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8第15期

重 点 提 示

● 高质量发展不靠“大水漫灌”

● 国企改革会议传递新信号

● 政企分开是国企去杠杆的关键

● “中国产能过剩伤害论”不符合事实

● 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正面临重大变局

● 乡村振兴不是“去小农化”

● 全国卖地收入增43%

● 公安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新亮点

● 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核心内涵

● 国际秩序未来的方向

高质量发展不靠“大水漫灌”

2018年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保持宏观政策稳定，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根据形势变化相机预调微调、定向调控，应对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这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将继续得到坚持。

《经济参考报》7月25日刊登熊园的文章说，随着我国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不是硬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可以容忍经济失速下行。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是旨在稳增长。具体到经济对策，主要还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

财政政策方面，会议要求“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主要着力点是减税降费和地方专项债提速。减税方面，预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改革完善增值税，按照三档并两档方向调整税率水平”以及“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有望取得较大突破。同时，会议提出加快今年1.3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加之要求“在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目上早见成效”，预计下半年基建投资会止跌企稳。

货币政策方面，会议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相比此前召开的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例会，删掉了“保持中性”以及“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的表述，再叠加“鼓励商业银行发行小微企业金融债券”，这有望缓解上半年尤其是5月和6月“紧信用”。结合4月和6月央行的两次定向降准，会议所提出的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真实用意还是要支持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

需要指出的是，认为本次政策调整意味着政策明显转向、我国即将迎来新一轮“大放水”的观点有失偏颇，未来我国经济会更多依靠新旧动能转换、壮大新经济，扩大内需不会再依靠大搞地产基建。

国企改革会议传递新信号

据《上海证券报》2018年7月27日报道，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7月26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刘鹤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本次会议传递出四个亮点。

一是“分层分类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部门对于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表述分别是“积极”、“有序”、“稳妥”，尤其近期强调“稳妥”，本次会议则重新把“积极”放在前面，预示混改或将加速。同时，“分层分类”也是新提法，这是对混改工作的具体指导，未来或对国企母公司和子公司，以及央企和地方国企等不同层级和不同类型的企业作出细化的混改指导。

二是要“引导企业做好发展长期规划，界定主业”。李锦认为，现在每家央企都有3个以上的主业，长期处在同质化竞争的状态，大多数央企都有房地产和金融业务，都在“多元化”发展。而界定主业，对于下一步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控会非常有利。

三是“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李锦表示，过去没有人讲过国企基础理论研究的问题，而在新形势尤其是新时代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到底应该担当什么角色、起到什么功能，需要重新定位，有必要对国有企业功能进行研究探索。

四是强调了国企要信息公开打造“阳光央企”。国企加强信息公开，是让投资者更加了解企业的必要方式。

政企分开是国企去杠杆的关键

《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7月16日刊登社论说，今年4月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到结构性去杠杆，明确了国有企业是加快降杠杆的主体之一。今年5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对国企去杠杆提出要求。

国有企业为何有这么高的杠杆呢?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因具有政府背景，其信用几乎等同于政府信用。正是这种信用背书，导致国有企业成为中国经济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资金批发中心。国企在银行体系获得大量廉价信贷资金，然后以较高的利率转借给民营企业，或者直接去市场上购买理财产品，赚取资金差价。这刺激央企在银行借更多的资金用于批发以牟利。

另一种则是地方政府组建的城投公司，为地方政府承担部分政府性融资职能，但其所借债务纳入到了国企债务中。

国有企业的主要债务，大部分来源于政府要求它们所承担的“保增长”任务。2008年，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带来的冲击，中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资金重点投向基建领域和灾后重建，这些项目绝大部分由国企承担。

当前，国有企业是结构性去杠杆的的重要领域，政策的着力点不仅要着眼于去杠杆，比如加速债转股，处僵治困。还要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让国企成为市场主体。

“中国产能过剩伤害论”不符合事实

《经济日报》2018年7月18日刊登付保宗的文章说，近期，“中国产能过剩伤害论”在国际上甚嚣尘上。产能过剩原本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而一些国家刻意将这一市场现象上纲上线，着实让人匪夷所思。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加快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微观企业早已成为投资经营决策的主体，信息不对称等现象普遍存在，市场周期性波动在所难免，也就导致产能过剩现象时常出现。产能过剩一度给中国企业和宏观经济带来了直接困扰，但中国无意也无力将产能过剩矛盾向他国转移。中国一直高度重视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化解过剩产能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中国钢铁、电解铝行业供求关系明显改善，产能利用率已超过80％，产品价格稳步上升，企业盈利水平稳步回升，严重过剩局面已得到基本化解。

近年来，中国产能过剩现象既是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结果，也体现了中国工业化中后期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始终并将继续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去产能之策。而一些国家由于观念和体制的差异，企图将钢铁、电解铝等行业产能过剩的经济现象政治化，并借题发挥衍生诸多无关议题，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更可能给正在艰难复苏的世界经济再次蒙上阴影。

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正面临重大变局

许召元在2018年5月17日《经济日报》撰文指出，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正面临重大变局。

一是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降低，传统的产业转移模式可能被颠覆。新一轮产业通过智能制造技术特别是低成本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大幅度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二是产业配套和规模经济的重要性降低，创新能力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新一轮产业革命提高了生产线柔性程度，产品分工和配套能力的重要性下降，这使得小规模国家也有可能发展起以前难以发展的大工业。此外，各种新技术出现的速度比以前极大提高。

三是厂商个性化定制化更加普及，生产企业将更加贴近消费地。随着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程度上升，以及3D打印、工业互联网等柔性制造技术进一步发展，制造业很可能逐步转向就地生产的模式，也就是向企业和市场目的地扩散，这使得各国消费规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

综合以上三点影响，短期来看，一方面，全球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速度会减慢，中国制造能够保持更长时间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全球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归的现象会越来越多，呈现出发达国家产业“向下延伸”的特点。长期来看，全球制造业分工将越来越靠近消费地，各国消费规模将成为决定制造业规模的重要因素。

减量发展不同于循环经济、精明增长、城市收缩

首先，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持续发展模式。其次，精明增长本质上是一种以减少建设占地、保护农地和环境为特征的减量发展模式，但其显然同样不是减量发展的全部内容。最后，城市收缩是经济负增长即经济衰退的空间表现，其主要标志是随经济衰退而产生的城市人口总量减少。与此不同，一个城市的减量发展是经济发展而非衰退。减量发展是与城市收缩截然不同的过程。

（摘自《北京日报》杨开忠/文）

把握好服务业“三大变革”的着力点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服务业要把握好“三大变革”的着力点，更多运用改革、开放、创新的方式，促进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首先，以质量改进、品牌培育、标准引领为着力点，加快形成服务业发展的质量优势；其次，以产业分工深化、新兴技术应用、促进开放竞争力为着力点，提高服务业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量指标；最后，以营商环境优化、人力资本提升为着力点，加速服务业新旧动能转换。

（摘自《经济日报》刘涛/文）

乡村振兴不是“去小农化”

《北京日报》2018年7月16日刊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的文章说，乡村振兴不是“去小农化”。

文章说，基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小农农业仍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且为农民家庭生活提供了生计保障。但在现实中，由行政手段和资本主导下的“去小农化”过程将小农生产方式视为“落后生产方式的残余”予以清除，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农业资本化动力正在加剧农村社会分化。

一系列以扶贫为名的产业项目或“公司+农户”的纵向一体化将乡村再次推入自由市场竞争之中，而有些地方政府专于“造点”，乐于“示范”，使产业经营往往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脱嵌于乡村社会。

应予以明确的是，振兴乡村的关键在于振兴小农，而非振兴资本，切不可通过行政手段或是鼓励下乡资本加速小农生产方式的消亡，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应给小农农业方式留以足够的生存空间。

乡村振兴战略应深刻反思现行的产业推进和企业下乡举措，在坚守农民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民享有产业链环节中的绝大部分附加收益。而依托“产业兴旺”的物质基础，以综合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建设、环境治理和社会工作等活动来复原乡村活力，将是振兴乡村的重要行动。

小农户经营的现代化路径

耿羽在2018年第5期《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上说，我国双层经营体制兼具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集体制两重属性，塑造了不同于以往各种模式的中国特色小农户农业。小农户农业在经济效率方面比传统小农有很大改善，但仍面临土地分散细碎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分”有余而“统”不足。地方政府盲目引导工商资本下乡消除小农，并不能有效提升经济效率反而破坏既有民生保障，产生社会风险。从多地实践来看，通过集体制创新能有效整合土地统筹生产，小农户农业完全可以在兼顾民生保障和经济效率的情况下推动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

全国卖地收入增43%

据《中国经济周刊》第29期报道，7月13日，财政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获得的土地出让金26941亿元，同比增长43％，而地方政府其他的全部收入是44642亿元。土地财政依赖显而易见。

从金额来看，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走在下降通道。一直被忽视的广大三四线城市则是“主力部队”，如广东佛山半年狂揽571亿元，昂首挺进全国城市前五。黄河南北、长江两岸的省份则纷纷蹦出一座座卖地收入超100亿元的地级市，如湖南岳阳上半年土地出让金同比暴增10倍。

至今年一季度，130家房地产上市企业整体负债率达到79.42％，房企杠杆率已经处于历史高位。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7月发声：在泡沫中狂欢的日子不多了，做好潮水退却后的准备是每个国家、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

7月初，中交集团控股的绿城内部文件要求，“倾尽一切努力”获得受限价政策影响项目的预售许可证；对于不受限价政策影响的项目，要争取把原计划2019年供货的房源提前至2018年开盘销售。“不限价”基本就是指三四线城市。还有不少企业都在拼命赶进度，压缩开发周期，加速卖房。

打破风险大锅饭体制

据《北京日报》2018年7月23日报道，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新书《公共风险论》中指出，当前人类社会进入新的阶段，就是风险社会。在农业社会主要是自然风险，而在工业社会，主要是因生产分工、劳动分工而相互依存的内生风险。后工业社会，也就是信息社会，风险呈现网络化、立体化、全球化等特征，互为风险源，自我迭代，快速扩散。

联系到我们国家的现实，当前面临着四大风险挑战。第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逆全球化风险。第二个是经济风险。在我们国家就是新旧动能衔接的风险，当前着力防范金融风险，就是为新旧动能尽快有效衔接而防范化解风险。第三个是社会风险。这表现在阶层固化的风险，也可以说存在社会排斥风险，如同工不同酬、机会不均等，都是社会排斥。还有贫富差距加大，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消费的风险。我们眼前着力解决脱贫问题，绝对贫困不能再有。第四个是环境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环境风险实际就是中央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三大攻坚战攻的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攻的就是风险，就是防范化解这些风险。

应对风险挑战，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抑制个体风险的外部化，尽量地实现风险的内部化。因为风险的外部化有可能造成公共风险，产生蝴蝶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二，要防止经济、社会、生态环保等各个领域公共风险的相互转化。第三，从债权债务关系着手，遏制经济风险传播，比如降低宏观杠杆率，降低资产负债率。第四，从社会个体行为关系入手，遏制社会风险传播。比如不讲诚信这种风险。第五，从体制上解决问题，加快改革风险大锅饭体制。计划经济条件下既有利益大锅饭，也有风险大锅饭。改革开放以后利益大锅饭没有了，但是风险大锅饭依然存在。这个风险到底是谁的，说不清楚，搅在一起了，相互之间可以推，企业的风险可以让政府背，地方政府的风险可能预期让中央去背，企业的风险还可以转嫁给银行，银行的风险也可以预期让政府去兜。在这种体制下就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预期就会发生改变。大家都是在冒风险追求利益，这样一来就会制造风险，从而形成公共风险。所以，这种风险大锅饭的体制怎么真正地打破，已经成为当前改革的头号问题。

公安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新亮点

《法制日报》2018年7月26日刊登叶泉的文章说，7月24日，中央政法委在深圳召开了党的十九大以来的第一次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公安改革作为这次会议的一大亮点格外值得关注。

以往一谈到司法体制改革，人们首先会想到法院和检察院的改革，即使有公安改革加入，也是为了配合两院的改革。然而这一次，公安改革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占有很大的分量，而且是独立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这次公安改革是以问题为导向，从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不满意出发，推动公安改革向全方位、深层次迈进。

首先是公安机关的管理机构职能改革。这项改革的目标是构建起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现代警务管理体制。更多、更优质的警力将用于基层，公安机关的警力配置将更加合理。

其次是公安政务改革。公安政务与人民群众打交道最多，也最容易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意。公安政务改革就是要着力打造“宽进、快办、严管、便民、公开”的审批服务模式。同时，公安政务改革还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第三是公安执法改革。不可否认，一直以来基层公安民警执法水平和实战能力都是一大短板，执法改革的目标就是提升公安实战化水平和执法规范化水平，建立现代化警务管理体系。

公安改革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异军突起，让我们看到了司法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拓宽深度和广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系正在日益完备。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是统一的

韩庆祥教授的新作《强国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研究具有学理深度，政治敏锐性很强，他把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统一起来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明站起来与富起来、强起来是统一的。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值得研究，就是中国要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苏联不能说没站起来，1917年十月革命使苏维埃站起来了；也不能说苏联没有富起来，它当时就达到美国GDP的60％；更不能说苏联不强，它是“两霸”之一。苏联既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又具有一定财政力量与军事力量，可为什么一夜之间却解体了?主要在于它没有正确的路线方针，路线方针一旦错了，你就会由富变穷、由强变弱。

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也带来了很大的矛盾，像贫富差距过大，引起社会的不满；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新自由主义泛滥，影响了我国发展的方向和走向问题。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解决了这些问题。如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打击贪污腐败，这是得人心的，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继续富、继续强，以富增强，以强保富，还要有站起来的革命精神。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三个哪个都不能丢。有人错误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因素，你都有。我们一定要从理论上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们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它坚持并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本质特征和伟大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往别的方向走，必须沿着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道路走。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这就是方向。

（《学习时报》2018.7.4）

依宪治国与“宪政民主”的根本区别

西方语境中的宪政民主，不外乎是指包括宪法至上、主权在民、分权制衡、司法独立、竞争选举、言论自由、保障人权等在内的一套政治理念，在制度层面体现为包括多党制、普选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当今西方，不论哪一国的宪政，都无一例外地包含着这些原则和内容。西方“宪政”有着特定的政治内涵和阶级属性，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有人总想把宪政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把宪政看成是某种独立的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可适用于东西方的“普世观念”：实际上，如果把宪政同资本主义制度分离开来，抽掉宪政中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关键内核，宪政就不存在了。在我国，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实行依宪治国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其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家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国体、政体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等，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保障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我国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与西方“宪政民主”的资本主义属性是完全不同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搞清楚，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我们讲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不是要否定和放弃党的领导”。他还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这些重要论断，对于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宪政民主”思潮，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摘自《前线》2018年第7期 汪亭友/文）

提高我国文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左惠在《南开学报》2018年第3期上撰文指出，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国际文化贸易的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表现为国际文化贸易的数字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表现在文化贸易新参与者改变了传统文化贸易主体结构，在加剧主体间竞争态势的同时，正在形成新的贸易主体生存网络。而且，移动互联技术重塑了文化消费模式，这种模式变化不仅加速拓展了文化贸易的新路径，也进一步提升了文化贸易多样性的空间。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期，我国文化贸易要把握发展趋势，发挥先进移动互联技术和丰富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培育合理的文化贸易主体网络，紧抓文化贸易的数字化趋势，打通文化版权产业链条，增强文化资源的贸易流动性，提高我国文化贸易的内生力和核心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核心内涵

张志明在2018年5月30日《学习时报》撰文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行动指南。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灵魂，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重要价值取向和重要建设目标。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重申并强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最新成果。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鲜明主题。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首先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依规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重大创新。制度治党的核心是坚定不移推进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治党，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重大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力推进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取得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对于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来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深远意义。

反腐败斗争要处理好的几个辩证关系

顾训宝在《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撰文认为，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特别是要注意处理好其中几个辩证关系。“老虎”和“苍蝇”一起打。“老虎”和“苍蝇”一起打，体现了重点与一般的辩证统一，这一条必须始终坚持。高压反腐与制度反腐一起用。高压反腐与制度反腐有机结合、一起用，体现了反腐倡廉建设“破”和“立”的辩证统一。惩治和预防腐败一起抓。惩治和预防腐败包括“防”和“治”两个方面，是“防”和“治”的辩证统一。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要坚持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增强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党内监督是党的自律，群众的外部监督是他律，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反腐倡廉与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推进。要以深化改革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防范腐败同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做好反腐败斗争工作，不仅要保持坚定的决心和毅力，还必须综合施治、辩证施治、标本兼治，“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也只有这样，才能“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国际秩序未来的方向

《环球时报》2018年7月19日刊登傅莹的文章说，国际秩序未来将走向何方?

首先，世界政治权力分散化的趋势比较明确。大家都承认，已经不可能由哪个大国独霸世界。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受到国际组织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削弱和掣肘。以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仍然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

第二，经济全球化大势不太可能逆转。无可否认，全球化做大了世界经济的蛋糕，促进了科技和文明的进步，各国都从中受益。因此，绝大多数经济体仍坚持自由贸易的方向。据经合组织统计，全球有超过500万的学生在本国之外接受教育，相信他们和绝大多数年轻人都不会支持世界退回分裂割据状态。

第三，世界总体和平有望得到维持。尽管国际安全局势复杂，但没有哪个国家想以全面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分歧面前，各国能谈判的还在谈判，该克制的尽量克制。

傅莹说，旧的秩序已经不能完全应对当今世界的所有问题，但新的秩序还没有明确图景。现实情况一方面是，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和一些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挑战，一些国际问题也是国内问题外溢的结果。另一方面，大国间的矛盾和分歧更加突出。

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在国内治理上的不断提升和完善将为中国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提供更好的基础，中国也将以更加坦诚、务实和开放的态度参与全球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