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8第22期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经济运行五大信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8年10月31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释放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五大信号。

信号一：会议在肯定今年以来经济发展成绩的同时，强调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对此要高度重视，增强预见性，及时采取对策。

“这是关键时期召开的关键性会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说，会议直接提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经营困难等现实问题，问题导向鲜明，政策更有针对性、更加务实。

信号二：会议提出，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有效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信号三：会议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研究解决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中央各项扶持政策，关键是落到实处让企业切身有感。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下一步要切实为民营企业解忧纾困。下大力气破除民间资本进入重点领域的隐性障碍，取消各类阻碍民间投资的不合理附加条件。鼓励地方通过建立民营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开展“银税互动”等多种方式，加大对民营企业融资支持力度。

信号四：会议强调，围绕资本市场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专家认为，这凸显了资本市场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下一步要着力在优化资源配置、发现市场价值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信号五：会议提出，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维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

王军说，随着经贸摩擦等不确定性增加，吸引外资面临的压力可能加大。“会议明确释放有效利用外资的信号，提出扩大改革开放的措施，能更好稳定外企对华投资的信心。”

会议提出，要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使已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尽快发挥作用，要抓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活动和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摘自《文汇报》2018.11.1 安蓓 陈炜伟等/文）

正视不确定风险　实施更有力调控

《中国证券报》2018年11月1日刊登社评说，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31日召开会议，部署当前经济工作。

预则立，不预则废。更重要的是，针对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及出现的突出问题，决策层并未回避。这主要体现在两大判断上：一是明确提出“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较多，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这既是对当下社会关切的回应，更是对前期一系列纾困民企政策的肯定，更是对后续政策将有的放矢的预示。二是明确指出“外部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这意味着未来将更加重视对外部不确定性风险的评估和防范。

谋定而后动。更加强健有力、更具针对性的调控政策、改革举措有望陆续出台。未来一段时间，政策实施将至少从三方面发力。首先，确保前期出台的政策尽快落实，尽早见效。会议专门提到“要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使已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尽快发挥作用”；其次，针对微观经济主体经营困难将出台更有力的支持政策。值得期待的是，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有望推出；此外，稳定金融市场，激发资本市场活力的综合措施值得期待。会议专门提出“围绕资本市场改革，加强制度建设，激发市场活力，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多重信号显示，资本市场的战略定位有所提升。可以预期，短期稳市场，长期促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将成熟一项，推出一项。

做好”六稳”工作要从深化改革和促进发展发力

面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发展两方面发力。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当前要注重抓好两项改革：一项是国有企业改革，应坚持以“管资本为主”的方向，使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各类外资企业在市场中实现公平竞争。另一项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缩小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调节宏观层面消费与积累的比例，调整国家公共支出结构。在促进发展方面，一是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的作用，提高减税措施的效果。二是货币政策要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处理好宏观总量与微观信贷的关系，处理好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套关系，形成政策合力。三是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在补短板中，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和减少行政干预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四是密切关注价格波动情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持价格稳定。

（摘自《人民日报》汪同三/文）

稳金融应处理好三个重要关系

一是处理好金融深化改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创新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金融领域应紧密围绕“创新动能”，重点深化直接融资市场的机制改革，特别要妥善解决好中小微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二是处理好金融调控和监管与金融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当前我国金融领域“去杠杆、强监管”已经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是对前期我国金融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过度自由化”与“脱实向虚”等问题的针对性纠正，也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领域系统性风险攻坚战夯实了基础，提供了有力支持。金融调控和监管与金融行业发展之间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在实践检验过程中的一种“磨合关系”，并通过“磨合”寻找到一条效率边界。预计我国金融调控与监管将从“问题治理导向”阶段过渡到“效率提升导向”阶段。

三是处理好金融市场波动应对与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会对国内资金价格、人民币汇率预期产生巨大影响，若应对不及时，不排除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稳金融市场，是稳金融的重要内容。执行金融稳定政策中，应密切关注国内外短中长期因素变化可能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的负面冲击，要做到提早识别风险，及时出台并落实风险缓释措施，稳住市场预期。

（《经济参考报》2018.10.31 甄新伟/文）

高度金融化带来高成本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近期发布的研究，估算出了高度金融化给英国经济带来的成本，结果显示，1995年-2015年间这一成本高达4.5亿英镑，相当于英国两年GDP的规模。

造成英国金融业经济成本问题如此严重的原因，是在于金融业的扩张速度远远脱离了经济的增长。

首先，从金融业本身来说，上市公司大股东在股市中一轮一轮低价增持、高价减持，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的巨额手续费、政府的印花税都使得金融行业本身的资金池每年要失血数千亿元。

其次，从金融业对于其他行业的影响来说，金融业的过快发展，压制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从而增加经济成本。

金融业的繁荣发展，会让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到金融行业就业，创业者们也更愿意从事金融行业，而不愿意踏踏实实做实业。这会使得实体经济的社会生产力得不到转型升级，社会实际产出减少。

不仅仅是金融部门，由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政府等非金融部门的身影也会更多出现在金融市场中，地方政府会更愿意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债务、股权融资，在不知不觉中增加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这会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产生威胁，不利于财政安全。

（《新京报》2018.10.26 盘和林/文）

贸易战凸显美“金融资本帝国主义”

[印度]帕特奈克在《参考消息》撰文认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处于严重而持久的危机中，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恶果。特朗普希望化解由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美国危机，但却不能摆脱新自由主义的束缚。因此，特朗普的政策不仅仅是对其他良性自由主义秩序的干预，而且是一种连贯的政策。然而，这一政策将不再奏效。特朗普正试图通过其保护主义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抑制美国资本被重新配置到境外生产当中，但却无法限制美国金融资本，或更准确地说，国际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尽管特朗普宣布了保护主义政策并且增加财政赤字，但美国依然在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资本。这种动态促使美元持续升值。美国的利率的确有所上升，而且未来增加幅度将更大。但这也表明，美元作为维持世界经济财富的稳定手段的地位仍然不可撼动。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成为爆发金融危机的震中地带，来自世界各地的金融资本纷纷涌入美国而不是逃离美国。当资本感到恐惧时，就会采取最直接的路线返回行动基地。同样地，现在也有类似的金融资本涌入美国。因此，它是资本的基地这一事实与更深层次的因素有关，而不仅仅与其具体的政策及其效果有关。

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所研究员曾铮表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质量逐步提升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首先，民营经济是推动质量变革的重要主体。质量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要义，核心是要通过存量产业调整和新型产业培育，不断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从而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其次，民营经济是推动效率变革的积极力量。效率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核心是通过改革实现要素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改革就是促进竞争和发挥企业家精神。最后，民营经济是推动动力变革的重要力量。动力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实现动力变革，就是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技术进步、模式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来实现。

（摘自《光明日报》 曾铮/文）

我国小微经济发展前景明朗

我国小微企业贡献了全国80％的就业，作用甚至超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小微企业的就业贡献。当前，政策已经对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和经营环境的改善起到了良好作用。随着政策落实度、执行度逐步提高，政策释放的红利将会进一步体现在小微企业业绩上。从长期看，我国小微经济发展空间仍然很大，前景明朗。这是由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还有广阔空间。第一，我国仍然是中等收入国家，收入提高仍有较大空间；第二，当前我国城市化率不到60％，人口集聚到城市过程中必将伴随着大量新企业成立和已有企业规模扩大；第三，我国整体营商环境在政策鼓励下有极大改善，今年世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排名我国一次性提高32位，从上期的第78位跃升至第46位，未来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亲清政商关系有望建立；第四，随着科技创新和消费升级，越来越多高质量的小微企业成立，产学研金一体化在快速发展，将提升小微企业经营质量。

（摘自《经济日报》 孙文凯/文）

如何进一步释放消费力

《北京日报》2018年10月22日刊登刘伟的文章说，转变增长新动能，提高发展质量，目前主要是释放消费力，使消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如何进一步释放消费，相关政策和体制的调整空间很大。从具体消费政策上看，必须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一要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有效控制房价，减少居民在房地产领域的过度支出，释放消费资金；二要推动税收结构改革，发挥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三可以实施与消费相匹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中国中高端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能力的释放；四是要加大公共服务，加速民生工程建设，减少居民为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提升消费；五要加大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利润的分配，充实消费基金；六要加强消费市场监管，特别是健康、医疗、幼儿教育等新型消费领域，提高消费者权益保护，营造安心的消费市场环境。七要利用消费税减免等相关税收政策以及信贷支持等金融政策，鼓励消费增长，优化资源向新型消费领域配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做的工作，说来说去就是两件事：一是如何把蛋糕做大，就是发展；二是如何把蛋糕分好，就是公平。下一步，需要考虑如何在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做好收入分配问题，使消费确确实实能够和经济发展相适应。

中国经济问题突破80万亿元，国际社会怎么看

韦磊在《北京日报》撰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加到82.7万亿元，年均增长7.1％；中国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消费贡献率由54.9％提高到58.8％，服务业比重从45.3%上升到51.6％。对此，国际社会给予了高度评价。关于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表示，在中国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去产能、防范金融风险之际，中国经济这个增长速度出人意料地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大伟认为：中国在经济转型复杂艰难的时期，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依然保持了6％以上的增速，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支持，这是很大的成就。关于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说：“经济结构改革是全球各国都面临的巨大挑战，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彻底地转型成功。以中国经济的规模、发展水平和人口而言，这一转型就更加艰巨，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关于中国经济在未来世界发展中的作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雅各布·柯克加德指出：未来中国将越来越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出强有力而响亮的声音，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展示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美国“全球未来”研究所主席詹姆斯·坎顿说：“中国将在下一轮全球经济变革中发挥引领作用，不仅促进自身经济的繁荣，而且极大地推动全球经济发展。”

准确认识一流企业在开放经济环境中的作用

一是有利于整合全球资源推动国家技术进步。一流企业有长期的技术积淀，能够整合不同国家和区域的人才共同开发先进的技术产品，并且通过对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并购迅速将技术商品化。二是有利于带动产业链中关联企业转型升级。一流企业往往把掌控产业链中技术含量高、增值幅度大、带动性强的重点环节作为战略发展重点。三是有利于培养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化劳动者。一流企业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既通过相关体制机制集聚人才队伍，同时其严格的生产实践以及复杂的生产协作亦有利于培养现代化的劳动者。

（摘自《经济日报》 尚会永、刘峰/文）

深化乡村振兴的几点思考

一是处理好乡村振兴与实现中国梦的关系。中国梦的核心目标是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正是着眼于破解“三农”工作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乡村发展主要矛盾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二是处理好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必须提升农业发展质量，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三是处理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乡村振兴与推进城镇化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互促共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也要有生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显身手，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发展成长。既要让农民进城推动城镇化，也要让工商资本下乡促进农村发展。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要一起抓，两个轮子一起转，处理好“走出去”、“留下来”和“引回来”的关系，让进城的进得放心，留在乡村的留得安心。

（摘自《群众》 2018年第19期 陈亮、王坤/文）

推动发展必须开启三个“新”

当前我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才竞争是下一轮竞争的核心。为做好新一轮人才竞争，推动城市发展、国家发展，必须开启三个新：

一是重组持续崛起的新引擎。过去我们是以劳动力、以资金或者以土地为中心来推动经济的崛起的，现在人才是关键，我们又该以人才为中心。这里说的人才是全方位的，是全民皆才。当然对不同的城市来说，因为发展阶段不一样，他的人才、土地、资金组合，引擎的组合可以不一样，但就整个中国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来说，我们应该以人才为中心。有了人才，企业资金也就跟过来了。

二是颠倒城市竞争的旧逻辑。过去我们是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吸引资金，发展企业，再吸引人力，改善宜居环境。把改善宜居环境和吸引人才、人力放在最后。现在新的逻辑是先改善宜居环境，这个宜居环境不只是自然环境、生态环境，还包括教育、住房等，教育、住房等甚至应是最核心的内容，然后才是吸引人才，包括各类人才，包括农民工。这里说的人才其实就是人，不是劳动力，不是只叫他干活，而是既要让他投入人力资本，又给他适当的社会保障和公众服务。然后再发展产业，吸引资金。

三是再创造城市发展的新红利。人才竞争或者人才成为主要的引擎，只有通过市场化改革才能实现。首先，市场化改革创造制度红利，即经济主体积极性的迸发，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的提升。其次，关键制度改革创造人才红利。创造人才环境即宜居、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从而创造人才红利。再次，人才红利带动其他红利。当人才红利获得释放时，因为人才使得资金、劳动力可以回流，资金、劳动力、土地可以再增值，原来消失的资金和土地红利自然也可以重新出现。

（《北京日报》2018.10.29 倪鹏飞/文）

“组织选人”原则不可动摇

选什么样的人、从哪里选人、怎么用人是干部选拔任用的关键问题。而这背后，还有一个谁来选人用人的问题。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选人用人工作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党管干部、组织选人，三者层层递进、密不可分，共同构成我们党科学选人用人的完整体系。

坚持组织选人，是党的组织人事工作的优良传统。长期以来，干部的选拔任用都是党组织在精心培养教育的基础上，根据德才条件和表现情况，指派适当的工作岗位，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组织选人公正严明、明察秋毫，干部干事接受组织安排，随时听从组织召唤，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连为一体、相互信任、同舟共济，共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进。

从实际情况看，一些地方选拔干部过程中放松领导责任，把推荐票简单等同于选举票，把考试分数作为选人用人第一乃至唯一标准，以至于出现了“唯票取人”“唯分取人”等不良现象。那些德才条件好但不善人际交往、不擅考试的干部，往往因票数、分数靠后而埋没基层。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仅仅看推荐票和考试分数，党组织容易在干部任用上失去发言权、决定权，变成了“点票人”“监票人”“记分员”。

坚持组织选人原则，各级党组织要按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把公道正派作为干部工作核心理念贯穿选人用人全过程，使每一项选人用人决策，都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摘自《人民日报》2018.10.29 刘晔/文）

理论宣传要在“四适”上用力

一是适时。要立足“时代”，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局势和中国担当讲清楚，把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讲清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魅力和实践伟力讲清楚，有力有效地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变中把方向、在多样中谋共识。突出“时点”，围绕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时间节点，适时推出主题宣传，在知往鉴今中激发共鸣、凝聚共识，在纵横比较中感知变化、增强自信，展示真理的历史厚度、理论深度、情感温度。把握“时机”，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性，密切关注外部变化和突发事件，统筹开展理论宣传和舆论宣传，既先人一步、先声夺人，又因时而变、顺势而为，切实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二是适用。要主动回应人们的深层次思想问题和不同群体的关心关切，及时有效加以甄别、引导、化解，着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要在“准确、透彻、鲜活”上下功夫，虚实结合、形声兼备地讲好故事，推出一批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精神一振”的作品，做到“视而使之明，听而使之聪，思而使之正”，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好懂好用。三是适应。全方位守好筑牢互联网阵地，推进网上理论武装理念、内容、手段、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报、刊、网、端、微一体化发展，推出系列有声有色、有趣有味的融媒体产品，让党的创新理论主导网络空间、引领网络生态。要强化“有理也要声高”的意识和担当，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暧昧”、不能失语，而要高声“断喝”、高频发声，加大宣传的力度、强度、深度，形成强大的主流思想舆论场。要加大理论宣传与思想道德建设的配合，充分利用精神文明创建成果，倡树道德标兵、文化达人、创新先锋、行业网红等，让主旋律更高昂，让正能量更强劲。四是适度。理论宣传是科学也是艺术，要精心开展策划、精细对接需求、精准把握火候，环环相扣、丝丝入扣，不能有“猛火”无“文火”、只“漫灌”不“滴灌”，更不能说过头话、做过头事，搞简单的重复、枯燥的说教。理论宣传是情感交流也是教学相长，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摆事实、讲道理，接地气、冒热气，在换位思考中改进方法，在分类指导中拉近距离，在敞开心扉中交流思想，在绵绵用力中久久为功，由内而外地强化“四个意识”、焕发“四个自信”。

（摘自《党建》2018年第10期 余谓之/文）

西式民主的退潮与“神话”的破灭

冷战结束后20多年来，在少数西方大国的垄断与操纵下，西式民主以其固有的逻辑与霸道，将为数众多的非西方国家拉入一系列关于民主的认识误区与思想迷局。一是民主的泛国际化。个别西方政客和学者认为，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西式民主已经成为与自由市场经济地位同等重要的人类社会的一种所谓终极形态。具体而言，冷战结束后至今，通过“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民主输出”活动，西方世界持续地将西式民主的国际化浪潮不断推高，并试图继续牢牢把控在民主领域的话语权和制高点。二是民主的神圣化、宗教化。进入新世纪以来，无论是“颜色革命”还是“阿拉伯之春”等政治剧变，也都被冠以“玫瑰”“茉莉花”等带有温情、神秘甚至浪漫色彩的标签。通过西方世界的精心策划与包装，西式民主仿佛具备了天然的正义性、神圣性、和平性，甚至由此所带来的矛盾、冲突与杀戮都可以一笔带过。三是民主的工具化、功利化。冷战结束以来，西式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追求政治自由与权利的原始意义，进而演变成为少数西方大国对其他国家实现政治经济文化“改造”等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四是民主的标签化、碎片化。民主的实质已经被剥离殆尽，剩下的仅仅是以选举为中心的技术性、程序性内容。在这种标签化、碎片化了的民主之下，人民的权力被改造为人民被动地选择“统治者”，民主的实质也被分解为单调的、碎片化的选举操作。五是民主的庸俗化、手段化。在西方国家内部，民主充满着浓厚的阶级、阶层属性。对于这些国家的公民来说，名义上的自由、平等在实际的阶层划分、财富占有状况悬殊、族群宗教隔阂等因素的作用下，几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甚至完全沦为极少数群体的内部游戏。而对于那些“民主输出”的对象国，民主更是演变成为了少数西方大国分化、瓦解其内部各派力量和寻找政治代理人的工具。西式民主在这些国家已经成为了特定国家赤裸裸地干涉他国内政、寻求特殊利益的廉价手段。六是民主的绝对化、终极化。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将西式民主的“优越性”“普适性”无限夸大，甚至赋予其某种历史终极意义和价值。

（摘自《人民论坛》2018年9月下 张树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