治和经济制度几乎完全照抄西方;另一种是全盘否定西方，举民族主义之旗，走与西方隔绝之路。中国避免了这两种极端的选择。(2)从实际出发，稳健改革。与转型经济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比较，这些国家主要采用了两种改革模式：一种是“激进改革模式”，另一种是“保守改革模式”。中国避免了这两种选择，中国采取的是“稳健改革模式”，其最大特点是大规模经济改革，辅之以必要的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最终落实到民生的显著改善。(3)不断探索，规避陷阱。与西方国家比较，西方过去数十年向全世界推销最多的就是民主化和市场化，亦可称为“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相比之下，中国成功避免了这两种原教旨主义的陷阱。在市场问题上，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这个模式，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已经带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在民主问题上也是一样，虽然中国的探索还在进行之中，但我们可以说中国“选拔 + 选举”的制度总体上优于只是依赖选举的西方制度。

改革开放 40 年社会变迁的动力及其转换

郝宇青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 年第 5 期撰文指出，综观改革开放40 年我国的社会变迁，其动力系统大致经历了“打破整齐划一→到体制外去→到体制内去→组织再造”的转换。之所以改革开放的动力系统会发生这样的转换，主要的就在于党情、国情、世情等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特别是民众利益和要求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当然，在我国社会变迁动力的转换过程中，既有官方基于社会发展与变迁而采取的主动回应，有民众的生动社会实践的倒逼性推动，更有两者互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从总体上看，在我国社会变迁的动力系统中，呈现出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打破整齐划一”、“到体制外去”、“到体制内去”都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分化，进而以社会分化推动着我国社会的变迁与进步。尽管“到体制内去”反映的是阶层的固化、利益的固化等不良的社会分化，但是，在经过这样的社会分化的阵痛之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解决问题的对策，即“组织再造”，并通过组织再造，力图实现社会整合，从而引导社会分化走向公平、公正的道路。

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不动摇

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孙存良等撰文表示，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必须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第一，增强制度自信，必须始终坚定制度自信，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第二，保持战略定力，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尺度。第三，站稳人民立场，更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回应人民群众新需求，让人民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摘自《经济日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新进展

王怀超、张瑞在 2018 年第 5 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撰文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得到明显改变。党的建设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一是使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二是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一项根本的建设;三是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建设的根基;四是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始终;五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六是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和敢担当的干部队伍;七是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八是持之以恒抓党风。党的建设的这些新进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

如何理解党的全面领导

《环球时报》1 月 10 日刊登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的文章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这 5 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题目下，受到高度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取得了重大进展，谱写了亮丽华章。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不能离开改革的方向、立场、原则胡改乱改，而要永远记住“改什么、不改什么”这个“实质”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论述，最大特点是中国共产党对各个领域工作的全面领导。因此，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的领导制度改革。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要建构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党的全面领导不同于以高度集权的方式对政权、市场、社会实行的“包办一切”的领导。这是一种全新的领导体制，贯彻了五大领导原则：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来领导国家，执行的是人民的意志。二是坚持以法治为基础。党的全面领导就是全面依法领导。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三是坚持以德治为保障。领导的权力越大，对领导干部的道德约束也要越大，这样才能确保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四是坚持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而又不走过去“包办一切”领导体制老路的最佳选择。五是坚持党的自我革命。这是确保党在实行全面领导时防止公权私用等腐败现象的蔓延、始终坚持正确的用权方向的有力举措。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致力于解决时代课题

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张述存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沃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必须坚持以能不能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能不能回应时代的需求和挑战，能不能转化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益精神财富作为评价标准，使其成为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有利于助推社会发展的文化，有利于培育时代精神的文化。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正确处理指导思想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正确处理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的关系，正确处理不忘本来与吸收外来的关系。

( 摘编自《光明日报》)

改变关于经济发展的思维方式

《北京日报》1 月 21 日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蔡昉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发生了发展阶段的变化。现实中的企业和政策决策者，应该改变关于经济发展的思维方式。

第一个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趋中律”　前几年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写文章说，中国经济经历了异常的高速增长后要回归均值，这个均值，他指的是世界平均增长率。他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是预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回归均值则属于误判。我们对从现在开始到 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做了一个估算，可以看到回归均值的长期趋势。这个过程是长期而缓慢的，在这个缓慢减速的过程中，企业行为和企业家的思维需要有所调整。

第二个是强调企业提高生产率，而非仅仅追求利润 企业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够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力。

第三个是打破“渗透经济学”的神话　技术进步的成果并不必然会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从而也不意味着可以自然而然地促进整个经济体的创新发展。因此，政府应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把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

第四个是要学会接受劳动力市场制度 我们所熟知的最低工资制度、劳动相关法规、集体谈判制度等，都属于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内容。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劳动力市场制度曾经受到忽视，但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且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作用必须得到增强。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经济提质增效

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巩固，是强化“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保持杠杆率结构性降低的状态。增强，是激发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企业活力。这需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形成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氛围。提升，是针对市场结构提升产业链水平，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畅通，是针对资源配置促进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摘自《北京日报》贾晋京 / 文)

如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东京表示，做到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首先要通过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让价格体系体现需求变化;放宽市场准入，鼓励要素流动，让供给结构适应需求变化;取消对“僵尸企业”的补贴等途径，让市场在去产能、去库存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次要管控好消费杠杆，进而防范金融风险要管控投资杠杆。第三要保证降低企业内部成本与加大减税力度双管齐下。最后要坚持一般竞争性领域补短板由市场主导的原则，政府补短板重点是弥补市场失灵。

(摘自《经济日报》)

中国对外开放由器物层面进入制度层面

《学习时报》1 月 16 日刊登何立胜的文章指出，中国对外开放已进入由器物层面转变为制度层面，即由商品、要素流动转变为以规则、制度开放为基础的新阶段。

文章认为，要推动国内少数条件基本成熟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改革，与国际上自由贸易区域接轨，真正做到“境内关外”，补上我国对外开放缺少真正意义上自由经济区的短板，促使其他自贸试验区模式逐步“复制”与“推广”，并为全国范围内建立公开、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奠定良好的基础。

实施“负面清单 + 非违规不干预”的制度设计，要探索建立制度创新容错纠错机制，实现监管方式转变。加快缩短负面清单意味着倒逼或主动推行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开放措施。这样才能构建我国在环境保护、劳工保护、引资优惠政策、本土化程度、技术门槛、争端协调机制等国际投资协定谈判议题的风险防御体系。

进入开放新阶段，需要对于试图修改全球自由贸易规则、威胁全球贸易仲裁体系等行为，作出应对。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订或修改，提高规则变革中的话语权，发出中国声音。

依靠市场活力顶住下行压力

据《第一财经日报》1 月 16 日报道，1 月 14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称，通过实施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精准发力，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依靠市场活力顶住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专家徐光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次国务院提出的“依靠市场活力顶住下行压力”，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表明中央充分意识到经济下行压力的强度，也科学地判断出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顶住”就是稳住，体现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二是表明中央对改革的决心更加坚决，要更大力度地利用市场化手段和办法来发展经济;三是表明中央对市场微观主体的高度重视。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三次明确提到要激活和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推动相关改革走深走实。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权衡认为，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新供给、创造新消费，从而带动新需求。“这几年，我国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 70%，所以要发挥内需潜力，顺应消费升级，创造出新的消费热点。同时也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权衡说。权衡认为，能否激发市场活力是改革是否到位的问题。比如政府配置资源能否进一步压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使微观主体的活力进一步释放出来，经济增长的支撑力就会更强。”他说。

风险全球化凸显大国财政作用刘尚希在《经济日报》撰文指出，我国财政改革的逻辑本质上是公共风险逻辑。公共风险涵盖了所有公共性问题在不确定性状态下变化的一种归属，公共性问题有可能演变为公共风险，成为财政改革的原动力并衍生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改革开放 40 年的不同阶段，以公共风险为导向的财政改革经历了“放权”“分权”和“治权”三个阶段，也是财政改革的三种形态，成为若干重要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牵引整个改革，又为整个改革提供支撑。同时，财政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推动，参与全球治理的大国财政职能凸显，防范全球公共风险成为新时代财政改革的主题。进一步看，全球格局变化导致全球风险加剧，全球利益分配亦随着全球格局不断调整，中国的利益与安全已经不限于国境之内，发挥大国财政职能，主动参与全球风险治理和全球利益分配的形势已刻不容缓。适应全球公共风险变化，财政改革在国际维度的基本方向是建立大国财政框架，增强全球影响力、协调力和示范力，通过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推动全球风险治理，均衡全球利益分配，进而化解全球公共风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财政在税收制度、关税、出口退税、特区政策等方面促进了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通，开放型经济已经形成。特别是 2001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财政主动作为，大国财政的作用不断显现。

积极财政政策全面铺开

据《第一财经日报》 1月18日报道，1 月 15 日及 17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两场座谈会，听取各界对《政府工作报告 ( 征求意见稿 )》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有关积极财政政策尤其是减税降费的建言成为焦点。在 15 日的座谈会上，李克强指出，我们允许经济增速有一定的弹性浮动，但不能大起大落，更不能“断崖式下跌”。17 日，李克强称，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更趋严峻，要坚持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事实上，与往年相比，积极财政政策早已提前发力——减税降费和发行政府债券帮助经济不“大起大落”，运行在合理区间。

2000 亿元针对小微企业、科技型企业的减税政策已经率先公布，全国 95%以上的纳税企业将受惠，给小微企业减负，帮助经济平稳运行和就业稳定。而2019 年万亿级减税降费政策也将在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得以体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了今年要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除此之外，去年财政部已经提前下达了 11 个不同类别的 2019 年专项转移支付或资金给地方政府，合计约 1.8 万亿元。这笔钱有利于地方政府“保工资、保民生、保运转”。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告诉记者，为了稳定经济，积极财政政策已提前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供给侧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释放企业活力;需求侧加大地方政府债券规模和加快发行进度，补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稳投资;同时，压缩一般财政支出，提高财政资金效益，从而起到稳增长的效果。他表示，保持适度的财政支出力度并非“大水漫灌”，而是促使经济保持合理增长。

易纲阐释货币政策“度量说”

《证券日报》1 月 11 日刊登阎岳的文章说，日前，央行行长易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稳健货币政策的“度量”进行了阐释，向市场释放了清晰的信号。总体来看，今年的稳健货币政策既要讲“度”也要有“量”。不只是讲“度量”，更要强调一个“衡”字。稳健货币政策的“衡”指的就是货币政策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初心不能改变，要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

易纲说，稳健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度”，主要体现为总量要合理，结构要优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更进一步地说，货币政策的“度”就是要能够满足进一步改善和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需要，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稳健的货币政策就要明显偏积极一些了。今年开年以来，央行扩围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口径，降准 1 个百分点，即是体现了这一政策思路。

伴随货币政策“度”的调整，其“量”自然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货币政策“量”的扩充需要把握三个原则，一个是既要避免信用过快收缩冲击实体经济，也要避免“大水漫灌”影响结构性去杠杆;另一个则是确保实现精准滴灌，在总量适度的同时。把功夫下在增强微观市场主体活力上;还有一个就是保持一定规模的“量”，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京津冀正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连玉明指出，基于改革开放 40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三次重大变革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决策走向的分析，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呈现三大新趋势。一是北京、天津正在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进而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在更高站位上强化其辐射带动作用，在更深层次上探索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二是京津同城化趋势明显，共同发挥高端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有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三是京津冀可与环渤海区域协同发展，以湾区建设打破行政区划制约，逐步形成统筹国内国际、协调国内东中西和南北方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 摘自《人民政协报》)

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扁平化资源配置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潘家华指出，我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要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发展、城市高质量发展。真正的制度创新，是推进高端优质的公共资源从过分垄断、集中的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走向中小城市、乡镇。许多地方的做法是兼并周边的县、乡，纳入辖区内，再进行城市内区域资源再均衡。结果是“城市大饼”越摊越大，对周边的资源虹吸力度越来越大。辖区外几乎得不到优质公共资源的布点，“大城市病”扩大，中小城市发展动能不足、乡村振兴缺乏活力。为此，要打破差异化配置公共资源的行政层级安排，实现均衡、均值的扁平化配置，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区域协调发展的着力点、乡村振兴的活力源泉。

(摘自《经济日报》)

反全球化只会加剧全球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认为，近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纷纷下调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在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背景下，各国更应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迄今为止，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并未改变，本轮全球经济增长周期的拐点何时出现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美国经济。随着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主要大国开始调整国内经济政策，而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仍在推行有悖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应对全球经济短期下行风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化解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历史经验和教训一再表明，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合作。缺乏合作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邻为壑的贸易投资政策、迎合民粹主义的诉求不但无益于降低本国经济的短期下行风险，而且会给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影响。

(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