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8第19期

深刻理解“九个坚持”的三个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的“九个坚持”，是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纲领性要求和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第一，“九个坚持”是一个由思想引领、精神激励、舆论引导和文化支撑等内容组成的系统完备的有机整体。思想引领体现在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方面；精神激励体现在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文化自信方面；舆论引导体现在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方面；文化支撑体现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方面。

第二，“九个坚持”是由“一个统领”、七项国内工作举措和一项对外工作举措组成的结构清晰的有机整体。“一个统领”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这是“九个坚持”最核心的要素，确保宣传思想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前进。七项国内工作举措即：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文化自信，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一项对外工作举措即：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有利于营造对我国友好的国际环境。

第三，“九个坚持”是总结历史、面向现实、指向未来的有机整体。“九个坚持”既是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也是对工作实践的理性升华，同时充分体现了对未来发展的指向性，必将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摘自《北京日报》2018.9.3 周文彰、刘晓佳/文）

政府职能三次转变的启示

竺乾威在《北京日报》撰文认为，自1988年第二次机构改革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并把政府职能转变作为机构改革的关键以来，政府职能发生了三次转变。第一次转变着眼于机构改革，从精简机构精简人转向政府职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从中可以看到，这一次政府职能转变涉及了两个方面：一是改变政府行使职能的行为方式。二是转变政府行使职能的组织方式，重点是转变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极为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行使职能的组织方式。第二次转变是从注重经济发展转向公共服务。政府职能这一转变的催化剂是2003年发生的SARS。2003年后提出了政府的四项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应运而生。在履行新的职能方面，改革涉及了三方面内容，即大部制改革、行政审批改革以及扩大人民民主和促进社会公正的改革。第三次转变是资源配置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与以往的行政审批改革不同，这一轮行政审批改革的核心点是简政放权和建立权力清单，它涉及了政府职能核心的权力问题。因此，此次行政审批改革不仅仅是政府行使职能方式的转变，它更多涉及了政府职能定位问题。简政放权和建立权力清单的实质是确立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边界，确定政府的权力范围，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政府职能转变中具有实质意义的转变。

中共对“大革命”内涵的认识及其转变

“大革命”一词最初有两层含义，一是规模大的革命，即革命的高潮；二是意义大的革命，“大革命”指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周家彬、朱小龙在2018年第8期《人文杂志》撰文指出，在中共最初的叙事中，“大革命”是指从1925年五卅运动到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这一阶段的历史。抗日战争时期，战争叙事迅速发展为中共党史叙事的主线。受此影响，中共对“大革命”的认识发生转变，转变为“国民革命”的同义词，其时间范围由1925-1927年转变为1924-1927年。1950年代初，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大革命”叙事的表达方式，正式确定“大革命”的时间范围是1924-1927年。

新中国调解制度变化的内容、路径、动力及未来

社会治理制度问题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作为社会治理制度之一的新中国调解制度，经历了从单位体制向司法体制的转变，正在走向社会团体制。李瑞昌在2018年第4期《复旦学报》撰文指出，要理解新中国调解制度变化，既需要从微观层面知晓制度变化的内容，更需要从宏观层面知道制度变化的动力。在社会治理制度选择的内外部动力驱动下，新中国调解制度发生了意识、规则和组织创新的变化，实现了调解体制的三次变迁，不断地提高了制度的效能。其中，社会矛盾变化、治国理政理念调整和科学技术变革是外部动力，而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组织变革是内部动力。

自我改造到相互改造：对外开放40年再审视

杨雪冬在2018年第8期《浙江社会科学》发文指出，对外开放40年，既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深刻变革的40年，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40年.在执政党的主导下，对外开放经历了从“引进来”的单向开放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对内对外开放并举的双向开放，从重点促进国内改革的单一目标向促进国内改革与推进国际制度变革并重的双重目标双重转型。执政党也经历了从改变观念到提升能力的转变，改变自我与相互改变是开放的基本主题。尽管对外开放深受国内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制约，但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已经不可能关闭。在新的时代起点上，要用更长远的世界眼光和更全面的大局观来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寻找在相互开放中共同改变的合理路径和可行选择。

良币驱逐劣币的效应形成了吗？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18年9月19日刊登杨德超的文章说，评判一地一域的政治生态，不仅要看风气、看主流，还要看是否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净化机制。

一是看向上向善的政治文化是否牢牢扎根。有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态。优秀政治文化长一分，腐朽政治文化就去一分；腐朽政治文化进一寸，优秀政治文化甚至可能退一尺。

二是看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政治生活的侵蚀是否得以遏制。有的领导干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商品化，讲关系不讲党性，讲交易不讲原则。坚决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是关乎良好政治生态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看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否严明。从查处的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案件看，他们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结成利益集团，其后果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

四是看选人用人导向是否正确、风气是否清正。把党的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党员干部就心齐气顺，党内政治生态就风清气正，反之则会正气不彰、邪气肆虐。

经过十八大以来全国从严治党砥砺淬炼，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明显好转，虽有了“起势”但是还没有形成“定势”，许多方面工作取得了“优势”还没有达到“胜势”，一些地方良币驱逐劣币的效应还远未形成，必须持之以恒向实处发力，向严处用劲，如此才能把良好政治生态形成好、巩固好。

经济全球化没有解决好的三个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始终没有解决好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是没有解决好增长的动力。近年来，全球经历了两次泡沫经济，一次是IT泡沫，资本把科技创新泡沫化；另一次是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其间，每一笔资本都面临是进实体领域还是进金融和房地产领域的选择。资本是逐利的，如果金融和房地产挣钱比实体经济领域多，资本就会大量进入金融和房地产领域，最后就导致了美国经济空心化。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环境中，但资本如果都去搞金融和房地产泡沫，那就意味着我们离危机不远了。第二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开放、越来越相互依存的地球村，但是这个地球村存在巨大的治理赤字。我们没有世界政府，因此也没有机制解决公平问题、解决宏观经济政策的外溢性影响、解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西方人动不动就要求我们要遵守西方的规则和秩序，但是西方的规则和秩序一次又一次地把开放的国际环境引入危机和困境，其原因在于，西方的规则无论是开放驱动，或是市场经济驱动，还是创新驱动，都只是解决了全球经济的效率问题，却解决不了全球经济的公平问题。因此内部或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国内和国际的冲突和动荡。第三个是世界经济的不平衡问题，如果要解决强劲、平衡、包容和可持续增长问题，必须有一种国际合作机制解决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增长的矛盾。我们希望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是自由贸易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公平贸易、包容贸易的世界。但是自由、公平和包容不是哪个大国说了算，而是应该由国际社会用民主、包容、开放、合作的方式管控分歧、矛盾和冲突，建立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规则体系，这样我们人类社会才有光明的前途。

（摘自《环球时报》2018.8.29 张燕生/文）

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真正原因

美方发动贸易战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概括而言有以下三点：第一，利益敲诈。通过贸易战或发动贸易战的威胁，迫使贸易伙伴开放市场、让渡经济利益，是美国的惯用伎俩，以往曾经对多个国家使用过。在解决中美经贸问题方面，美国更是无视中国表现出的极大诚意，背弃双方达成的共识，单方面发起贸易战，其直接动机就是企图迫使中国在贸易投资上进一步对美扩大市场准入，增加购买美国产品，从而使美国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同时对外转移美国国内矛盾。第二，战略遏制。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上升，美国对华认知与情绪全面转向，重新定义了中美关系。2018年版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提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把中国定义为美国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贸易战不仅是美国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手段，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美国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制造2025》中包含的高科技领域，反映了美国遏制中国技术追赶的意图。第三，模式打压。美国从维护其全球霸权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发展模式横加指责。美国污蔑中国发展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无端指责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存在强制性技术转让要求、中国支持企业“走出去”是获取先进技术的政府行为、中国政府支持网络盗取美国商业机密与知识产权，肆意批评中国实行产业政策。近年来，美国政府出台了大量产业政策，在自己推行产业政策的同时，却对别国正常的产业政策横加指责，这体现了美国的霸道心理。在国际经济领域，美国把国内法置于国际法之上，不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而是用单边主义措施处理中美经贸分歧，公然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加征关税。美国有意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新法官的任命，影响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常运转。美国无视中国信守入世承诺、遵守多边经贸体系规则和倡导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努力，却称中国是国际规则的“修正主义”，挑战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体系。为此，美国在发动贸易战时施展出舆论战、关税战、科技战等组合拳，究其动机，就是要通过舆论战把中国发展模式污名化，通过关税战、科技战等逼迫中国改变原有发展模式。

（摘自《人民日报》2018.8.29 隆国强/文）

白皮书辨析中美经贸关系六大事实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日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白皮书指出，现任美国政府通过发布《对华301调查报告》等方式，对中国作出“经济侵略”“不公平贸易” “盗窃知识产权”“国家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污名化指责，严重歪曲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无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和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心血汗水，这既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不尊重也是对美国人民真实利益的不尊重，只会导致分歧加大、摩擦升级，最终损害双方根本利益。

白皮书辨析中美经贸关系六大事实，认为不应仅看货物贸易差额片面评判中美经贸关系得失；不应脱离世界贸易组织的互惠互利原则谈论公平贸易；不应违背契约精神指责中国进行强制技术转让；不应抹杀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巨大努力与成效；不应将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歪曲为一种推动企业通过并购获取先进技术的政府行为；不应脱离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指责中国的补贴政策。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化生产普遍存在的今天，双边经贸关系内涵早已超出货物贸易。综合考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本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分支机构的本地销售额三项因素，中美双方经贸往来获益大致平衡，而且美方净收益占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企业为了拓展新兴市场、节约生产支出、实现规模效益和延长技术获利时间，主动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订立契约合同，把产能和订单向中国转移，这完全是基于商业利益的企业自愿行为。不能因为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就把原本双方自愿的交易活动歪曲为强制技术转让，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对契约精神的背弃。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交流合作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中国认真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关于补贴政策的规则。

（来源：2018年9月24日中国新闻网）

十年一训，防范金融危机当自强

新华社2018年9月13日刊登康逸的文章说，十年前那场肇始于美国、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创，至今令人心有余悸。“雷曼时刻”警醒了世人：号称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先进的金融市场，一样会成为金融危机肆虐之地。

十年前，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个宝贵经验是注重多边政策协调，如二十国集团峰会就贸易政策、反贸易保护主义、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等达成共识，有效助力世界经济重建信心。在当前保护主义卷土重来的背景下回望十年前，那种同舟共济的精神尤显可贵。

如今，世界经济又添新挑战。美国为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不惜修改法案再次放松金融监管；奉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采取霸凌行径，挑起贸易战争端。多国民粹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全球金融稳定面临新压力，世界经济罩上新的阴影。

在世界面临复杂新挑战的当下，回顾总结十年前金融危机的教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抵御和防范危机，归根到底要自强。反思十年历程，那些历经金融危机复杂考验而能保持稳健发展的经济体，具有一些共性，其中最关键一点就是能动态把握自身比较优势，及时推进结构性改革，为后续增长积聚能量，并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贡献。一国经济要在国际竞合中保持优势，渡过难关，须从根本上练好内功。历史经验已反复证明，自立自强才是最好的危机防火墙。

激发消费潜力须消除体制机制障碍

《经济参考报》2018年9月25日刊登评论说，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发布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

《若干意见》从更宏大的视角和 更长远的目标出发，就扩大内需做出了一系列更具整体性和全局性的制度安排。

一是更加注重消费升级。文件提出围绕居民吃穿用住行和服务消费升级方向，适应居民分层次多样性消费需求，既保证基本消费经济、实惠、安全，也注重培育中高端消费市场，目的是形成若干发展势头良好、带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实现排浪式的消费升级过程。

二是更加注重供需平衡。《若干意见》一方面强调要弥补健康养老家政、教育培训幼托等民生服务短板，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另一方面，要求加快建立健全高层次、广覆盖、强约束的质量标准和消费后评价体系，创建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三是更加注重长效机制。如何在保证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若干意见》对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财税金融土地配套改革、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等方面都作了相应部署。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消费率还有巨大提升空间，排浪式消费升级过程还有待展开，这些因素的释放都有赖于相关体制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只有居民消费平稳健康增长，其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充分发挥，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得到更好满足。

让消费挑大梁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为我国消费提质升级绘制了一幅蓝图，给出了大量扎实举措。

比如，如何促进实物消费提档升级?《意见》提出大力发展便利店和社区菜店，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重点发展虚拟现实等前沿信息消费产品等。

如何推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意见》明确将深化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支持邮轮、游艇、通用航空等消费大众化发展，引导社会力量按照规范要求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和托幼机构，支持外商投资设立非学制类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等。

如何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意见》要求加快建立健全高层次、广覆盖、强约束的质量标准和消费后评价体系，提高消费者主体意识和维权能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张永军指出，《意见》的内容不仅十分全面细致，而且涉及了很多影响消费却又比消费本身更深层、更宏观的重点改革领域。“需要看到，尽管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正在不断扩大，但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依然有很多改善空间，社会保障体系在一些群体、一些领域的覆盖还不够强，居民消费还有很大的释放潜力。”

《意见》中提出的举措，无疑从更根本的层面关注了制约消费的体制机制因素。

张永军表示：“传统上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里，消费通常都会比投资和出口更加稳定一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由于整体发展阶段和相关体制机制的限制，消费在拉动经济方面不如投资，有时甚至风头赶不上出口。而如今，一方面投资过快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反映出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有所上升。这意味着，消费在中国经济平稳转型升级当中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9.22 王俊岭/文）

用全面改革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

当前，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进入到快速提高阶段。在经济增速下滑和社会稳定风险增加的背景下，未来必须继续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这需要从全面改革视角来推动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

由于我国低收入者人数仍然很多，未来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根本着力点还在于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其进入中等收入者，而不是把高收入者的收入拉下来从而成为中等收入者。过去几年的政策经验表明，提低是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最为有效的手段，各种惠农资金、转移补贴和社会托底政策使得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水平持续走低。所以说，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未来政策的核心还在于“提低”这个方面。

由于农民工数量庞大、相当部分农民工的收入已达到中等收入的门槛，这使得农民工是未来中等收入者增加的主要来源。所以在政策上，未来要把农民工作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提高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力度，从而使得农民工具有稳定的收入增长来源。

从全面改革视角来推动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首先，大部分经营者都是中等收入者，因此通过简政放权、支持小商小贩的就业条件和改善营商环境就非常必要。其次，每次股市的大起大落，几乎都是对中等收入者的一次洗劫，房价过快增长则几乎把整个年青一代从中等收入者拉入到低收入阶层，因此，必须要稳定宏观政策，抑制资产价格泡沫，从而防止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给中等收入者带来损害。再次，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中等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严重制约了工薪阶层积累财富的能力，所以，有关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政策也需要进一步改革，从而支持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稳定快速增长。

（《中国经济时报》2018.9.20 李实、万海远/文）

楼继伟谈社保基金增长秘诀

自社保基金2000年成立以来，年均投资收益率8.44％，累计投资收益额达1.01万亿元，战绩骄人。《财经国家周刊》2018年第18期刊登对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的专访文章，楼继伟介绍了社保基金的投资方式。

楼继伟表示，社保基金资产总额的增速主要源于几方面：一是每年持续有约200亿元的中央财政拨款。二是我国每年彩票公益金中，有一部分固定比例用于补充社保基金。三是上市的含国有股的股份有限公司，除国务院另有规定的，均须按首次公开发行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的10％，将国有股转由社保基金理事会持有。四是2016年以前，广东、山东等地方政府将养老基金在理事会进行委托投资。五是理事会受托管理全国9省市的个人账户中央补助资金。我们与9个省份签订的是为期5年的保底合同，风险偏好低，因而在资产配置中股票等风险资产的比例较低，总体上于2017年实现了超过5％的年化收益。

根据财政部、人社部等相关部门要 求，社保基金投资股票类资产配置不超过40％，固定收益类资产配置不低于40％，股权类资产配置约为20％，且整个资产配置中境外资产不超过20％。此外伴随市场估值波动，在超过资产配置允许的波动边界时，及时斩仓或加仓。

二产就业人员为何持续减少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9月25日报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有2012年达到23241万人的高点后开始减少，此后一直呈减少的趋势，减少的数量也在攀升。

二产就业人员为何持续减少？专家张丽宾分析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国存在着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逐步从工业化向服务型的经济结构转型，最终要实现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第二产业对就业拉动、经济贡献逐步减少是客观的、必然的趋势。

业内人士指出，除了产业转移、去产能等因素，二产就业人员减少也与环保要求提高有关。近年来，不少环保不达标的企业被限产、限排、关停。以河北为例，2017年前11个月，河北省共排查出“散乱污”企业10.9万家，完成整治10.2万家，其中关停取缔无证无照、治理无望的企业6.9万家。

尽管二产吸纳就业有所减少，但不论是求职者还是专家，都承认这一趋势未尽是坏事。客观上看，相当一部分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力从事苦、累、甚至危险的工作，工作条件差，对劳动者本身还可能有一定损害。这类岗位由机器代替，也是制造业进步的表现。但多位专家也指出，有必要继续观察二产就业变化，特别是分析其持续下降的背后，除了企业转型升级之外，其中制造业不景气、利润率偏低等消极因素有多少，防止产业空心化。

乡村振兴规划须防止几种倾向

《北京日报》2018年9月17日刊登党国英的文章说；今年以来，各地乡村振兴规划陆续出台，成效显著，但有些规划在编制理念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警惕。

一是防止以行政级别来划分城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农业为主业的居民点也逐步缩小，但我国农村工作目标所涉及的区域及人口对象基本没有变化，大量投入农村建设的资源实际都投向了城市，很多农业支持政策实际上支持了非农产业。因此，需要改变现有主要按政府行政级别和户籍人口定义来划分城乡的做法，探索制定新的依据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为标准的城乡区划政策。

二是防止违反城乡人口布局规律。从我国实际出发，乡村规划对城乡人口布局要有一个合理的前瞻判断，不能按现有农业和农村人口的规模制定规划，更不能把大量人口“回流”农村的幻想作为制定规划的基础。

三是防止乡村旅游过度化。一些地方推出的乡村振兴规划多把乡村旅游放在一个重要位置，这个倾向值得警惕。乡村振兴规划的产业部署重点，还是应该通过土地整治提高大田作物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确保“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上”。

四是防止农村公共品过度供给。有的村庄大搞绿地、大广场，甚至亭台楼阁、华表石雕等。乡村规划须对此类情形加以警惕。让农民便捷地和城市居民共享公共服务设施，应当是编制乡村振兴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