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8第13期

重 点 提 示

● 美国在遏制中国吗？中国该如何回答？

● 中国现在还需要外资吗？

● “降准”不代表货币政策转向

●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负相关的原因

● 制造业缺乏两个“国际化”

● 在第四轮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复兴

● 我国当前面临四大风险挑战

● 在组织变革中走向高质量服务型政府

● 《共产党宣言》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贡献

●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涵

美国在遏制中国吗？中国该如何回答？

《环球时报》2018年6月22日刊登社评说，美国是在转向对中国的遏制战略吗？下一个准确的结论并不容易，因为一方面，美国遏制中国的动机和行动都在增加;另一方面，中美交往面非常宽大，合作程度也蛮深的，20世纪的那种遏制战略很难在美国对华关系中复制。

我们要看清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势，那就是美国的科技实力、国防实力还有外交动员力都高于中国，因此在未来很长时间里，美方都会继续握有面对中国的战略主动性。与此同时，中国有充分条件顶住美国的战略施压，延续我们的崛起。只要中国保持战略清醒，保持稳健的对美关系路线，对外开放不动摇，不与美国搞全面地缘政治竞争，不搞战略对撞，中国应对美国压力的主战场就始终在中国国内，最简单说，就是我们要“搞好自己的事情”。

做到这一点，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中国要保持经济的向好发展，中国经济的规模增长和质量上升态势要做到长期好于美国，那样的话，美国的对华遏制总体上就是无效的。这当中有很具体的尺子，就是在绝大多数年份里，中国一年新增的经济体量要大于美国同年的新增经济体量。

二是中国的社会团结要足够用。中国的社会团结除了要确保国家的全面有效运转，这种团结的程度还要给社会以充分的信心，支持公众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在这两方面都留出相当宽裕的余量后，中国也要给社会的活力留足空间，要尽量做到团结与活力的协调统一。

中国现在还需要外资吗？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6月19日刊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黄永富的文章说，利用外资一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不过，发展至今，人们对吸引外资不免有些疑问。2016年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经超过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经济增长早已不缺资金，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外资了?

并非如此。一个最直观的对比，美国GDP约为中国的1.5倍，但吸引的外资至少是中国的3倍。新时代中国经济从中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从制造大国走向“智造大国”，更加需要重视和利用外资企业带来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体制机制和创新思维方法等，更加需要学习外资企业对市场前景判断的前瞻性和战略性，以便帮助中国快速融入国际价值链、生产链、创新链，并推动国内产业变革和技术竞争。

高质量发展也需要高水平的开放，而引资是其中重要一环。中共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作出了总体部署，要求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等。寥寥数语后蕴藏着多少运筹帷幄的变革，而这些都与吸引外资、改善投资环境息息相关。从后续不断落地的措施到本次发布的《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中国用行动表明了深化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心。

“降准”不代表货币政策转向

《经济日报》2018年6月26日刊登陈果静的文章说，7月5日起，市场将迎来年内第三次降准，将释放约7000亿元资金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和小微企业融资。

近年来，每次动用存款准备金工具，就容易引发市场对于货币政策转向的猜测，这次也不例外。对此，央行有关负责人多次强调，我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基调保持不变。尤其是当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目前并不需要大幅“放水”来稳增长。

不过，在总体向好之时，还需要看到“债转股”和小微企业仍然面临困境。针对今年以来“债转股”签约金额和资金到位进展比较缓慢的的实际情况，定向降准能够释放成本较低的长期资金，对金融机构形成正向激励，加快已签约“债转股”项目落地。

同时，当前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较为突出，小微企业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且去年下半年以来，小微企业信贷增速有所下滑，从非正规金融机构渠道获得的资金成本居高不下。此时实施定向降准，有利于增强小微信贷供给能力，增加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投放，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从此次央行对降准资金的严格限制来看，降准也并未释放“放水”信号。央行要求，金融机构使用降准资金支持“债转股”和小微企业融资的情况将纳入央行宏观审慎评估。央行同时明确，不支持“名股实债”的项目，不支持“僵尸企业”债转股。这一系列限制措施有利于确保定向降准精准执行。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负相关的原因

章俊在2018年3月28日《中国证券报》撰文指出，中国出现“经济增长下台阶，就业市场上台阶”这一现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应是，近年来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从现实角度看，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而言，劳动密集型特征比较明显。特别是在转型的初级阶段，较为低端的与衣食住行相关的消费性服务业发展较为迅速，而这些行业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更为明显。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方面，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吸收剩余劳动力效果明显，甚至在剩余劳动力枯竭情况下，出现与制造业争夺劳动力的情况，造成劳动力从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流动的现象；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相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而言劳动生产率较低，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会拉低整体经济潜在增长率，而且这种“拉低效应”会伴随着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比上升而逐步增强。虽然目前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算没有统一标准，但是，人们普遍认同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近年来持续下行的趋势。如果把中国目前的结构转型因素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这—点，同“奥肯定律”(产出缺口每增加2％，失业率大致会下降1％)联系起来的话，就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实际GDP增速持续放缓伴随着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那么实际GDP增速放缓不一定会带来产出缺口扩大，由此实际GDP增速放缓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也就不是线性关系了。

制造业缺乏两个“国际化”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制造业取得喜人成绩的同时，也面临巨大困难，其重要原因就是缺乏两个“国际化”，即原材料和人力资源的采购缺乏国际化。而这两个国际化的缺失正是中国企业纷纷倒闭的主要原因。没有国际化原材料和人力资源的采购就没有成本竞争优势，而大量的制造业就是靠低廉的成本优势取胜。

导致国际化采购缺失的原因有二：一是国际采购人才短缺。比如国内大学毕业生的英语能力大多只能进行简单的生活会话，要参与国际采购的活动能力尚显不足；同时对于国际市场的了解甚少，尤其是比中国制造成本更低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比如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的法律法规、国际贸易规则等知之甚少，相关的文献资料收集不足，倒是对于欧美、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法律规定了解研究较多。二是配套的服务机构无论是数量或质量都非常有限。当年发达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初进入中国前，大量的服务机构率先入驻，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顶尖的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等都捷足先登，做出了一份份咨询报告，为即将入驻企业进入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前期服务准备。而在世界跨国企业进驻中国之后，大量的配套公司乃至供应商也纷纷入驻设厂或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完整的供应链，甚至连食物、酒吧、餐饮、咖啡馆和交易方式都一并引入，这样的一整套完备的体系，使中国企业与之竞争时完全处于劣势。

（《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刘大卫/文）

产业创新的五大微观载体

产业创新有五大微观载体。一是产权。清晰的产权界定了相关的法律责任。现在能够赚钱的人，基本上从天使投资就开始进行布局，不仅布局，而且创业。科学家、技术人才运用智权，可以创造出不同的财富，设计出不同的产品，越来越富。

二是税权。政府和企业之间，税收是很重要的关系。税权必须规范，要从过去“拔鹅毛不让鹅叫唤”转变为“拔鹅毛还得让鹅喜欢”。

三是资权。就是资本权利要创立。现在来看，是产权、股权、智权、税权和资权五权联动渗透，联动催化，形成新的财富。

四是城市产业。城市是产业综合体，也是教育综合体。教育、知识，特别是运用知识的能力，成为当今社会竞争力的主要表现。将来的社会，教育越来越重要。过去我们读书时所受的教育就可以基本保证后半辈子生活，现在则几乎要时时学习。

五是新技术。导致城市和产业、城市和教育、城市和健康成为一个综合体的关键还是技术：第一项是“区块链”技术。第二项是“被动屋”技术。被动式节能屋不仅能够消耗能量，还能产生能量。第三项是3D打印，解决填料加工的问题。第四项是“云物大智”，即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北京日报》2018年7月2日 许正中/文）

摒弃乡土中国的土地观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革命性跃迁，农民与土地的粘度发生变化，乡村的人地关系、农地权利、农业经营制度、农业发展方式、村庄制度、城乡关系等呈现新的特征，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

在代际革命、农业转型、乡村分化、城乡互动的作用下，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既不同于乡土中国，也有别于快速城镇化阶段，土地功能因发展阶段转换而变化，城乡格局变化带来土地配置制度困境，农业历史转型带来农地权利与经营制度不适应，乡村分化凸显宅基地制度滞后。新发展阶段要实现从城乡中国到城市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解决好城乡中国的土地问题是关键，必须推进以城乡中国阶段为背景的土地改革，重点是明确城乡中国阶段的土地功能定位，实行城乡互动的土地配置制度改革，适应农业转型的农地权利和经营体系重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宅基地制度改革。

由于体制和利益惯性，只要各类发展主体还可以依赖土地谋发展，中国经济就不会主动转向创新驱动的质量发展模式。中央政府在这方面应当主动作为，因为支撑这套模式的中枢——地方政府增长导向、土地指标控制与调控、货币与土地联动都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上。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刘守英／文 ）

切莫片面理解军民融合

军民融合旨在双方优势互补、良性竞争、共同进步，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不能在依赖社会企业的过程中逐渐涣散。对于信息化战争而言，存在外界依赖就等于存在受制于人的命脉，一旦社会企业经营不善倒闭或被敌对势力策反收购，军方将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对于关键性领域，即使军方暂时落后，也要在军民融合中发扬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寻求新的突破，因为关键技术买不来，过度依赖后患无穷。军队建设要摒弃“甩手掌柜”的幻想，以实干家的姿态撑起深度融合之帆，凭借军民融合的东风，激流勇进。

（摘自《解放军报》李英成 易淼淼/文）

在第四轮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复兴

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至今也已40年了。40年经济全球化，40年经济大发展；40年经济全球化，40年问题大积累。而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有一种势头很猛的论调，以经济全球化的缺陷为借口而根本否定经济全球化，甚至把他们国内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统统归咎到别人头上。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不仅不可能逆转，而且还在拓展和深化，正在迎来新一轮即第四轮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加上信息化在全球迅猛推进，经济全球化正在从过去400年在大西洋、太平洋兴起的海洋经济全球化，推进到海洋经济同内陆经济打通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经济全球化。这就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相联系的经济全球化所处的历史方位。

在世界迎来第四轮经济全球化之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恰在此时进入了“新时代”。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新”相得益彰，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在推进第四轮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理论视野》2018年第6期 郑必坚/文）

我国当前面临四大风险挑战

据《经济参考报》2018年6月27日报道，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日前在其新书《公共风险论》发布会上表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但人类应对不确定性及其衍生风险的知识体系仍未建立起来，而财政改革的目的就是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化解公共风险。

在刘尚希看来，我国当前面临四大风险挑战：一是世界以美国为首的逆全球化倾向；二是经济风险，主要是新旧动能衔接不上的风险，眼前是防范金融风险；三是社会风险，表现在阶层固化、社会排斥和贫富差距拉大等，眼前是解决贫困问题；四是环境风险，主要指生态环境风险，眼前是污染防治的问题。

“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而财政改革的目的就是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化解公共风险。”刘尚希指出，进入新时代后，现代财政的新使命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新时代面临的公共风险。

刘尚希坦言，应对风险挑战的基本方法是进行风险隔离，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抑制个体风险的外部化，实现风险内部化；二是防止各领域公共风险相互转化；三是从债权债务关系着手，遏制经济风险传播；四是从社会个体行为关系入手，遏制社会风险传播；五是加快改革“风险大锅饭”体制。

改革开放后“利益大锅饭”没有了，但是“风险大锅饭”依然存在。大家总是在冒风险追求利益，这样一来就会制造风险，从而形成公共风险。这种“风险大锅饭”的体制怎么真正地打破，现在看来至关重要。

在组织变革中走向高质量服务型政府

兰旭凌在《行政论坛》2018年第2期撰文指出，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轨道下，地方政府组织结构需要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适应，放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平台上进行动态完善，在推动并完成“三大攻坚任务”中，积极回应对社会风险的治理诉求。在高质量发展的任务驱动下，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变革应当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在服从并服务于时代背景聚焦组织建设及变革的重点命题、解决原有结构的障碍和弊端、充分建构并集成融合信息技术支撑的原则框架下，逐步实现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领导同构、有利于无缝隙高效率协调决策的形态同构、有利于组织内在和环境外在交互守恒的能量同构、有利于支撑多元协同化治理的技术同构，通过职能再转变实现组织规模适度可控，通过权力再分配实现组织边界清晰界定，通过预算再优化实现组织运转可靠支撑，通过人事再强化实现组织业务充分保障，通过网络再整合实现组织治理更加有力，为建设高质量服务型政府提供更有力的组织保障和能力支撑。

莫夸大中国外部战略环境的困难

《环球时报》2018年6月19日刊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的文章说，在国际关系中，大国的体量决定自身比较安全，国际影响力较大。但也正因这种体量，它所受到的周边国家猜忌更多。

较之一般大国，中国的处境更复杂。一是因为中国的周边邻国比一般大国都多；二是中国周边国家情况比较复杂。有极强大的国家，也有极弱小的国家；政治制度很不一样，人类所有政治制度这里都有；人类所有宗教这里也几乎都有，比如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等等。三是周边国家跟中国之间还有很多现实问题。近代以来学习和引入西方国家的民族国家等概念后，这里的边界矛盾和文化冲突等问题都出现了。

挑战虽然存在，但也不能过于夸大现实的挑战或困难，对此我们应有客观认识。

现在中国的发展确实到了一个节点，经济总量、制造业规模等指标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这种情况下，外部世界对我们的态度就更纠结了。一方面，西方国家开始感到紧张，担心中国挑战它们的领导地位，周边跟我们有矛盾的国家也紧张，甚至感到所谓的“威胁”；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感到高兴，它们觉得有希望了。周边跟我们关系不错甚至很铁的国家欢迎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已是事实。大国天生面临矛盾就多，与周边存在摩擦也算正常。我们毕竟是大国，应对能力很强。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只要我们家里不出事，保持战略定力，外部挑战就都是可控的。

《共产党宣言》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贡献

王力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撰文指出，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以下简称“同盟”)纲领的《共产党宣言》为同盟指明了最近目标和最高目标，明确了共产主义的内涵，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提升到了科学层面。《共产党宣言》明确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标，在实现最近目标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最高目标就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共产党宣言》使得同盟的奋斗目标更加明确可行，革命的主要阶级和革命的策略、手段和方式也更加清楚，为同盟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吸收了他和恩格斯的前期思想，摈弃了空想共产主义以及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形形色色社会主义脱离实际的目标，揭露了在德国影响极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对统一同盟成员的思想，促进各派团结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引领作用。同时，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共产党宣言》的践行主体，为《宣言》的广泛传播发挥了先导作用。全面把握《共产党宣言》对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作用，再反观170年来《共产党宣言》对指导世界各国共产党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深远的意义。

维护核心就是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领导核心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拥有8900多万名党员、45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维护核心是事关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习近平同志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新时代，我们要自觉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深刻认识到维护核心就是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维护核心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基础，党有核心才能思想上高度统一、政治上高度团结、行动上高度一致。维护核心的前提是忠诚核心，维护核心的目的是捍卫核心。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维护核心，才能保持党的团结统一，才能使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当前，世界面临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世界格局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国内形势正在发生多方面的深刻变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只有坚决维护核心，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和国家才能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我们的事业才能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对于我们党来说，有核心才有灵魂，有核心才能凝心聚力，从而汇聚起无穷无尽的力量。因此，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首先要自觉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核心就是维护党的权威，就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只有维护核心才能保证全党服从中央，才能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新时代，维护核心就是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维护人民的幸福生活。

（《人民日报》2018年6月4日 徐立/文）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涵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涵可以概括为10个“坚持”。

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 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我们要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加强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形成党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

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时代赋予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外交理念，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营造更好国际环境，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联合国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响应。我们要高举中国外交这面旗帜，引领人类前进方向，为中国和世界开辟一条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

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四个自信”是我们的力量之源和信念之基，代表了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和国际形象。我们要坚持这样的战略自信，对外工作就有了根和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我们根据自身国情和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和平需要相互尊重，发展需要合作共赢。

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这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内涵。我们要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加强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增进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积极做好多边外交工作，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全球治理日益成为对外工作的前沿和关键问题。我们要勇担重任，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平衡、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的全球治理体系。

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是对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要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挑战，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保驾护航。

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新时代中国外交展现了与时俱进、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崭新风貌。我们要弘扬优良传统，不断丰富发展外交方略，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向更高境界。

（《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文化自信的社会根基

马长山在2018年6月1日《学习时报》撰文认为，文化自信并不是文化自负，它必须建立在深厚的社会基础之上。文化自信建立在客观现实基础上。我们今天倡导文化自信，绝不能是为了自信而自信，必须既能反映民族文化精华，又能适应当今市场经济发展，既展现中国元素和中国品格，又能够与人类的普遍价值相吻合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建立在反映民众心声基础上。新中国近70年来的曲折发展历程表明，只有反映民众诉求才能赢得民心，各项改革和发展事业也才能取得成功。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文化自信，不是高高在上、主观建构的自信，而是切实反映民众的呼声和愿望。文化自信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们在迈向全球化的进程中倡导文化自信，就应该在内容与形式上，切实反映改革开放发展规律，代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才能够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负责。文化自信既需要立足现实，也需要积极塑造，而塑造文化自信，也应按照生活逻辑走进人心，内化成人们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只有这样，文化自信才能成为扎根人心的精神家园。

让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何鼎鼎在2018年5月9日《人民日报》撰文认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没有价值内核支撑，难言良法、难图善治，而脱离了现代法治语境，心中的道德也难以自行。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全国各族人民在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推动其落细落小落实，从脑中的观念、心中的价值变成法治的依据、行动的遵循，正是眼下最紧要的任务。法与时转，治与世宜。法律总是通过不断回应时代呼声来适应治理的需求。法律是一条底线，但这条底线也会随着全社会道德水位的提升而提升，这是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的必然，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方向。法治的初心，就是守护一个社会最核心的价值关切。回望近年来的历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历了一个从宣传教育到制度化的过程，为这样的价值追求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也将为全面依法治国注入最鲜活的力量。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我们期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彰显的精神，能够充分融入中国法律规范、贯穿中国法治实践，在法治与德治的交响中，更好树立法治信仰、凝聚核心价值、实现良法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