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8第20期

世界经济面临转型升级

赵公正、艾丽荣在《中国经济导报》撰文指出，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不断变化，表现为发达国家GDP全球占比逐渐减小，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中美两国，其中主要增量来自中国。预计未来五年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将继续缩小。可以说，在全球化过程中，新兴市场崭露头角，获益较大。全球化虽然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但是世界经济也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第一，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结构失衡。美国等发达国家面临产业创新能力不足、制造业空心化问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面临部分产品产能过剩等问题。第二，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达国家收入不平衡问题。由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资本的流动性加强，而资本的逐利性使其流向生产要素价格更低廉的地方。发达国家将大量制造业迁往海外，国内的劳工工作岗位减少，对发达国家中下阶层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第三，“逆全球化”潮流。“逆全球化”者认为，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获益相对更小；从产业分配层面看，金融与高技术产业是主要获益者，而传统产业则是受损者；从劳动群体层面看，资本和技术是主要获益者，而低技能劳动力则是受损者。简言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都迫切地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问题。发达国家希望重振制造业，实行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希望更广泛深入地加入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实现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强盛。

“滞胀论”解读不了中国经济

前段时间，有些媒体出现中国经济可能存在滞胀或者疑似滞胀的议论。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速变化，会对失业率和物价产生此消彼长的影响。一旦经济“停摆”或增速下滑，失业率上升，若物价也出现不降反升的异常现象，就是“滞胀”。当前中国经济是否存在滞胀或疑似滞胀的现象呢?大体可从3个方面加以重点观察：其一，增长是否停滞；其二，是否出现通货膨胀；其三，失业率是否高企。

首先，看增长。既要观察总量变化，又要分析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从国内生产总值看，我国连续12个季度经济增速都稳定在6.7％至6.9％的中高速区间。从结构变化看，今年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增长超过10％，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装备制造业都保持8.8％的较快增长，明显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1％的增速。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也十分良好。事实表明，尽管外部环境变数增加，但中国经济自我适应能力和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并未因此受挫。

其次，看物价。既要观察居民消费价格、工业品价格和服务价格，也要观察相关货币政策。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3％，处于合理预期之内，并未出现反常。从非食品因素来看，我国工业产品供过于求的状况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伴随服务业持续较快发展，服务消费价格将呈温和上涨态势。与此同时，当前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并不存在催生通胀的危险内因。

第三，看就业。无论增速或物价是否存在波动，只要就业稳定、失业率较低，经济就不会出现大问题，这是当下判断中国经济基本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点。公开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0％，比上个月和上年同月均回落0.1个百分点，特别是25岁至59岁主要就业人群调查失业率是4.3％，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不仅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而且经济运行基本态势为持续扩大就业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经济增长质量也是比较好的。

（《经济日报》2018.10.8 平言/文）

以动态的眼光看现实经济问题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喜欢根据当前的一些经济数据为某些观象作论证，似乎可以对事物发展方向作预测。但这些貌似精致的评论很多时候却被后来的事情发展所证伪。这是因为有些人拿数据分析问题时，没有看到事情发展的趋势，没有动态地看问题，以致出现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现象。比如，随着“一带一路”项目的推进，西方国家舆论开始炒作所谓“债务陷阱”，认为中国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与援助是“掠夺性贷款”，会导致这些国家无法摆脱依赖中国援助的恶性循环。然而，债务增长固然可怕，但要看债务是用来干什么的。如果被用来搞一些“人事平衡”，给不同的利益集团“分赃”，那当然会掉入“债务陷阱”，永远还不清。但如果债务被用来发展经济，用来搞工业化，不但是授人以鱼，更得以授人以渔,就能够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能力，为项目产生出更多利润，不仅可以还债，还能让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而中国现在给非洲国家的贷款，都属于后一种。再比如，一旦中国的出口遇到困难，就会出现“中国崩溃论”的谣传。这些静态观察问题的人认为，中国经济对外依赖严重，出口暴跌会导致增长放缓、失业大幅上升、债务崩溃等等。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发达国家需求锐减，中国对外出口严重萎缩，但中国经济却发展得越来越好的经历证明，动态地看问题，就会发现中国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结果，是使事情没有朝那些可怕方向发展的最重要因素。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为54万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的11.5％；到2017年十九大召开时，中国经济总量达到82万亿元人民币，占世界15.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34％。那些静态看问题的人往往会抱着一些意识形态偏见不放，看不到改革开放正深刻地改变着中国。而中国政府却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地调整政策，调整经济结构，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令那些预测“中国末日”的专家大跌眼镜。

（《环球时报》2018.9.11 丁一凡/文）

保持“稳中向好”需有效应对“稳中有变”

《理论视野》2018年第9期发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原副校长赵长茂的文章指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今年前7个月经济形势可以用“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加以概括。但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稳中有变”新情况。稳中有变之“变”，一方面体现在中美贸易战升级对我国出口和引进外资造成不利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差；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显现，今年以来投资和消费增速下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难度加大。

为应对“稳中有变”，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有更加积极的表现，稳健的货币政策已向适度从松调整。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都不意味着宏观调控方向的改变，更不意味着新一轮投资扩张、货币放水或新一轮“强刺激”的开始。当下的政策调整，并非宏观调控转向，而是既定框架下应对“稳中有变”的适应性调整，意图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因此，在宏观政策实施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度”的把握，财政政策必须积极而不失度，货币政策应当宽松而不失控。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积极引导资金“补短板”，使更多资金服务于实体经济，防止一些地方借机盲目扩大投资，把资金引向房地产市场，推动房价非理性上涨。

财政金融“双箭”齐发稳预期

《北京青年报》2018年10月9日刊登张敬伟的文章说，十一黄金周后，财政、央行“双箭”齐发。财政部部长刘昆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强调，今年减税降费将超1.3万亿元，正研究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中国人民银行7日决定，从10月15日起，下调部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箭”齐发，目的是稳定今年的市场预期。

一是减税降费。从营改增开始，中国减税降费已经持续多年，而且正从市场领域深化至民生层面，前者在于减轻市场主体的负担和提升企业活力，后者在于提高民生质量和提振内需动力。今年减税降费还在进行时，规模将超1.3万亿元。特别是，十一后中国工薪阶层将享受到个税起征点提升到5000元后带来的减税喜悦，这是实实在在普遍的民生福祉。

二是加大财政支出。今年财政支出将重点用在以下方面：一是重点投向中西部地区；二是投向扶贫和污染；三是加大民生领域经费支出；四是加大对重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入，如生态环保领域和创新驱动行业。由此可见，积极的财政更积极，并非大水漫灌，而是财政支出的精准投放。

再看降准，这是年内第四次降准。由此释放出来的7500亿元流动性，起到了货币政策“宽松”的目的。释放出来的7500亿元资金，重点投放于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解决其资金不足和融资难问题。

警惕工商资本下乡中“热投资，冷农民”倾向

孙志平、孙清清在《瞭望新闻周刊》2018年第25期撰文认为，人才、技术、资本是经济发展中的三个重要生产要素。近年来农村生产要素加速回流，并呈现出城市流入农业农村的“逆城镇化”态势。瞄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村人才回流的机遇，工商资本下乡冲劲十足。但是，要警惕工商资本下乡中“热投资，冷农民”倾向。要依靠市场手段调节资本流动，政府既不能盲目以行政手段干涉，也不宜用政策鼓励吸引投资，要未雨绸缪做好风险防范工作。资本是逐利的，资本下乡最愿意做的事情是买地，再转做非农使用，某种程度上“管住土地”就管住了工商资本。这就要求政府严格落实现有土地政策，做好土地规划，确保资本下乡不走偏，农民利益不受损。要依靠市场手段调节资本流动，政府不能盲目以行政手段干涉，但应提前应对规避风险。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面临融资难问题，政府要支持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可以依法向金融机构担保融资。在农村闲置集体建设用地规划方面，乡镇政府缺乏自主权，而在承接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工商资本下乡中，乡镇是关键承接地，应赋予乡镇政府一定的自主权，以乡镇为单位，建设一些小型的返乡创业产业园区。

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过“五关”

乔宝华、孟凡达在《经济日报》撰文认为，现阶段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五大挑战。一是技术关：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产业技术创新已从跟跑为主转向跟跑与并跑、领跑并存。但要真正发挥创新的引领作用，还面临诸多挑战。二是资本关：优化投资结构面临困难。从国内看，制造业投资的吸引力和活力下降。从国际看，发达国家积极吸引制造业回流，我国制造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额和占比自2012年以来呈现双下降趋势。在此背景下，要想继续提高制造业资本存量，进而优化投资结构，面临不少困难。三是人才关：高素质劳动力供给不足。要提供充足的符合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还面临以下挑战：①人才供需的结构性失衡亟待破解。②人才教育机制有待理顺。③对产业人才的社会重视程度亟待加强，企业家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等亟待发扬。四是制度关：亟需深化改革释放活力。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制度成本突出表现在：制造业企业税费负担过重；行业壁垒增加了市场准入成本，要素市场化改革需求迫切；区域壁垒阻碍要素自由流动，也阻碍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五是结构关：新旧动能转换需要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当前新旧动能转换面临两大挑战：①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有待观察。②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能力亟待加强。调研发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面临资金与技改双重阻力。

全国国企改革座谈会召开强调国企改革的中心地位

10月9日，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刘鹤出席会议并讲话。会后，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对外用罕见的语言，强调“从战略高度认识新时代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地位”，要求全国国企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思路，扎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大胆务实向前走。会上还布置了非常具体的六项任务。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国企改革的中心地位，这个说法还是头一次提出”，这说明了对国企改革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这十六个字作为国企改革的方针也是第一次提出来。种种迹象表明，国企改革或将面临重大突破。

上海天强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祝波善表示，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新一轮国企改革号角已经吹响，但是国企改革的总体成效似乎与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要求依然有相当的距离。这主要体现在各方对于国企改革的认知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对于中央提出的改革政策精神也都在进行“选择性解读”。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整个社会的改革氛围不浓，改革动力与压力不足，由此造成缺乏足够多敢于担当的改革者的局面。基于此，本次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传递的相关精神，对于当下的国企改革现状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21世纪经济报道》2018.10.10）

经济爬坡过坎尤需防范道德风险

《经济参考报》2018年9月26日刊登陈涛的文章说，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爬坡过坎时期，在此过程中要尤其注意防范以下几种道德风险。

一是导致资源长期无效占用。各种僵尸企业长期僵而不死，是因为围绕僵尸企业所形成的固化利益链条难以打破，不能承受市场竞争结果，反而倒逼信贷资源、生产资源和入力资源在僵尸企业上进行无谓的消耗。

二是增加政策调整成本。市场经济中，政府、银行、企业和个人都是市场竞争的参与主体，围绕着各自的经济利益诉求存在博弈，增加了政策调整成本。

三是限制政策实施空间。各种风险治理不可避免引发个别、局部领域风险释放，若是叠加了其他非经济因素，在互联网信息传递机制的加速下，可能会引发风险连锁反应。在社会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利益受损群体“抱群取暖”，博弈政策空间。

四是加剧政策协调难度。政策主导权分布在不同领域，均有各自领域内的利益群体和诉求，导致政策调整的力度、节奏和空间或多或少存在不同步情况。

从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源分析，法制观念淡薄、契约精神欠缺、违法违规成本偏低、负外部性等是重要原因。这些都需要将其纳入法制化、市场化的轨道，让每一个合格的市场竞争主体，真正学会并能够为自己的经济行为承担所有的、必要的和完全的责任。

给中国对世界贡献算算账

《人民日报》2018年10月9日刊登署名“钟轩理”的文章《泾渭由来两清浊——给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算算账》。文章说，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原本不难回答，但近来美国一些奇谈怪论甚嚣尘上，俨然成了“标准答案”。既然如此，就不能不在世人面前认真评评理、算算账了。

文章说，贸易是相互的，各取所需，你情我愿，中国从未强买强卖，也不刻意追求顺差。根据联合国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1298.9亿美元，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对全球112％的出口增幅。这还是在美国严格限制对华出口商品种类，有些科技含量都不让卖的情况下做到的。如果美国肯卖高科技产品的话，还会有这么大逆差吗?比方说，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卖不卖?一艘按150亿美元算，卖给中国4艘，马上就能填上600亿美元的逆差。即便不说航母这么高端的，哪怕美国稍许放宽对华出口限制，货物贸易逆差也不是现在这个状态。可见，问题不出在“中国不买”，而出在“美国不卖”。

文章说，不断扩大开放的中国，从未主动挑起贸易争端，并充分履行入世承诺。反观打着“对等开放”旗号的美国，滥用“国家安全”名义，组建了包括情报部门等多部门成员在内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不断拓展“国家安全”的涵盖范围，使“国家安全”成为美国任意阻碍外国企业进入美国的工具。仅在2017年“外国投资委员会”就以“国家安全”名义限制外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20多起，其中半数以上为中国公司。

文章说，近年来，中国的“朋友圈”正在不断壮大。反观二战后成为国际秩序主导者的美国，而今却在不断破坏国际秩序，不断“退群”、威胁“退群”，甚至“废群”。事实证明，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而美国是国际秩序的搅局者。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冯夏根在《深圳特区报》撰文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从目的上看，革命与改革开放的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性质上看，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是针对传统体制机制的根本性变革；从范围与深度上看，改革开放的范围和领域十分广泛，必然引起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根本性变革，是影响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从任务与特点上看，改革开放任务艰巨，使命重大，面临的形势严峻，矛盾复杂。改革开放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它是一场复杂而艰巨的长远变革；从作用和影响上看，改革开放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促使中国与世界共同进步，是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事业的重要途径，是深刻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巨大变革。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矛盾风险，推进民族复兴，唯有全面深化改革，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将改革进行到底。

改革开放40年，成功秘诀何在

张维为在《环球时报》撰文认为，改革开放走过整整40个年头，中国如何取得如此之成就?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国际比较。（1）学习西方，亦坚持自我。过去数十年，发展中国家大致采用了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全盘照搬西方，特别是政治和经济制度几乎完全照抄西方；另一种是全盘否定西方，举民族主义之旗，走与西方隔绝之路。中国避免了这两种极端的选择。（2）从实际出发，稳健改革。与转型经济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比较，这些国家主要采用了两种改革模式：一种是“激进改革模式”，另一种是“保守改革模式”。中国避免了这两种选择，中国采取的是“稳健改革模式”，其最大特点是大规模经济改革，辅之以必要的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最终落实到民生的显著改善。（3）不断探索，规避陷阱。与西方国家比较，西方过去数十年向全世界推销最多的就是民主化和市场化，亦可称为“民主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相比之下，中国成功避免了这两种原教旨主义的陷阱。在市场问题上，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这个模式，虽然还在完善之中，但已经带来中国的迅速崛起。在民主问题上也是一样，虽然中国的探索还在进行之中，但我们可以说中国“选拔+选举”的制度总体上优于只是依赖选举的西方制度。

为何会出现改革的旁观者

当前，有这么一批人，自认为改革与自己无关，对改革并不构成阻力，但也没有参与热情。为什么有些人甘愿当改革的旁观派呢?

改革旁观派之所以出现，根本上还是因为一部分社会成员看不到改革与自己利益有什么样的直接相关性。改革开放初期，利益相对集中，改革举措一旦定位准确，很容易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同，而今天利益呈现多元化趋势，具体的改革举措难以影响到那么多的社会成员，导致一些人认为改革离自己很远。其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努力使改革成果更公平惠及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从旁观派变成促进派。

实际上，改革的受益者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应成为改革的促进派。我们都应客观地考虑自己的利益诉求，看清楚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认识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在于所有人的长远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就是每个人的长远利益。

全面深化改革，是考验领导者、改革者智慧和勇气的大事，也是考验一个国家所有社会成员参与热情和行动能力的大事。我们不能认为有人去领导改革，有人去推动改革，自己不用努力就够了，如果都这样想，也就没有人真心去改革了。

这些改革需要优先推动

中国能否成功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持续推进，最重要的是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可优先推动如下一些领域的改革，使之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根据有关研究，中国这五大基础性成本，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其原因，除了资源禀赋外，主要还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效率不高。必须落实十九大精神，在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中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过高，但加上各种收费，企业税费综合负担就相当重了。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减税与税改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推进。

第三，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挥国有资本规模大、直接体现国家和各级政府意志、对政府要求执行力强等独特优势，更多地集中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领域，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第四，农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十九大提出以城市群为主的城市化，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是内在统一的。乡村振兴实际上是现代城市体系在乡村的延伸。要全面推动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市场化配置。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地分给农民，真正保护和增进农民利益，扩大最具潜力的中等收入群体。

第五，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重点转向聚集提升人力资本，提升在全球科学前沿和技术前沿的创新能力。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放宽高水平教育研发和其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准入，把优质人力资本更多地吸引到这些领域，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

（《北京日报》2018.10.8 刘世锦/文）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存在四个问题

潘荣成在《理论月刊》2018年第5期撰文指出，近年来，我国文化“走出去”取得了很大成绩，对外文化交流发展较快，但实际情况表明，中国文化目前还远未成为国际主流文化，文化竞争力与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很不协调。（一）对外文化的内容层次偏低、比例失调。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及各省市也培育了一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品牌，但大多取材于传统文化或地方风物，系统阐述当代中国思想、理论和价值观的文化精品依然稀缺。（二）国际文化竞争力不强。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存在市场占有份额偏低、文化贸易逆差严重等国际文化竞争力偏弱的问题。近十年来，虽然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也在逐步优化，但核心文化产品仍然存在对外贸易逆差，而且文化外贸占整个外贸总额的比例依然偏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偏弱。（三）中国文化国际认可度偏低。当前的文化输出以传统文化为中心，但目的国的受众却由于背景知识缺乏和价值认同问题而难以有效接受。（四）文化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认知模糊不清。在一些由地方政府或具有官方背景的机构所举办的大型文化国际推广活动中，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排场轻内涵、重送达轻传播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丰富多彩，实际上传播的内容、传播的方式和传播的效度都有待观察。

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黄金法则

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措施和路径有许多，但其中的黄金法则只有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虞祟胜在2018年第4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发文提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和归宿；坚持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坚持“三者有机统一”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胜法宝。作为黄金法则的“三者有机统一”，当然不只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只有将三者统一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才称得上把握了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