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8第21期

首提“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的深意

据新京报网10月16日报道，10月14日，央行行长易纲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提出，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15日，国资委发言人彭华岗又指出，中国提倡“所有制中立”，反对因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设置不同的规则，反对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给予国有企业歧视性待遇。

《新京报》同日刊登评论文章指出，作为新提法，“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是中国针对国际贸易规则议程争论的响亮回应。在10月5日闭幕的2018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会议拟议的政策建议文件中，有人提出了所谓“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竞争”等议题，认为国有企业不利于公平竞争。

“国企扭曲市场竞争说”有违常识。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由私企组成的经济体，也没有完全由国企组成的经济体。将保证经济正常发展的策略视作不公平竞争行为，才是真正的不公正。

作为原则,“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对国企改革和优化市场环境的努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竞争中性”要求国企不能因为其与政府的亲近关系就自带竞争优势；“所有制中立”要求政府对待不同性质的企业采取平等立场，特别是要管住不该伸向市场的手。因此，在现实情境和新的外部挑战下，“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有理由成为增量改革的先声。

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

10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18年前三季度央企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回应了近期较为受到关注的“国进民退”争议等热点问题。

彭华岗表示，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进和退，都是基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的市场化行为。国资委始终坚持的原则，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目的是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整体功能和效率。有媒体反映国资“抄底”收购民资上市公司，造成“国进民退”现象，事实上，这只是在当前环境下国企和民企的一种正常的市场化行为，是国企和民企互惠共赢的一种市场选择，不存在谁进谁退的问题，更不涉及意识形态。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许保利认为，今天，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已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两种经济形态，两者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今天如此，未来也一样。二者比重出现变化，谁高一点，谁低一点，都是正常的，正是这种变化才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发展。

财经评论人谭浩俊说，国资收购或控股民营上市公司，只是极少数、极个别的具体企业。只有形成趋势，形成大面积的国有资本收购民营企业、民营资本，才能称作“国进民退”。被国资收购的民营上市公司，都是出现了股权质押过度、有可能会平盘等方面的问题时，国资出手帮助这些民营上市公司渡难关，或者是地方为保住上市公司，组织国资进行收购。一旦这些上市公司渡过难关，国资还有可能退出。

（《新京报》2018.10.16 顾志娟/文）

国企民企关系是共赢不是零和

《北京青年报》2018年10月16日刊登樊大彧撰写的社评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5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强调，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进和退，都是基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的市场化行为；国资收购民资上市公司是国企和民企互惠共赢的市场选择，不存在谁进谁退的问题，更不涉及意识形态。

最近一段时间，民营经济发展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还一度出现过“民营经济离场论”等杂音。事实上，改革开放40年以来，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就也充分证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从来不是对立的关系，更多是优势互补。国企与民企的关系是共赢而不是零和，二者共同汇聚出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和能量。以国产大飞机、高铁为例，在国企大展宏图的同时，民企也未缺席，它们融入供应链、提供零配件，成为中国创造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再以移动支付、网购为例，民营企业引领新业态快速崛起，其背后也离不开通信领域国企提供的重要基础支撑力量。

近来还有人提出所谓“列入国企扭曲竞争”议题，这种说法忽视了中国国有企业经过改革以后已完全融入市场的事实，同时也违背了“所有制中立”原则。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就，生动地证明了国企民企两轮驱运的优势，国企多数是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大企业，民企则主要分布在服务业、制造业等一般竞争性领域，二者彼此促进、相得益彰。

中国具有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中美贸易战仍处在白热化阶段，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悲观论调，认为贸易战会遏制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态势。事实上，中国的广阔市场具有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中国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早在2009年，中国就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门类齐全，构成多元，不同部分之间可以相互补充和替代，在应对外部冲击时往往能够表现出很强的弹性和韧性，增加了中国在贸易战中的反击能力。

所有的大型经济体最终都依靠内需，未来，中国将产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并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这不仅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而且能够以消费升级带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不仅如此，中国地域广博、人口众多，属于典型的“超大规模国家”，这为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城市与农村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区域之间，具有很强的发展互补性、差异性，特别是广大农村，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风险的蓄水池和减压阀功能，具有足够的容量来容纳风险，也具有足够的多样性来应对外界的不确定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悲观论调不仅是对中国经济内外形势的误判，也是对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缺少正确的认识。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能够确保国家具有超强整合能力、强大动员能力和高效执行能力。我们有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能够迅速动员起各方面资源，同心协力执行、全力以赴完成，这是中国抵御一切风险挑战的压舱石。

（《人民日报》2018.10.17 任平/文

国务院金融委召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会强调

稳定市场等政策要快速扎实落实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于10月20日召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第十次专题会议，重点分析三季度经济金融形势，研究做好进一步改善企业金融环境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关工作。

会议强调，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是已经承诺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10月19日对外宣布的稳定市场、完善市场基本制度、鼓励长期资金入市、促进国企改革和民企发展、扩大开放等五方面政策，要快速扎实地落实到位。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要加快工作节奏，政策成熟后立即推出，推出后狠抓落实。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近期要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实地督查，确保落实到位。

会议强调，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聚焦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和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三者之间，形成三角形支撑框架，促进国民经济整体良性循环。

一是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前瞻性、灵活性和针对性，做到松紧适度，重在疏通传导机制，处理好稳增长与去杠杆、强监管的关系。

二是增强微观主体活力。特别要聚焦多解决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题，实施好民企债券融资支持计划，研究支持民企股权融资，鼓励符合条件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起设立民企发展支持基金；完善商业银行考核体系，提高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的考核权重；健全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对已尽职但出现风险的项目，可免除责任；对暂时遇到经营困难，但产品有市场、项目有发展前景、技术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不盲目停贷、压贷、断贷；有效治理附加不合理贷款条件、人为拉长融资链条等问题。要认真总结国有企业混改试点经验，加大下一步改革力度。

三是发挥好资本市场枢纽功能。资本市场对稳经济、稳金融、稳预期发挥着关键作用。要坚持市场化取向，加快完善资本市场基本制度。前期已经研究确定的政策要尽快推出，要深入研究有利于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重大改革举措，成熟一项，推出一项。

（《北京青年报》2018.10.22 刘慎良/文

我国超发货币了吗

李翀在2018年第5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说，我国不少经济学者以我国货币供给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为由，认为我国货币当局过量投放了货币。这源于两个理论误解：一是人们没有注意到在货币思想史上，是由于交易额难以计量才被国民收入取代，误认为国内生产总值是决定货币需求量的主要变量；二是人们一直沿袭货币思想史上货币流通速度被假定不变的思维方式，没有认识到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需求存量的影响。实际上，货币需求存量=社会交易额/货币流通速度。

增速放缓就是“扛不住”吗

据《新华每日电讯》10月23日报道，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前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6.7%，三季度经济增速放缓至6.5%。海外某些人将此解读为中国经济“扛不住”，没有充足“弹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仔细分析就能看出，这一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站不住脚。

经济形势好不好，不能只盯着GDP等个别指标。不妨看看外贸和外资数据表现：前8个月中国进出口增速高于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和平均增速。联合国贸发会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整体水平处于十年来历史低位的背景下，今年上半年中国吸收外资逆势增长6%，同期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下滑了73%。

经济后劲足不足，不能只盯着有形数据，还要看无形优势和内在潜力。中国有1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9亿多劳动力资源，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全产业链优势，还有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78%，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经济潜力更来自于中国一直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努力，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幅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减税降费、扩大进口……这些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对经济数据的悲观解读是一种短视行为。对中国而言，认清发展大势，做好自己的事，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光明前景。

专家解读：大力减税之下

税收收入为何依然较快增长

据中新网客户端10月23日报道，今年以来，减税降费持续推进，但同时全国税收收入依然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前三季度，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已扣减出口退税）112336亿元，增长13.2%，“税负增多论”于是甚嚣尘上。在大力减税的情况下，税收收入为何依然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专家张德勇表示，税收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上涨较快等。

财政部数据显示，1-9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5831亿元，同比增长8.7%。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同期GDP增速，这被认为是“税负增多论”的例证。但事实上，由于计算口径的差异，简单从数据上将财政收入增速和GDP增速相比并不准确。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减税主要是针对税率的操作，各种优惠、降法定税率、扩大扣除抵免等。而税基取决于经济发展状况。当税率下降速度小于税基扩展速度时，就会出现减税的同时税收也在增长。如果没有大力实施减税政策，在既定的税基基础上，税收增长可能会比当前更高。

“中国的税负水平近年来逐渐降低。”财政部部长刘昆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宏观税负为29%，世界各国平均水平为36.8%；2016年我国宏观税负为28.2%，2017年为27.2%，连续两年下降。

事实上，今年税收收入增速已在逐季放缓。此外，随着减税降费政策的陆续落地，下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回落明显。刘昆表示，预计全年减税降费规模超过1.3万亿元。

纾解中小企业当前困难需要多方面改革

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召开第二次会议，强调必须高度重视中小微企业当前面临的突出困难，采取精准有效措施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了一系列减免税政策。中小微企业当前主要的难题是融资难融资贵。政府应该通过一系列政策引导中小微企业提高现代管理水平，建立规范透明的财务体系，增强信息化水平并与金融科技结合，可以大幅降低各种成本。事实上，改变草根性的管理状态有利于中小微企业自身的高效率发展，也可以降低融资困境。

与此同时，中小微企业信用缺失、信息不透明以及商业担保市场的问题是中小企业融资市场失灵的反映。在这些问题上，政府要做的很多，为了长远发展，应该在机制建设方面做出足够的资源投入，而不仅仅在遇到困境时做“政策性反应”。

此外，中国应该建立专门服务中小微企业的金融实体，只能服务中小微企业，而不是要求大型银行承担“政策性”任务。当然，也可以要求目前的中小银行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监管部门可以在资本充足要求、贷存比要求、准备金制度以及利率、不良率等方面作出特别的规定，建立更多的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专业银行。

（《21世纪经济报道》2018.10.19）

社会资本如何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周瑾、景光正、随洪光在《经济科学》2018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增长质量的异质性作用及作用机制之后可以发现，社会资本作为替代性的行为规范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其作用主要在于其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可持续性，对增长稳定性则具有抑制作用。社会资本的长期作用显著强于短期作用，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城镇化程度越深、市场化建设越深入，社会资本的作用越重要。社会资本对增长质量既有直接作用，也通过技术创新和金融优化效应间接产生 了积极作用。在完善正式制度的同时，引导正确的价值方向，提高社会组织治理水平，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中国经济增长

周一成、廖信林在《现代经济探讨》2018年第8期撰文指出，在中国特定的户籍制度、地方保护主义以及金融抑制体系等多重制约因素的作用下，以资本、劳动力资源错配为代表的要素市场扭曲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造成抑制作用。基于2000-2015年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主要发现是：第一，整体而言，中国的资本、劳动力市场均存在负向扭曲的特征，资本市场扭曲要比劳动力市场扭曲更加严重。第二，无论是资本市场扭曲还是劳动力市场扭曲都显著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并且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阻 碍作用更为突出，这说明要素市场扭曲确实是拖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金融市场秩序的规范，资本市场扭曲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向激励作用依然较为显著。第三，反事实检验显示，如果消除资本与劳动力市场扭曲，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将获得每年9.2％和 4.09％的额外提升，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依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是：一是要让资本市场能够更加匹配实体经济部门与微观企业转型升级与自主创新的需要，同时要避免由于低效率创新等问题造成的经济增长质量损失；二是要消除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各种障碍，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合理引导，增强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弹性，从而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积极的外部激励条件。

中国的杠杆率具有结构性特点

娄飞鹏在《中国经济报告》2018年第5期撰文指出，中国的杠杆率具有结构性特点。从非金融部门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整体不算高，政府部门、家庭部门杠杆率较低，但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首先，在政府部门内部，地方政府杠杆率较高而中央政府杠杆率较低。其次，在非金融企业内部，杠杆率高低分化明显。第一，国有企业杠杆率较高而民营企业杠杆率较低。第二，国有企业内部杠杆率分化也很明显。东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杠杆率变化趋势不同，大中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显著高于小型国有企业。第三，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企业规模、效率、所处行业等也有关。具体表现在：非上市的大中型企业杠杆率仍在上升，中小企业杠杆率下降较快；高效率企业杠杆率较低，低效率企业杠杆率较高；高科技企业杠杆率下降，终端制造类企业杠杆率稳定，资源型企业杠杆率快速上升；周期性企业，房地产行业的企业杠杆率较高。再次，在家庭部门内部，杠杆率结构性特点也很突出。从城乡分布看，农村地区的家庭部门杠杆率低，城市地区的家庭部门杠杆率高。从城市内部看，一线城市家庭部门杠杆率高，二线城市次高，三四线城市低。从地区分布看，不同地区家庭部门杠杆率差异较大。从家庭生命周期分布看，城市家庭部门杠杆率较高主要是贷款买房的中青年家庭，这些家庭处于生命周期的形成期或成长期，收入相对较低。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两条道路

赵凌云、杨晶晶在《湖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撰文指出，从历史和现实上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有两种道路，一是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一是马克思主义主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必然导致政治层面失去独立性、经济层面陷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和产业链条的低端锁定、社会层面陷入两极分化、矛盾重重、动荡不安的局面，最终导致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事实胜于雄辩，近年来一些中亚、北非国家因所谓的“颜色革命”造成的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社会混乱，就是鲜明的例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必然要求，能够从根本上保证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出现道路偏差的颠覆性错误；从根本上保证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摆脱经济上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锁定、避免社会矛盾积重难返；从根本上保证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最大程度降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风险和社会成本。

人尽其才的城市方有竞争力

《北京日报》2018年10月15日刊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的文章说，城市发展，解放人比“抢人”更重要。

那么如何衡量人的解放?直观笼统的说法是“人尽其才”。人和人的能力是有差别的，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是人尽其才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潜在的企业家和创新者能够充分地成长起来，而其他的不具有企业家和创新才能的、但具有作为普通劳动者才能的人，深化分工，凭借熟能生巧的效应，把既有的知识边界所容纳的全部生产率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解放人的第二条是，在天才不被湮灭的前提下，让每个人都有上场竞赛的积极性，最主要的是要保障产权。

第三个条件是，要让人们在赛跑的过程中可以变换跑道，不能说有的人独占有利的跑道，有的人只能在不利的跑道上跑。这意味着要打破垄断，提高社会的流动性，要让人们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去试错，去发现自己到底有多大的才能。

当然创业也会有失败者。这就涉及第四个条件，即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越高，人们就越不怕失败，就敢于出来试错。当然，社保水平也不能过度超前于所处发展阶段的财力；也要精心设计政策，防止“养懒汉”。

解放人的第五个条件是尽可能缩小起跑线的差距。这就需要代际之间的再分配政策加以调整，虽然不能做到所有人站在同样起跑线上，至少不至于差距过大。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着力点

薛瑞汉在《中州学刊》2018年第7期撰文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着力。只有将社会治理放在全国政冶、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大框架中，提升各领域政策、制度之间的协同性和配合度，才能形成辐射全局的社会治理合力。为此，应着重从以下六个方面努力，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1）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制度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3）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4）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保护公民人身权、财产权。（5）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6)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这就要求：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制，提供有利于社会组织建设发展的政策支持，发挥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作用。

农民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组织

《环球时报》2018年10月23日刊登学者桂华的文章说，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是完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但笔者在农村调研中发现，当前社会各界对农村社会组织存在着误会。

第一种误会是将社会组织理解为提供特定服务的“第三方”主体。这些年来，在城乡基层治理中兴起了“花钱购买服务”的思路，一些地方扶持发展“第三方”组织，尝试将某些基层工作变成向“第三方”组织购买服务来完成。实际上，很多农村基层治理工作不能简单地看做是“服务”，譬如很多农村纠纷涉及利益不大，而引发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很大，对于这类纠纷，调解工作的关键是疏通人心。农村基层纠纷调解本质是群众工作，需要熟悉群众心理、了解矛盾双方社会背景的基层干部来处理，不能简单地交给“第三方”组织完成。

第二种误会是将社会组织狭隘地理解为“公益性”组织。在公众的想象中，农村处于弱势，农民属于弱势群体，因此要发展“公益性”组织来帮助农民、帮助农村。这类想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忽视国家在农村已经建立了健全的基层组织。目前每年国家各级财政的“三农”总支出已经超过两万亿元，并启动乡村振兴战略。在国家重视“三农”问题和优先发展农村的背景下，“公益性”组织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有限。

站在基层治理的角度，培养和发展社会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其中尤其要注意的一点是，要坚持群众路线。

中纪委首次使用“减轻处罚建议”

据2018年10月1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10月1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河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艾文礼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值得注意的是，通报中“提出减轻处罚的建议”的表述，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外发布的中管干部党纪政务处分通报中首次使用。

《检察日报》10月23日就此刊登杨维立的文章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问题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结合艾文礼案通报中“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的情节不难看出，对于自动投案并向组织如实交代问题的违纪违法党员干部，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既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纪为准绳，准确定性，严肃惩处，又充分区别不同情况，宽严相济，精准恰当予以处理。

方法折射出导向。中央纪委首次使用减轻处罚建议，正是提醒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把握宽严相济政策的本质与内涵，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使用减轻处罚建议还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示：敦促贪腐分子投案自首，不仅需要出台宽大处理自首人员的政策，更需求真务实、不折不扣地兑现政策，让违纪官员自首后感受到“一诺千金”的政策温暖。此外，还需建立和完善刑事司法与纪检监察机关执纪执法有效衔接机制，在刑事诉讼各环节狠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

市县巡察是党内监督制度的创新

易巧玉在2018年第10期《渭南师范学院学报》上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加强党内监督则是其关键一环。“全面”意味着从中央到基层的全覆盖，而基层党内监督一直是我党监督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为了填补监督体系的这一空白，我国市县党委逐步探索建立起市县巡察制度。但是市县巡察制度是生长在一个高度人情化社会环境中，尤其是在基层巡察中，破解人情化社会结构难题，保证巡察权利的独立运行有重要意义。

生态环境监管的碎片化困境

方卫华、李瑞在《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来考虑，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机制已经成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生态环境监管存在着不同主体间难以协调、制度难成体系、信息数据不共享等“碎片化”困境，已无法有效解决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以整体性、系统性取向的治理范式，对于解决当下我国生态环境监管过程中出现的碎片化问题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生态环境监管过程中涉及到多元主体基于不同价值取向、 利益格局等的行为选择。在生态环境状况日益复杂多样、法律法规不健全、体制机制未能理顺的情况下，生态环境监管的整体性治理路径强调在生态环境监管过程中强化公共利益、整合监管机构、协调多元主体等，以克服生态环境监管中出现的碎片化问题，从而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绩效，最终实现“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