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8第9期

重 点 提 示

●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永葆青春

● 不能片面理解“消灭私有制”

● 事业单位改革应澄清的三个认识误区

● 中国是否还有快速增长的潜力

● 产业发展与土地低成本支撑

● 重工业产能过剩归咎于要素配置效率扭曲

● 服务动力变革应做好三篇文章

● 美国为何发动贸易战

● 深化央企改革需要“权力三分”

● 打好核心技术研发攻坚战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永葆青春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响亮的回答：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马克思提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前，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已存在，他们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对理想社会有很多美好的设想，但由于没有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没有找到实现理想的有效途径，因而也就难以真正对社会发展发生作用。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因此，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

不能片面理解“消灭私有制”

《第一财经》2018 年 4 月 3 日刊登孙浩的文章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被无数次引用，但这句话前面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前置短语：“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意义上”有两重含义。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起飞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照这一趋势线性发展的话，资本主义就会把它们之前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及其他私有制全部消灭光。“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消灭的私有制就仅剩下资本主义私有制了。也就是说，宣言中所说的消灭私有制，其实特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不是一切私有制。

第二，在人类历史上，其实有两种私有制。一种是小生产的私有制，也就是劳动者的个体所有制。另一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那是资本家以雇佣劳动迫使劳动者用异己的生产资料来为资本家劳动。马克思把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称为雇佣劳动制度。上面两种私有制虽然都叫私有制，但对劳动者而言，其性质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主张消灭（占有他人劳动的）私有制，其实就是要消灭雇佣劳动，使工人阶级获得解放，重新成为劳动的主人。

事业单位改革应澄清的三个认识误区

《学习时报》2018 年 4 月 16 日刊登刘尚希、韩凤芹的文章说，事业单位改革进展缓慢，突出表现在对其公益属性的理解上有偏差。

误区一：误读“强化公益属性”，坚持公益属性就不得从事经营活动。强化公益属性是一个社会视角，从宏观管理来看，应指结果，而非过程;是指功能，而非要素。不应只看其登记的单位性质，而应看其实质。同时，公益属性内含着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并非不能有经营活动。筹集从事公益服务所需资金，可以是政府拨款、社会捐赠，也可以搞经营创收，经营活动只是事业单位的一个要素而已。只要将所得收益用于公益事业且不与营利企业竞争，公益组织就可以从事与其目标相关或无关的经营活动或商业活动。

误区二：事业单位不能收费养人。事业单位招录要经过严格的选拔程序，“入门”较难。与此同时，退出机制尚不健全，所以宏观上就出现了“养人”现象。随着社会事业的发展，以及人员更替的需要，事业单位的社会化招聘日渐增多，增大了选人用人的灵活性，但这部分经费不在财政保障范围内，只能由事业单位自行解决。这是一种发展中的“养人”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事业单位改革尚没有到位。

误区三：将分类管理理解成行政化管理的细化。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细化、科学化。大而化之的分类，将滞延整个事业单位改革。

东亚四国反腐败经验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监督和制约权力是反腐败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 以拥有相似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东亚四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印尼）为例 , 其反腐败经验对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中国应从严治党 ,完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 补全反腐制度的短板 , 强化制度化监督 , 建立健康的政商关系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 , 以期对国家治理有积极的推动及深远的影响。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一期 许利平、李华 / 文）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展现中国新愿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中国贡献”可以繁荣全世界，“中国理念”可以沟通全世界；另一方面，明确了中国在新时代的国际定位——中国不仅是经济强国和政治大国，更是全球多边体系中的重要一极。中国呼吁世界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作出最高政治宣示及庄严法律承诺，必将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陈定定/ 文）

中国是否还有快速增长的潜力

林毅夫在《中国改革》2018 年第 1期撰文认为，中国是否还有快速增长的潜力，这取决于中国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有多大。如何衡量技术差距，最好的办法是观察人均 GDP 的差距。因为人均 GDP 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它反映了技术的平均水平。中国从 2008 年开始有 20 年年均增长 8%的潜力。从现在起，到 2028 年之前，中国仍有 10 年平均 8% 的增长潜力。但是，潜力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为了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中国需要在内深化改革，把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也需要看全球经济的外部环境，后者并非中国自己能掌控。自 2008 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发展缓慢，并有可能长期增长低迷。但是，只要中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利用国内的有利条件，致力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会在今后的10年内保持至少6%的增长率。6% 的增长率意味着什么？2016 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 18.6%，按市场汇率计算也占有 14.9%。6% 的增长率意味着中国每年都会向世界经济贡献约 1% 的增长率。现在世界经济的增长率约为3%。中国每年会贡献世界经济增长率的 30%左右。在接下来的 10 年内，中国依旧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尹汉宁在《红旗文稿》2017 年第20 期撰文认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从理论结构上讲，其实质应该是“实践的社会主义”与“理性的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始终关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更多地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视角，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理性的市场经济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市场经济，也不是简单的照搬西方经济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抛开西方市场经济和西方市场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另起炉灶。我们既要把计划和市场从经济制度属性中剥离出来，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用；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资源配置方式的运用总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的，总会被社会制度所影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理性的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形成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具有开创性。总体来看，构建这一系统工程须有三大理论支柱：一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真正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三是用理性的制度安排超越“过剩经济”。在这三大理论支柱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是最重要的理性；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一种理性选择；用制度安排实现对“过剩经济”的超越更是理性的体现。

产业发展与土地低成本支撑

刘守英在《国际经济评论》2017 年第 5 期撰文指出，产业转型升级使得产业发展不再主要依赖制度压低的土地低成本支撑。随着其他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与制度成本上升，中国不可能继续依靠制度因素带来的土地低成本以确保世界制造工厂的地位。从实际调研看，中国已经有部分区域、城市、产业和企业在转型中脱颖而出。经过新一轮的产业竞争与升级，中国将出现一批有竞争力的制造城市、产业、企业和产品，而不是目前以园区为依托、靠土地低成本支撑的制作工厂。这些在未来竞争中胜出的制造业区域和微观主体，也不需要再依靠土地低成本和土地抵押解决资金需求，与之相反，那些在竞争中失败的区域和微观主体即使继续靠土地低成本支撑，也难逃被淘汰的命运。因此，中国下一轮的制造业发展不再是如何保障供地，而是如何在制造业竞争中盘活现有存量土地，优化土地利用。产业演变的另一个特征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以及服务业占比上升。由于服务业不像制造业那样需要那么多的土地，土地在未来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也会减低。建设用地结构的优化、工业用地的再配置、园区转型以及供地方式与结构变化，将是中国未来要面对的重大土地政策问题。

重工业产能过剩归咎于要素配置效率扭曲

杨立勋在《山东社会科学》2017 年第 5 期撰文指出，以往大多数研究一致认为重化工业产能利用率低于轻工业，并认为重化工业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资产专用性导致了产能过剩，但这仅是表层认知。实际上，重化工业产能过剩应归咎于要素配置效率扭曲引致的结构性产能过剩。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后工业发展由于工业结构改革和要素配置释放了巨大的生产能量，要素配置从低生产率行业向高生产率行业流动的“蘑菇效应”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发展战略，成就了中国轻工业生产率快速增长和工业发展。但是从 20 世纪 90年代后期频发的产能过剩，逐步暴露了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和某些产业政策不合理弊端。随着 2003 年重化工业化的重新抬头，产业多元化以及产业结构特征弱化了推动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的动力，转而鼓励要素投入流向高利润、高绩效行业，再加上 1997 年“减员增效、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以及直到 2008 年金融危机和劳动规制的加强，使得劳动投入和劳动成本份额不断下降，要素结构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资本密集型行业。另一方面，重化工业资本密集使用引发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和资本弹性下滑，资本过度投资最终使得资本最优边际产值持续下降，而资本份额却不对称持续上升，反映了重化工业人均资本快速增长和劳动投入相对不足的要素结构失衡，导致重化工业要素配置结构失衡效应相比轻工业更加恶化。除此之外，在重化工业组中国有企业占比较高，政策倾斜使得有限的社会资源过多地流向国有企业而降低了投资效率，但并未获得与投资相匹配的产出。

服务动力变革应做好三篇文章

金融服务动力变革，应该做好“堵”“压”“扶”三篇文章。“堵”，就是金融强监管与金融去杠杆政策双管齐下，“堵偏门”，压缩金融空转，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压”，就是金融机构认真研究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学会“做减法”，逐步减少对钢铁、煤炭、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的金融资源投放，着力解决产能过剩行业和“僵尸企业”占用大量金融资源的问题。“扶”，则是指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紧跟国家战略，将金融资源更多地投向国家战略性重点领域。

（摘自《经济日报》祝惠春 / 文）

深化央企改革需要“权力三分”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在4 月 5 日《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指出，深化央企改革需要“权力三分”。文章说，习近平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有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科学配置权力，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央企高管落马 70 人中，一把手有 41 人，占了总数的 58.6％。这一事实本身，是对此论断和央企权力结构的有力注解。要按照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来改革央企的权力结构。

董事会与党委合并，只管决策，主要代表国家的利益。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采用委任制，由中央组织部择优选任。不得在企业领取工资、奖金。如果决策正确，企业效益好，由国家根据其贡献，发放相应奖金，乃至重奖、重用。总经理与公司行政合并，只管执行，主要代表经理层利益。总经理通过市场化在全国，乃至全球竞争性选择。如果经营失败，不但解聘总经理，解散经营班子，而且还要没收其风险抵押金，追究担保人的连带责任。如果经营成功，既要按市场化领取薪酬，又可连选连任，还可给予相应的奖金以及期权奖励。监事会与纪委、职代会、工会合并，负责监督，主要代表职工的利益。由于央企权力结构未能科学三分，致使国家利益和职工利益均无具体代表，只有经理层的利益有实际代表，故易形成内部人控制。

要把最强的力量积聚起来打好核心技术研发攻坚战

《21 世纪经济报道》2018 年 4 月19 日刊登社评说，中兴公司受到美国政府制裁后，中国业界与舆论为之震惊，感受到中国高科技行业与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的困局与风险。

以中国半导体业发展为例。在过去几年，中国一些企业在海外高调并购半导体企业，搞得轰轰烈烈，但是中国半导体业发展的路径一直没走对。日本半导体行业成功崛起的原因在于，在官方产业协调下，大型寡头企业组成联合投资的“研发联盟”，在该领域进行联合攻关。韩国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因此，两国的成功经验就是：由政府产业政策驱动、领军寡头企业组建研发联盟进行技术攻关。而中国的问题在于，一直没弄明白该怎么发展半导体业，整个行业处于各自为战的无头苍蝇状态。中国政府的确认识到发展半导体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目标。但是，这一过程并无政府具体参与组织，更没有产业联盟的组建，而更重要的是，也没有领军企业。2016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打好核心技术研发攻坚战，不仅要把冲锋号吹起来，而且要把集合号吹起来，也就是要把最强的力量积聚起来共同干，组成攻关的突击队、特种兵。他指出，我们同国际先进水平在核心技术上差距悬殊，一个很突出的原因，是我们的骨干企业没有像微软、英特尔、谷歌、苹果那样形成协同效应。在核心技术研发上，强强联合比单打独斗效果要好，要在这方面拿出些办法来，彻底摆脱部门利益和门户之见的束缚。抱着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想法，抱着自己拥有一亩三分地的想法，形不成合力，是难以成事的。这些观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补齐关键制度短板夯实创新强国的地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马名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通过原始创新孕育颠覆性的新技术，进而更好地发挥先发优势，实现创新驱动。尽管近年来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长足进步，但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相比，仍存在不少不足。在这一过程中，重点要补齐关键制度短板，夯实建设科技强国的地基，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首先，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是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的重要着力点；其次，提升科学技术供给质量，国际产业竞争的核心是国家科技实力的竞争；最后，着力培养适应未来发展的创新人才，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劳动者不仅要具备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还要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以及终身学习的能力。

（摘编自《经济日报》马名杰/文）

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含义重大

据《第一财经日报》2018 年 4 月16 日报道，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后，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唯一的省域国际旅游岛海南又多了一个新标签——自由留易港。

1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正式对外发布，非常明确地给出了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时间表：到 2020 年，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际开放度显著提高；到 2025 年，自由贸易港制度初步建立，营商环境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到 2035 年，自由贸易港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更加成熟，营商环境跻身全球前列。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称，这正是今年中国超出国际社会预期的开放措施中，最重要的一环。

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表示，尤其需要强调“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概念，不仅在于海南的面积远超目前世界的主要自贸港，并有中国内地这样广阔的腹地作为市场经济要素支撑，可推进亚太经济；更在于战略定位，海南有望成为中国在亚太、在南海地区安全上的“定海神针”。

从海南本身的发展角度而言，另一位专家称，这应该是中央最高层拟定的方案。海南本身需要腾笼换鸟，现在承载大量的过冬老人是环境资源的低效使用。

另外一方面，选择海南并非仅考虑到经济因素，还需要重点理解“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的含义。核心是立足东南亚、南海和全球，形成一个与东盟及南海各国经济贸易对接和交流的地方。专家称，这应该是有应对印太战略、搞活南海经济的战略意图，形成海南对台湾的竞争后发优势，所以海南的开放力度会很大。这也解答了此前一些市场人士的疑问：海南经济相对落后，人中红利也并不占绝对优势，选择此地作为自贸港是否能够真正促进经济。

我国正成为世界最大创业国

据新华社 4 月 20 日报道，中国市场主体目前达到 1.0024 亿户，迈入“亿户时代”。权威部门指出，这一数量位居全球首位，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创业国。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计分析，亿户市场主体中，个体工商户占比近七成，显示了中国万众创业的市场活力；企业占三成；另外还有占 2% 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国独立的市场主体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市场主体从不足 50 万户到 1 亿户、增长了 200 多倍，其发展历程充分显示了改革开放的威力和市场经济的活力。

中国上世纪 70 年代末允许个体工商户经营，1980 年颁发了第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1988 年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允许申请开办私营企业，1993 年颁布的公司法允许创办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改革开放以后建立了外资企业立法体系，催生了各类外资企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市场主体在原来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加倍提速。从 2012 年的 1300 多万户到 2017 年突破9000 万户，5 年间增长 700%。目前仍保持“井喷式”快速增长，每天增长约5 万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兴产业发展突出。“市场主体量的‘井喷式’增长，促进了经济结构质的优化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企业法人库管理处副处长潘牧说，5年来，高新技术产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迅速增长，服务业企业占新设立企业近八成。新开设的个体私营企业成为扩大就业的主力军，创造的就业占城市新增就业的四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说，“亿户时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雄厚的市场基础。市场主体新一轮“出生潮”在为经济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对政府监管、服务等提出更高要求。

跨越“大国赶超陷阱”

张宇燕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一期撰文认为，苏联败亡并最终解体的原因很多，比如苏联领导人没有学会利用贸易和实业去积累并运作金融财富、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中退化特别是苏联精英们在思想信仰和政治意志上严重销蚀、因自然资源丰富而受到“诅咒”并进而始终未能完成工业现代化、美国对苏联施行以隔离为特征的“遏制政策”以及苏联未能建立一个可与西方共同体成功竞争的国际联盟而自身承担了过多全球义务等不一而足。日本赶超美国过程中的失速和坠落，其原因也是多重的，既包括市场规模相对狭小等天然制约，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机制僵化的羁绊、人口年龄老化的掣肘、错误政策导致的资产泡沫膨胀破灭的冲击以及美国对日本长期以来的利用与打压策略，其中迫使日本接受不情愿的规则（如“广场协议”）和采取不得已的行动（如“自愿出口限制”）便是两个代表性事例。苏日追赶美国失败表明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大国赶超陷阱”，但陷阱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参与大国博弈的国家必然会坠入陷阱，而是意味着大国间的赶超在达到一定层次后难度会陡增，其中就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对华态度与政策的大角度转变。刚刚面世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就是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然而，西方正面临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种族、宗教的严峻挑战，同时中国与昔日的苏联和日本大相径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及相应的制度与政策，为中国量质并进的发展提供了充分保障。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身使命并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新型国际关系准则，为中国和其他国家一道最终把世界建成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跨越“大国赶超陷阱”只是个时间问题。

比恩格尔系数更精准的是获得感

《人民日报》2018 年 4 月 20 日刊登的何鼎鼎的文章说，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编写的《2017 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指出，2017 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29.39%，中国第一次进入联合国划分的 20% 至 30% 富足区间。

恩格尔系数，说的是食物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被认为是对一个家庭或国家富裕程度直观简洁的度量。然而，恩格尔系数之魅力在于简洁，弊病也在于简洁。多年前，就有经济学家举过一个例子：杭州年轻人有钱后反而更爱下饭馆，导致恩格尔系数不降反升。类似的，广东经济发展全国名列前茅，但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原因还是“好吃”“重吃”“会吃”。与此对应的是，一些贫困地区家庭为看病、为培养孩子，在医疗、教育上投入巨大。有报道估算，2016 年宁夏城镇恩格尔系数仅为 24%、农村恩格尔系数也只有 26.47%，看数字早已进入“发达区间”，但这背后显然还潜藏着隐性贫困。

正因为如此，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还应该更加全面地认识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持续降低，为中国总体发展而骄傲是应该的，但更要清醒认识到，现实的复杂性往往超越一个简单的经济学系数。对焦每一个普通人的获得感，比关注一个系数更具温度也更为精准。

推进民生建设需要把握的重要原则

李培林在《求是》2017 年第 17 期撰文认为，大力推进民生建设需要我们把握好以下重要原则。第一，民生建设是最大的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结底要体现在国家综合实力的持续提高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民生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一个重大原则。第二，民生建设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经济发展是民生建设的基础，因此，必须遵循民生建设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原则。第三，民生建设的投入要多方开源。民生建设必须坚持开源节流的原则，一方面要突破利益的藩篱，大量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支出，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另一方面广泛开源，动员和激励各种社会力量推进民生建设，第四，民生建设的机制要考虑长远。民生建设要注重长期的制度和机制建设。要坚持社会政策托底的原则，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第五，民生建设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民生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收入差距、减少和消除贫困等，都不能期望一蹴而就，都不能空喊不切实际的目标，必须长期坚持、久久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