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8第11期

重 点 提 示

● 把握世界经济大趋势

● 重提“扩大内需”决非走投资拉动老路

● 从更宏观的视角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 万亿减税降费税收为何仍高增长

● 社保基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支出增幅

● 人的城镇化的本意

● 转向高质量发展靠的是制度竞争

● 国外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缘何持续攀升

● 西方“民主赤字”背后的制度性缺陷

● 共产主义是历史必然性、理想崇高性与现实操作性的有机统一

把握世界经济大趋势

《人民日报》2018年5月29日刊登马宏伟的文章说，“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习近平同志的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经济大变局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担当。

二战后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垄断资本加速扩张。但另一方面,制衡垄断资本的力量也在加速成长。由于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兴起,中下层民众拥有越来越大的社会舆论话语权,西方国家经济和政治格局面临严峻挑战。同时,在一些极端势力的煽动下,民粹主义乘机而起，垄断资本试图借助民粹主义向外转移国内矛盾。

在国际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有利时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了较快发展,在一些领域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有力竞争者。其中,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探索出一种更具经济竞争力和道义感召力的发展模式。这样,西方垄断资本就面临三重国际制衡:一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二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面对国内国际的压力和制衡,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就是西方垄断资本企图继续维护其垄断利益的表现。

文章说，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层面暴露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弊病。事实将证明,保护主义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没有前途;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顺之则昌。

重提“扩大内需”决非走投资拉动老路

《经济参考报》2018年5月11日刊登王静文的文章说，近半个月以来，相关部委和地方陆续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但是，“扩大内需”并不是“扩大总需求”，这意味着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基调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而且中央强调扩大内需应同调整结构相结合，这就决定了不会走依靠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拉动的老路。结合中央近期的一系列表述，预计扩大内需的重点应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扩大进口调整国际收支结构。我国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释放出主动扩大进口的信号之后，近期一系列扩大进口政策陆续出台。我国此前采用偏向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模式，从而形成了顺差偏好和外储情结，但近年来政策思路正在转向。事实上，贸易利益的真正实现应该是用出口获得外汇，进口本国所需的资源和要素，进而提升本国的生产效率。

二是通过促进消费升级改善消费结构。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三是通过扩大有效投资优化供给结构。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中央重提“持续扩大内需”以及政策的边际调整，有声音认为房地产投资将重新成为稳增长的抓手。这种看法属于对形势的误判。住建部近日约谈部分地方政府负责人，再次强调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已经表明了中央的态度。未来有效投资的重点除了重大基础设施之外，预计会向科技创新领域倾斜。

从更宏观的视角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应当关注“大四新”，即加快形成新体制、新供给、新组合、新主体。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构建新体制。紧紧抓住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两个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深化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以优质的制度供给、服务供给、要素供给和完备的市场体系，为新旧动能转换创造有利条件。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需要创造新供给。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等都属于供给侧。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使创新成果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活动，培育发展新动力。应加快产学研深度融合，让机构、人才、市场、资金都充分活跃起来，为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插上翅膀，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需要形成新组合。更好地整合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推动经济发展由过去主要依靠土地、资本、低成本劳动力转向主要依靠创新、管理、高素质人力资本。这是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一项核心任务。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需要培育新主体。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的企业家人才、各行业各领域技术创新的专家型人才和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是实现新旧动能顺利转换的根本。为此，要完善人才评价、保障、激励机制，激发和弘扬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与工匠精神，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尊重创造的文化氛围，让创新愿望得到尊重、创新才能得到发挥、创新成果得到肯定。

（摘自《人民日报》2018.5.7 常修泽/文）

中国宏观杠杆率的结构与效率及其变化原因

吴建军、田慧敏在《红旗文稿》2018年第2期撰文指出，一旦将宏观杠杆率进行结构与效率分解就不难发现，中国宏观杠杆率的逐年快速上升并非由资产负债率而是由资产产出比决定；结合收入分配格局，资产产出比的变化与偿债能力进而与潜在风险密切相关。中国宏观杠杆率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资产产出效率的下降，而资产产出效率下降与风险上升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虽然中国的微观杠杆率或资产负债率近年来并未发生明显的上升，甚至还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还需结合不同部门从结构与效率两个层面进行进一步分解来分析其潜在风险。这是因为，资产负债率不但取决于融资结构还取决于资产价格，资产价格高企会导致负债率上升。例如，居民部门资产负债率的上升与房产价格上涨存在必然的联系，居民的债务增长与住宅按揭贷款增长如影随形。如果房产没有创造出与价格相对应的收入流，即房产的资产收益率较低，从动态看，房产的价格将下降，使居民部门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上升，从而导致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静态上的资产负债率并不能为分析潜在风险提供有益的线索，资产价格过高、资产收益过低与潜在风险过大是从不同角度解读同一问题。总之，对于中国宏观杠杆率一定要从效率的角度展开分析，一旦资产价格上升导致资产收益率下降，则应对资产价格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抑制。

“降成本”关键是降宏观成本

当前降成本，首要的是降低宏观成本，也就是通过深化改革来降低制度成本。一是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二是加快国资国企改革，破除“僵尸企业”导致的资源错配。三是加快科研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解放人才创造力。四是加快社会身份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充分有效配置，增强人力资源的内生动力。五是加快金融监管改革，破除“钱多反而贵”的悖论。六是加快财税改革，从收钱、花钱方式的改革来倒逼国家治理方式改革。七是加强和完善法治，保护产权，稳定预期，提升社会诚信水平。

（摘自《经济参考报》 刘尚希/文）

用“放管服”改革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新京报》2018年5月23日刊登社论说，国新办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传出消息：我国简化外资企业设立程序，将实现“无纸化”“零见面”“零收费”。

2017年商务部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分别减少30条和27条限制性措施。在此基础上，今年6月底前，新的政策又将在全国推行，外商投资企业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单一窗口、单一表格”受理，并简化外资企业设立程序。这是外资领域“放管服”改革的继续加码。

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内，迫于国内外经济环境，我国对外商投资着重执行的是政策优惠，像在税收、土地政策等方面都向外资作特殊倾斜。但随着国内企业的壮大，以及国际投资和贸易环境的变化，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也引发了争议，甚至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推进外资领域的“放管服”改革，其背后其实是外商投资政策重心的转变。那就是由过去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逐渐转变为通过优化投资环境来吸引外资。正如相关专家指出的，打造一个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的环境，让外资投资环境更稳定、更透明，才是吸引外资、利于外资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的“放管服”水平，不仅要在国内得到检验，也要在全球标准中予以审视，并在竞争中寻找差距。

万亿减税降费，税收为何仍高增长

据《第一财经日报》2018年5月22日报道，今年定下了超万亿元的减税降费目标，但前4个月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6.5%，远超经济增速，这引起一些业内人士的疑问：为何政府大力减税降费下，税收却仍保持高速增长？

山东财经大学财税研究中心主任潘明星告诉记者，由于部分重磅减税政策实施日期为5月1日，因此在前四个月税收收入中还未能反映出最新的减税效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冯俏彬则表示，一方面，国家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真正落地给企业减负；另一方面，一些地方为了维持支出，通过加价、卖地等方式来弥补损失。这种“堤内损失堤外补”的现象也十分明显。

据悉，今年前4个月，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即卖地收入）17958亿元，同比增长40.7%。冯俏彬指出，只有在政府收入这一综合性的框架下，全面看待与实施减税降费，才能达到真正为企业降成本、为社会减负担的目的。

她建议，可以考虑建立全国人大对社会总负担水平进行宏观控制的相关机制。比如，引入“增减同步”机制，即为了保持总负担水平不变，应要求政府在出台或新增一个收入项目时，同时减少另一个收入项目，做到增减在两个方向上的同时、同步、同量，以保持社会总负担水平的基本稳定。

我国居民部门资产结构分析

杨朝军、王渊、周仕盈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撰文指出，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相似阶段相比，当前我国居民部门资产结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非金融资产和以银行存款为代表的无风险金融资产上的配置比例过高，而在以股票和债券资产为代表的风险金融资产上的配置比例过低。通过将居民部门这一资产结构现状与理论得出的最优资产结构对比后发现，虽然两者在配置权重的绝对数上有所不同，但是在资产的相对权重大小层面体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例如，对于金融资产权重，无论是理论上给出的最优权重还是实际权重，居民部门在以银行存款为代表的无风险金融资产上的配置比例，都远远高于以股票和债券为代表的风险金融资产上的配置权重，这反映了我国居民部门的资产配置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的”。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的房地产收益和无风险收益率高于美英日三个发达国家。换言之，这一现象符合现代资产组合理论高于给定风险水平条件下追求最大化收益的“理性人假设”。但是从经济转型和发展的角度看，将对我国资本市场的资金供给产生负面效应，不利于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因此应加快完善资本市场的制度，丰富金融产品创新，并引导投资者重塑长期投资理念，从而实现股票市场的价值回归，激发长期赚钱效应，吸引更多资金进入。

社保基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支出增幅

《新京报》2018年5月22日刊登社论说，近日，人社部公布了《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近年来社保基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支出增幅。这一数据的确来之不易，也确实表明，只要措施对路，监管有力，对往后社保基金增收的前景并不用太悲观。

过去一段时间，各级政府都在加大社保的征缴力度。相关政府部门对于未据实参保的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也做了重点扩面工作。社保基金收入快速增长，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几年来相关部门打破惯例，将社保基金投资于优秀的民营企业，分享到了相关红利。

由于社保基金的特殊性，过去其直接的股权投资范围一直受到严格的限制，仅限于央企中的改制、改革试点单位。直到2015年，国务院才决定将社保基金的投资范围，扩大至央企及其子公司以及地方上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包括优质的民营企业。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原理事长王忠民表示，目前社保基金投资蚂蚁金服已经粗略浮盈逾400亿元人民币了，是社保基金所有的另类投资中挣钱最多的。

社保基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支出增幅，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更是一个可以细细总结的经验。相信，未来的社保基金会更加谨慎而思路开阔，投资也能获得更多更大的收益。

工资水平更多由市场决定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的意见》。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5月28日表示，此次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四点：一是改革工资总额决定机制。明确了企业经济效益增则工资增、企业经济效益降则工资降的挂钩联动原则。二是改革工资总额管理方式。对国有企业工资总额全面实行预算管理。三是完善企业内部工资分配管理。四是健全工资分配监管体制机制。

邱小平认为，此次改革突出了国有企业工资分配的市场化方向。工资总额预算方案由企业自主编制，并对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原则上实行备案制。允许符合条件企业特别是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工资总额增长与经济效益增长同步，对主业不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企业，则继续实行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

“市场竞争越充分、内控机制越健全的企业，拥有的工资分配自主权越充分，使工资决定机制改革更好体现了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要求，有利于倒逼国有企业加快改革步伐、提升公司治理水平。”邱小平说。

（摘自《北京日报》2018.5.29）

人的城镇化的本意

《北京日报》2018年5月14日刊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的文章说，近来，学界、政界、传媒界以至社会各界，越来越认同一个观点，即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怎样认识人的城镇化呢?

城镇化意味着，人们进入到现代产业就业体系中来。当然，这种转变包括农民、农民工进入城镇，从农业生产转为工业、服务业等非农生产。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它也包括农业产业运营方式的现代化，即农民从传统小农生产方式转变为按照现代产业运营方式经营，这样传统农民就改变为现代职业分工体系中的新型农民或者农业经营者。农民学会和接受现代产业运营方式，也是城镇化的重要方式。

人的城镇化还表现在生活方式的转变上。城镇化意味着进入到现代文明的居住方式中来，但并不是说，农民上楼就是城镇化的生活方式。突出人的城镇化，在住房问题上就要以人为本，住房的运作要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不是以置换宅基地的利益为驱动，而是以改善农民、农民工的居住条件为目标，这才是人的城镇化的本意。

还要注意，生活方式的转变是一个过程。虽然从生活品质上看，城市的生活水平高于农村，城市的生活方式更具备现代特征。但是，生活方式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农民尤其是年龄大一些的农民，他们生活方式的转变更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在这方面也要以人为本。

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的五个着力点

应从五个方面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第一，着力推进建设主体的多元化。特色小镇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形成多元化、共享化、智库化的治理模式。第二，积极引导房地产企业转型。未来建设特色小镇的一个重点是引导房地产企业转变商业思维，探索盈利模式，防止小镇出现变相圈地的现象。第三，做精做强主导产业。要聚焦先进科技，积极探索承接高端产业转移的新模式。第四，加快形成多维生态提升综合承载能力。构建特色小镇多维生态须统筹兼顾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第五，创新制度保障体系。要因地制宜、分类定制，建立多维度精细化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摘自《河南日报》刘琪/文）

补齐关键制度短板，夯实创新强国的地基

尽管近年来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长足进步，但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相比，仍存在不足。重点要补齐关键制度短板，夯实建设科技强国的地基，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首先，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是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的重要着力点；其次，提升科学技术供给质量，国际产业竞争的核心是国家科技实力的竞争；最后，着力培养适应未来发展的创新人才。

（摘自《经济日报》马名杰/文）

转向高质量发展靠的是制度竞争

徐忠在《北京日报》撰文指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实现的，而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取得的。在开放环境下，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最关键的是资本和人才，但这要靠制度保障。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指的是“资本”而不是“资金”。目前中国并不缺资金，而是缺乏真正意义上能够承担风险的资本。弗里德曼也说过，“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最为经济；花自己的钱给别人办事，最有效率；花别人的钱为自己办事，最为浪费；花别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最不负责任。”其次，人才是竞争力的关键。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些战略中，有三个实际上是与人才相关的，包括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素质人才是关键。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核心的问题是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更注重中长期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

国外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缘何持续攀升

其一，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力迅速增长，中国的可敬程度在增加。这是中国形象提升的首要因素。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举国上下团结奋战，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中国看待世界的眼光，由仰视变成平视；世界看待中国的目光，满含着惊讶与赞叹。中国自信而不孤傲，让人崇敬而不生畏。其二，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与政策切合本国国情，也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其可信程度在增加。这是中国形象提升的又一重要因素。如今的中国，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是自强不息的根本。中国提出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这些极具创新性的理念与主张，越来越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许。中国强调并践行在深化改革中创新发展，这完全适应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导向的世界潮流。其三，中国外交遵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原则，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可盼程度在增加。这是推动中国形象提升尤其显著的因素。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频频亮出令国际社会称道的“中国态度”。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为解决当今世界发展中的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竭力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开创了周边睦邻友好合作新局面，推动了同发展中国家合作提质升级。其四，中国领导人尊重不同文明，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言而有信，其可亲程度在增加。这是中国形象提升的富有独特意义的一个因素。中国领导人虚怀若谷、亲诚惠容的大国风范，以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增强合作、谋求共赢为己任的大国担当，其魅力之大之深，业已成为国际社会公正舆论的一种美谈。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这样的思维和表述，对于其他国家和人民极具感染力和凝聚力。

（摘自《学习时报》2018.4.16俞邃/文）

保障文化产业健康发展需加强法治建设

促进和保障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文化产业的法治建设。一是文化管理体制与文化产业依法治理。文化管理体制对文化产业法治建设有着制约或促进作用。二是完善文化产业法律的立法后评估制度。立法后评估可以建立有效法律实施的反馈机制，以利于文化产业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三是加强文化产业法治队伍建设。在“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导向”的同时，加强文化产业与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为打造既具备较高政治素养，又熟练掌握高新技术的文化产业法治队伍奠定基础。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报》赵晓强/文）

西方“民主赤字”背后的制度性缺陷

第一，将部分人的“同意”等同于全体人的“认同”。在投票率一路走低的同时，实际参与投票并且支持最终胜选者的选民人数占这些国家公民总数的比重更低。参选者一旦当选，这批事实上占据少数的支持者所持“民意”会被胜选者“优先”满足，甚至会将这些少数人的“民意”等同为全部公民的“公意”。这种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充分和不平等，使理论上的多数决定原则很多时候变成了实际上的少数决定。第二，将程序正义超越于结果正义。政治和经济寡头们对政策制定者的实际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政治机构对精英阶层利益的回应性也远高于对普通民众利益主张的回应性。精英政治体系试图通过各种程序性设计确保“赢者通吃”格局的同时，也给了民粹主义甚至反智主义以生存空间，还由此催生了高层管理者所构建的上层建筑实际上得不到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支持的基本社会政治格局。第三，将政党胜选、个人胜出凌驾于共同意志、公共利益之上。政党利益高于国家和人民的公共利益是两党或多党政治与生俱来的缺陷，其背后是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治权力的把控。竞争性选举日益变成一种受特殊利益操控的讨价还价的游戏：政党政治既是竞争性选举的依托，也是基本权力架构背后的权力运作融通渠道。在政党政治作为政治生活实际核心的背景下，赢得选举是政党的根本追求，个人及其背后的政党为了赢得选举不可避免地受到金钱和势力集团的操控，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反而成了竞选的装饰和会被牺牲掉的代价。西方“民主赤字”更深层的背景在于，大资本集团的长期合谋与垄断导致的公共伦理精神缺失。由于大资本力量不受节制的急剧扩张，不仅国家能力受到侵蚀，政治回应度和政治回应能力也趋于不平等和萎缩；而且人民“亲自提出意见”的民主权利被两党或多党选举机制所消解，各种社会力量对资本力量进行限制的能力不断下降。

（摘自《光明日报》2018.4.17魏南枝　黄平/文）

共产主义是历史必然性、理想崇高性与现实操作性的有机统一

共产主义是科学理论 、合理制度、实际运动“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整体，它既是人类崇高的社会理想，又是人类最合理的社会制度，还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目标的实际运动。尽管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是未来的事情，但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共产主义制度萌芽、共产主义实践早就存在于历史和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共产主义绝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共产主义继承了资本主义和以往人类社会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在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思想道德、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人与自身关系等方面，积淀了人类对美好社会追求的精华，是人类历史上最合理、最进步、最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赛，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我们必须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相互联接、有机统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战略定力，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勠力同心取得共产主义“接力赛”我们这一棒的优异成绩，谱写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美华章。

（《红旗文稿》2018年第九期 袁银传、潘冬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