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8第17期

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怎么做？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8月21日至 22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习近平指出，在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就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些重要思想，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发展。

习近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举旗帜，就是要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聚民心，就是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把全党全国人民士气鼓舞起来、精神振奋起来，朝着党中央确定的宏伟目标团结一心向前进。

育新人，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兴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展形象，就是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要旗帜鲜明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批驳谬误。要压实压紧各级党委 （党组）责任，做到任务落实不马虎、阵地管理不懈怠、责任追究不含糊。

习近平强调，要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引导全体人民自觉践行。要抓住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确定的关键时期，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弘扬新风正气，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新华每日电讯》2018.8.23 　张晓松、黄小希/文）

把握进入新时代的四个维度

王庆丰在《红旗文稿》刊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深入领略其深刻内涵、丰厚意蕴，须至少从如下四个维度来把握。

一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的这个新的历史方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依据。

二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新表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表述，指明了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本着力点，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认识前提。可以说，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判断、新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鲜明标志。

三是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成功挑战不可能的又一个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是以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党意识，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稳固地进入世界前列，我国的国际形象空前飙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度。坚持理论强党，坚持政治定力，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在实践上引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中华民族走向强起来，又在理论上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郑重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实现了从党的指导思想向国家指导思想的转化。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条件。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新安排。党的十九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使命，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顶层设计，提出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战略安排，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体现。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孙要良在《经济日报》刊文指出，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得到大幅提升，总体幸福指数也得到大幅提升，但生态环境等问题也开始凸显，人民群众从注重“温饱”逐渐转变为更注重“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环境质量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这实际上是强调要从民生改善与人民福祉的角度去改善生态环境。可以说，生态环境质量直接决定着民生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民生，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民生。必须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增长点。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实践路径

吴建雄在《光明日报》撰文认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重要理念的制度体现，是对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这为健全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提供了理念遵循和路径指引。(1)加强党内监督。党的统一领导是监督体系的核心。确保全党令行禁止等列为党内监督的主要内容，积极探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2)深化国家机关监督。国家机关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一环。国家机关监督必须突出人大监督。人大监督的实质，就是从制度上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正确实施，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到尊重和维护。(3)完善民主监督。民主监督主要指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的监督。应把对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关注和对百姓最关心的日常生活问题的关注结合起来，使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既参与国家重大政治问题，又面向基层、贴近民众。(4)强化司法监督。司法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刚性支撑，肩负着惩治腐败犯罪、保障公共权力正当运行的法定职责。(5)有序开展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本质上讲，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利的一种直接方式，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都应当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并创造条件、拓宽渠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此外，还要建立舆论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

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实质是什么

任平在2018年8月10日《人民日报》撰文认为，自美国挑起贸易战以来，中美之间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升级，国内外舆论对白宫的谴责一直不断。有种观点认为：只要中国服软，美国就会“高抬贵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需要以“历史视野”考量中美贸易关系。从历史史实来看，美国在国际交往中一直应用“60％定律”，即当另一个国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60％，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美国就会将其定为对手。正是美国将霸权主义作为国际关系基础的观念，导致其对21世纪世界秩序的错误判断、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错误判断。将中国看作“对手”的思维，并非这届美国政府所独有。回顾中美经贸磋商过程，美国政府言行不一、摇摆不定、出尔反尔，但其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楚：绝不仅仅是缩小贸易逆差，而是要在更广泛领域遏制中国。这种“巨大焦虑”的背后，是美国要确保自己永远不被超越的“绝对优势”。挑起贸易战的真实意图，是堵死中国在产业升级的关键阶段向上攀升的机会，打掉中国蓬勃发展的势头。

美国挑起贸易战的要害是破坏规则

如今，“美国优先”正在成为超越一切国际规则的“美国特权”。在“美国优先”驱动下，曾经的国际贸易规则发起者、设计者、倡导者，成为地地道道的破坏者、反对者、颠覆者，这样的变脸表面看是任性，骨子里就是霸权主义。一个无视规则或者没有规则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国际经贸规则对于商业运转和全球贸易，犹如空气和阳光，须臾不可少。美国动不动就不顾规则，不讲道理，擅自采取加征关税的单边主义措施，势必给全球贸易秩序带来冲击，把国际经贸规则拆散了架。美国为了一己之私，挖国际经贸规则的墙脚，薅全球贸易的“羊毛”，侵蚀的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之基，切断的是世界经济稳定增长之源。美国挑起这场贸易战的要害在于破坏规则，中国坚决顶住压力，坚定反对贸易霸凌主义，坚持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而战，为维护全球经济发展环境而战，为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战，就是要还国际经贸秩序一个公道正义、一片清朗天空。困难再大、挑衅再多，中国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合力驱散笼罩国际经贸体系的乌云，让规则的阳光照亮世界繁荣发展的美好未来。

（《人民日报》2018.8.11 吴秋余/文）

美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战对世界经济贻害无穷

美国在全球挑起贸易战的缘由，一是要建立基于美国公平贸易原则的多边贸易体系，二是要打造基于“美国优先”的全球利益格局。所谓的贸易逆差是假象，是美国为了强调“美国优先”找寻的借口，代价是损害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共同利益。而我国坚守的“道”，则是推动全球贸易投资开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再平衡。面对贸易战我国的优势：一是我国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二是我国有世界上最齐备的产业体系，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三是我国储蓄率较高，通过深化改革，将使扩大内需成为我国应对贸易战的战略支点。四是我国经济具有潜力大、韧性大、回旋余地大的综合优势，五是我国正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高质量发展将增强应对贸易战的综合实力。

（《经济日报》2018.8.9 张燕生/文）

下一轮调控重点须从房价转向地价

根据上海易居地产研究院数据，2018年4—7月，地价同比增幅已连续4个月下跌，到7月份，房价同比涨幅已大于地价同比涨幅。这也是2016年5月份以来，地价涨幅首次低于房价涨幅。

众所周知，地价是房价的主要构成部分，从2003年房地产市场放开以来，地价占房价的比重就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在建筑成本、各种规费等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地价涨，则房价涨；地价下降，房价也就能够下降。

事实也是，发达国家房价比较稳定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地价占房价的比重不是很高。美国地价占房价的比重长期徘徊在20％~30％之间，英国则保持在25％~38％之间，瑞典只有20％~22％。更重要的是，房价不受制于地价，相关的风险会更小。因为开发商无法利用土地从银行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土地与金融的关系也就没有那么密切，即便出现房价下跌，也不会给银行带来很大的风险。

正因为如此，只有让地价上涨的步伐停下来，房价上涨的步子才能放慢，并最终回到理性轨道。

值得注意的是，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房地产市场土地流标共796宗，而去年同期是365宗。显然，土地流拍现象增多与地价涨幅下降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对开发商的融资环境再收紧一点，调控的力度再加大一点，地价也会更加趋于理性。

此前，调控的重点主要放在后端的房价上，限购限售限贷等，确实对房价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房价涨幅明显放缓。当政策发力到一定时候，如果继续紧盯房价不放，而不把重点转向地价上，房价上涨的内在动力就难以得到有效遏制。毕竟，对开发商来说，高价拿地不可能低价售房：拿的地价格越高，房价就会越高。所以，下一轮调控重点必须从房价转定地价。

（《新京报》2018.8.20 谭浩俊／文）

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

8月21日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鹤新等亮相国新办吹风会，回应近期热点问题。

朱鹤新在会上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平衡好多个目标之间的关系，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过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意愿，切实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据介绍，2017年我国杠杆率是248.9％，今年二季度也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上，宏观杠杆率已经基本趋于稳定，去杠杆取得了成效。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期牵动人心，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李波指出，人民币汇率主要是由市场供求决定。“我们强调的是更多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搞竞争性贬值，也不会把人民币汇率作为工具来应对贸易摩擦等外部扰动”。他还表示，在保持汇率弹性的同时，人民银行也坚持了底线思维，在必要的时候也通过宏观审慎政策对外汇供求进行逆周期调节，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汇率最终是由经济基本面决定的，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是稳中向好的，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有力支撑。

（《新京报》2018.8.22）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可从四方面推进

当前人民币汇率出现大幅波动，国内宏观经济也出现了较大变化。“稳金融”已经部署到位，金融对外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将面临何种新考验?“保持低调”“有所取舍”“持之以恒”“避免摇摆”，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11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可从四方面推进。

周小川表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持之以恒，他指出，有些事要坚持很多年才能逐渐有结果，如果把一些制度性的安排当成调控性工具就很难推行。他还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是要市场参与者愿意用人民币，所以还应该保持低调。

“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肯定要推进人民币自由使用、汇率机制改革。由于对利弊分析不完全一致，总要选择一部分和放弃一部分，什么都想要，往往是做不到的。”周小川认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有所取舍。

周小川指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还应避免出现摇摆。他认为，一些制度如果做出摇摆性安排，恐怕对长远有影响，比如对人民币国际化等就会出现不利影响。但其实这也难以百分之百避免，因为经济社会都是面临着可控的变量少、要应对的问题多的局面。

（《第一财经日报》2018.8.13 周小川/文）

中国经济”滞涨“了吗

供给成本上升对经济负面影响值得重视

经济观察网8月22日刊登学者刘哲的文章说，近期，人民币贬值、非洲猪瘟袭来、房租价格上涨等因素，导致市场通胀预期开始上升，加之外部环境出现明显变化，出口的不确定性提升对于经济造成一定下行压力，部分市场人士由此得出了“经济滞涨”的结论，笔者认为是欠妥的。

滞涨在宏观经济上的表现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但物价却持续上涨。从当前经济来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土地和用工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去产能的扩大化确实造成了部分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但实际上物价一直保持在2％上下波动，故上游价格上涨并没有带来物价的“涨”。经济上，传统房地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增速放缓的同时，信息、半导体、生物医药等新兴经济依旧保持了较快增长，供给结构持续优化。当前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外部的贸易环境和内部的金融收缩的影响，经济在出口和投资方面面临一定的压力和不确定性。故导致“滞”的主因并非“涨”，不能从表面上看到了经济和物价的压力，就简单得出滞涨的结论。

文章指出，虽然“滞涨”的说法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在逻辑上也缺乏依据，但是供给成本上升对于经济负面影响却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一方面，要防止过度行政干预对于市场供给的扭曲，使上游能源原材料产品价格回归到供需平衡状态，另一方面，要尽快实施结构性减税措施，对冲原材料上升冲击。

有关中国经济的三种错判

据《环球时报》2018年8月18日报道，美国《福布斯》8月16日刊文分析有关中国经济的三种错判。

第一个常见错误观念是，近来中国股市下跌表明经济减速受到贸易战影响，进而面临更严重问题。实际上，与美国股市不同，中国股市与实体经济关系不大。在美国和西欧，发行股票是企业筹资的主要手段，而中国企业多依赖银行贷款。事实上，对1995年至2014年数据的分析显示，在中国GDP增长率与股市市值并无相关性。

第二个错误观念是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慢导致人民币贬值，这反过来以预示着今后更多难题。他们总是提及今年4月11日至8月1日人民币兑美元贬值达8%。4月11日这个日期之所以被提出来，是因为那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最近一次高点。但事实上，下跌的不只是人民币。4月11日到8月1日，欧元兑美元下跌6.6%，日元下跌6.3%，印度卢比下跌7.5%。若只盯着人民币，自然会得出完全误导性判断。

最后一种错误观念认为，由于债务高悬，中国经济即将崩溃。这种看法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中国所有债务都是国内的，且多数是国有企业欠国有银行的。加上中国有庞大外汇储备，这意味着根本不可能发生像希腊那样的债务危机。眼下，说中国会爆发债务诱发的金融危机，纯属臆想。

创造业创新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还是制度

赵玉林、谷军健在《科学学研究》2018年第5期撰文指出，第一，加快促进制造业生产率由制度创新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转变。虽然样本期内制度创新的贡献高于技术创新，由于制度创新具有门槛效应，且大部分行业均已跃过第一门槛值，当前应发挥技术创新的生产率提升效应。高技术产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增长率，研发投入带动了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率增长，应进一步加大高技术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其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促进高技术产品和服务溢出到传统产业，发挥高技术产业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带动作用。伴随着制度改革的全面深化，需要重点推进市场在研发经费和科技人才等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特别是形成和完善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以及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制度环境。第二，制定精准的差异化产业政策，形成与产业核心特征匹配的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在推进向技术创新驱动转变和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共识基础上，注重发挥产业特定优势，补足产业发展短板。发挥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优势，提升传统产业研发经费利用效率，通过产业融合与技术知识溢出效应带动传统产业升级；加大高竞争性行业技术创新力度，促使研发资本发挥更高的生产率效应，一般竞争性行业要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和市场化改革，释放产权激励的动力。

民生领域不应过度资本化

《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8月22日刊登社评说，一些房屋中介公司通过融资大举进入所谓长租公寓市场，引起房租大涨。这个问题引起了热议。进而，社会舆论开始重新审视资本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角色。

资本在开发市场与追逐利润过程中，大部分打着创新旗号，由于国家鼓励创新以及新业态、新模式等，因此，一些监管部门放松了对资本的监管，使得一些投资人更加大胆和贪婪，让一些资本在缺乏监管的环境中走向野蛮。

这在一些民生领域体现出危害性。比如社会资本涌入学前教育领域，而连锁幼儿园要上市，就需要通过业绩和股价向资本负责，因此，会快速扩张规模招收更多幼儿，并降低成本，以赚取更多利润。这种快速扩张以及压低人工成本的做法就会影响到幼儿教育的质量。

当前，房屋租赁ABS（资产证券化）支持中介公司大规模介入所谓长租公寓市场，作为二房东而非自持物业，将租金证券化后卖给金融市场。在个人租房市场，尤其是非自持物业，证券化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因为房租不仅由市场决定，大部分国家会严格监管以免引起社会问题。

我们认为，民生领域可以市场化，但不应过度资本化。我们并非仇视资本，而是对资本追逐短期利益而表现出的贪婪和野蛮表示担忧，因为它们最终会将所有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和社会。政府部门需要加强监管能力的建设，避免资本为了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破坏性运营”。

中企海外并购连续下滑

8月21日，普华永道发布的《2018年上半年中企并购市场中期回顾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并购活动交易金额下跌18％至3483亿美元，境内战略投资、境外战略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交易以及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四大主要子板块的交易金额均出现下滑。

“海外并购交易跌幅尤其显著，继2016年创下历史高位后，已连续四个半年度出现回落，但交易金额仍较2016年以前水平高出约三分之一。”普华永道的刘晏来表示。

从并购目的地来看，下跌最为明显的市场是美国。自2016年上半年起，涉美并购交易金额呈现长时间下降趋势，对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总金额造成了重大影响；欧洲取代亚洲，成为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金额最大地区。经历了2017年下半年的低谷后，中企在欧洲的并购2018年上半年显著上升，亚洲则打破前期的上升趋势，2018年上半年显著下降。

从行业分布来看，2018年上半年，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仍以高科技行业为主，此外消费品、医疗行业和工业等也吸引了不少中资。

（《21世纪经济报道》2018.8.22）

国有企业“管资本”研究

李峰、韩立民在《山东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本轮国企改革的重点和亮点，未来将在优化资源配置、创新生产技术、完善内部监管体系等方面深刻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现有成果多数集中在宏观层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思路研究，缺少对于“管资本”相关理论的系统阐述。需在深入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作用的同时，重点从微观视角入手，结合国有企业具体“管资本”案例，探究如何在国企出资企业里搭建“管资本”体系。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实现“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不仅需要高效的管理和创新机制，关键是要通过理念的根本转变实现在国企微观运营中的实操管理。只有实现国资的公权和民资的私权对等以及市场化的运行，“管资本” 才有可能真正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