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8第8期

重 点 提 示

● 新时代中国经济三大特点

● 中央财经委员会首次会议释放四大信号

● 贸易保护主义成新经济周期最大风险

● 扩大进口的意义不止于平衡贸易

● 防范金融风险国企去“坏杠杆”是关键

● 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度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 解决农村“小生产”和“大市场”矛盾

● 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开创纪检监察工作新局面

●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政治逻辑

新时代中国经济三大特点

李稻葵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有三个新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超大规模的实体经济和储蓄过剩。目前，中国实体经济规模为 5.5 万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当今中国经济的储蓄非常多，整个国民储蓄一半以上是企业储蓄。中国经济的增长靠的就是储蓄，而且这个储蓄在国内还没有用完。在新时代里，中国经济的第二个特点是要素相对成本的大逆转。现在的中国劳动力价格已经上涨，但资本和资金依然相对充足。在过去十几年，中国的劳动力几乎没有增长，但是资本存量也就是设备正在以300%以上的速度增长，可以发放贷款的银行资金也就是存款涨得更快。这说明我国的劳动力贵了，但资本已经不贵了，这就是中国经济新时代的另一个重大特点：中国已经是资金和资本相对充足的国家。土地价格过去十几年翻了一番，土地价格上去了，资本的相对成本下降了。此外，中国经济的技术获得能力已经很强，中国的发明专利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的第三个特点是，国民的需求高端化、多元化。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在升级，中国的消费已经占到了 GDP 的47%，而且每年能够上升 0.7% 至 0.8%，这些年消费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事实也证明，一旦国内满足不了高端需求，消费者就会出国消费。

中央财经委员会首次会议释放四大信号

据新华社 2018 年 4 月 2 日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2 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释放了一系列重要信号。

信号一：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不久前，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改为中央财经委员会。此次会议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审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规则》，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信号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

会议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此次会议就如何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进行了一系列周密部署。

信号三：精准脱贫攻坚战“只能打赢打好”

会议强调，精准脱贫攻坚战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只能打赢打好。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要咬定总攻目标，严格坚持现行扶贫标准，不能擅自拔高标准，也不能降低标准。

信号四：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打几场标志性的重大战役”

会议指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打几场标志性的重大战役——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渤海综合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水源地保护、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确保 3 年时间明显见效。

贸易保护主义成新经济周期最大风险

北京青年报 2018 年 4 月 11 日刊登张敬伟的文章说，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发布的《新兴经济体报告》显示，2009 年至 2017 年，G20 中 8 个发达国家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计达3946 项。

该报告统计数据折射了三个事实：一是危机来临，各经济体陷入彷徨、焦虑状态，通过贸易保护主义举措来维护本国利益成为标准选项。二是发达经济体更习惯于制造贸易壁垒，因为发达经济体更了解国际贸易的规则，也谙熟通过法治途径化解贸易争端和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三是频发的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全球化进程，也阻滞了全球经济复苏。

贸易保护主义短期内或对某个经济体有利，但对全球市场有害无益。因而，贸易保护主义是缺乏全球贸易大局观的功利表现。贸易保护主义延缓了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已成为新经济周期最大的风险。

报告还揭示，一些国家为了自身短期利益加大贸易保护主义力度，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推手。2009 年至2017 年，美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高达 1378 项，居全球首位，平均每年出台 153.1 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近期中美两国陷入贸易战的危险中，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影响美国，也对新经济周期的市场愿景带来了负面影响。如果中美贸易战进入实质阶段，新经济周期将会重新笼罩危机阴霾。

扩大进口的意义不止于平衡贸易

《21 世纪经济报道》2018 年 3 月29 日刊登文章说，据报道，为了进一步扩大进口，相关部门正在起草《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的指导意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地提出，今年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是要积极扩大进口，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下调汽车、部分日用消费品等进口关税。为什么要积极扩大进口呢？首先，从总体上而言，加强进口可以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对于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改善居民消费水平，减少贸易摩擦，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尽可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因为进口关税较高，中国人购买进口优质商品的成本过高。如果下调部分日用消费品的进口关税，人们就可以在国内买到更便宜的国际商品，从而既能降低服务贸易逆差，又能降低货物贸易顺差，起到平衡的作用。

其三，可以促进产业升级。一项研究认为，某些产业的较高劳动生产率导致了出口，但是出口本身不会必然提高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反而是进口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远远大于出口，这是因为进口给本地的生产者带来强大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提高创新水平与生产效率。

当然，不管是满足人们更高水平的消费需求，还是推动产业升级，不能只寄望于进口带来的“鲶鱼效应”，更要主动从监管政策上倒逼中国企业提高商品质量，促进创新发展。

中国应吸取日本教训

《人民日报》2018 年 4 月 9 日刊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的文章说，如今，中国在很多领域进步飞速，直逼美国，令美国颇有压力感。这与日本曾经经历过的情形非常相似。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对美国有很大的贸易顺差，在被迫与美国签订“广场协议”后，日元在短时间内迅速升值。这种剧烈变化也对日本的市场、产业、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中国应该吸取日本的惨痛教训，提高警惕，谨慎行事。

现在中国不仅对美国，对很多国家都有贸易盈余。这说明中国在全球化体系中发展得很好，说明中国企业抓住了全球化的本质，获得了利益。全球化是什么？全球化就是以低的价格生产质量好的产品。各国人民都喜欢物美价廉的产品，能生产物美价廉产品的国家贸易盈余自然就会增加。如今美国的贸易赤字，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深受美国人民喜爱。在深受贸易赤字困扰的同时，美国更应该反省的是本国的生产模式。

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的不断发展，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大量发展机遇。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国家对中国强大后会走向何方表示担忧。在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思想对于打消国际社会的担忧具有重要意义。

央行官员谈金融对外开放阴谋论是对改革开放的变相否定

《经济日报》2018 年 3 月 29 日刊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的文章指出，近年来在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甚至是各种怀疑论和阴谋论。这种错误认识本质上是对前期改革开放成绩的变相否定。

当前一些错误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些观点认为金融业开放势必会带来金融风险大幅提升，进而导致金融不安全，甚至金融危机。事实上，对外开放本身不是金融风险的根源。金融业不开放反而会带来金融市场功能的丧失和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致使整个经济金融的全球竞争力落后于国际同业，更容易造成风险累积，威胁金融稳定。

更有甚者鼓吹阴谋论，指出所谓开放不过是西方国家精心构建的“话语权陷阱”。一些观点认为金融业开放力度过大，将造成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下降。

还有一些观点将放宽或取消金融机构的外资股比限制视为祸水，认为不仅可能造成国民财富的流失，甚至在非常时期可能会导致经济金融的全面失控。事实上，对外开放并不等于一放了之，而是结合自身改革目标，以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不断提高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文章称，中国金融业目前主要问题是对外开放水平不足，而不是对外开放过度。影响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一系列体制根源，恰恰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攻坚领域。比如形式上“三会一层”内部制衡机制形同虚设，信息披露严规制宽执行等问题。

防范金融风险国企去“坏杠杆”是关键

《时代周报》2018 年 4 月 10 日刊登盘和林的文章说，4 月 2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举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会议指出，去杠杆的重点仍然是地方政府和国企部门。

在 2017 年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信达证券董事长张志刚曾透露，近两年国企债务违约率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国企是银行贷款的“座上宾”，信贷占据其融资的较大比重，国企导致银行不良率的压力较大。无论是债券市场的违约增加还是银行不良率的上升，都反映出个别国企信用链条已经出现断裂，这种断裂一旦蔓延开来，很可能成为经济下行的加速器，严重时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

1-2 月，国有企业负债总额已超过1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从国企杠杆率水平及占比看，2017 年，国企资产负债率为 65.7%，较上一年下降 0.4 个百分点；国企债务占全部非金融企业部门的 62%，较 2016 年增长 3 个百分点。从数据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去杠杆的任务之重。

在当前国企中，资产负债率最高的行业，恰恰就是现今我国产能过剩最严重的三个行业，也是影响最大、最需要进行改革的三个行业：化工、煤炭和钢铁。实事求是地说，这些行业的固定资产庞大昂贵，企业类型多属于资本密集型，都具有高杠杆运行的性质。问题是，国企杠杆率高在于负债缺乏刚性约束，国企管理者出于政绩及自身利益等多重考量，不计亏损地扩大规模，进而影响市场自身调节产能的规律，这是造成这些行业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

降低国企杠杆，关键在于去除“坏杠杆”。降低国企杠杆必须始终坚持效率原则，坚决加快推动“僵尸企业”的债务处置，果断完成国企“僵尸企业”的出清。

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度需要处理好五大关系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度”，如何把握宏观调控的度？首先，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次，适应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形势变化，处理好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的关系。第三，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中稳和进的关系。第四，坚持区间调控的思路和方式，处理好增长与结构、质量和效益之间的关系。第五，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处理好政策取向不变和适度预调微调的关系。

（摘自《21 世纪经济报道》肖炎舜 / 文）

适度扩大总需求 ,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宏观经济环境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政治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基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都发生了变化。因此，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难点、方式、方法和路径都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深化。在改革方法上，要把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更好地结合起来，贯彻稳中求进总基调，在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前提下，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环境。

（摘自《人民政协报》刘伟 / 文）

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实体经济根基

十八大以来，我国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但同时，实体经济自身结构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的矛盾等问题也比较突出。我们要着眼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创新驱动，努力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

1. 做强实体经济，要看质量。各行各业都应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用质量优势对冲成本上升的劣势。必须广泛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

2. 做强实体经济，要讲创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之下，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产业协作等正在提升重塑传统实体经济形态。面对新形势，要积极发展壮大新动能，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智能产业，充分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高端制造”的跨越。

3. 做强实体经济，要靠改革。通过简政、降税等各项改革，继续清理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各类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重点降低制造业经营成本。

（摘自《经济日报》孙昌岳 / 文）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撤并之后

据《中国经济周刊》2018 年第 13期报道，按照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不再设立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其职责划入审计署。

从 2003 年国资委成立至今的 15 年，一直是由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向所监管央企派出监事会，并负责监事会的日常管理工作，代表国家对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实施监督。“监事会长期和国资委‘并肩作战’，有其历史必然性。”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表示，随着国资运行发展、央企市场化程度增强、法人治理体系完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政企和政资分开，如果再把监事会和国资委绑在一起，反而制约了国资监管的运行，同时弱化了监事会的功能。“对国资委而言，这是适应管资本的监管体系的必然。”张春晓说，“不能够再把监督和管理合在一处，又当队员又当裁判不合适。”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这一机构虽然不再设立，但是功能并没有撤销，并入审计署的监事职能，未来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原来对央企的审计更多是结果式审计，而不是过程式审计，很多案例表明这种事后监督往往只是亡羊补牢。”张春晓说，“将监事会职能列入审计署，对审计署而言将更好实现动态的全流程监督，同时强化了审计署代表全民来审计国有资产的功能。”

解决农村“小生产”和“大市场”矛盾

由于农业行业天然具有较大风险的特征，因而需要政府引导更多资本、有效分散风险的金融制度安排和其匹配，通过产融结合完善农业产业链；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业产业升级，将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更多投入到附加值高的绿色优质安全和特色农产品上。为解决农村“小生产”和“大市场”矛盾，可以通过进一步深化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实施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程。

（摘自《光明日报》谢玉梅 / 文）

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要素创新

刘昂在《齐鲁学刊》2017 年第 6 期撰文指出，文化产业发展实践表明，文化创意的生成以及文化产业的创新与技术的内生增长相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仅仅靠纯粹的经济刺激很难实现创新增长的目的。当下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的主旨就是以推动创新、创意为核心，实现内容生产、科学技术、发展模式、治理模式的要素创新，促进文化产业供给结构转型升级，同时驱动经济发展的整体跃升。( 一 ) 内容生产创新。文化产业发展，内容为王。文化产业提供文化内容产品和以体验为主的各项文化服务，兼具物质生产性和精神生产性。提升产品供给的质量，全面提升文化原创水平，是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 二 ) 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是文化成为产业的必要条件。每一次新技术的突破，都会大幅提高文化生产力水平，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迈上新的台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产业的形态是由科学技术的样式所塑造的。( 三 ) 发展模式创新。创新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形成文化产业集聚，是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的重要命题。文化产业集群是文化产业及其相关产销的企业组织、创意阶层、平台渠道等全链条利益相关者和价值参与者的密集聚合。( 四 ) 治理模式创新。

发挥政府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吕兵在《福建农林大学学报》2017年第 6 期撰文指出，农村文化建设是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农民是农村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主体，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强化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其智慧与力量，推动农村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这需要政府、社会和农民三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要发挥政府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导性作用。1. 政府要明确自身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角色与职责。政府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领导者，要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承担起实现农村文化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社会责任。2. 充分利用返乡农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返乡农民作为农村文化建设队伍中比较特殊的一类群体，必须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3.发挥留守妇女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留守妇女是农民流动背景下农村社会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政府需为留守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创造条件。4. 做好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工作。传统村落蕴含着大量丰富和珍贵的文化资源与信息，是农村文化的物质载体。为此，政府应高度重视传统村落所承载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价值，对传统村落进行科学的保护与合理的开发利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各有独特地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规定性，贯穿于价值体系基本内容的各个方面，更加突出核心要素，更加注重凝练表达，更加强化实践导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摘自《新华日报》戴木才 / 文）

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

周兵在《中华魂》2018 年第 2 期撰文认为，透过历史的轨迹，能够清晰看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起引领民族复兴伟业的领导核心的重任，只有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才是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主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第一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高度，对党的领导地位进行了新的定位，从而把党的领导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更加突出。搞社会主义，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坚持党的领导与搞社会主义，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没有了党的领导地位，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了，更谈不上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变色、不变质的根本保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个基本方略，来自于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和“党是领导一切的”两个维度，深刻阐明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问题。“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的政治界定。它明确了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国家政权、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其他任何政治力量都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则从我国政治生活上界定了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表明党的领导体现在党对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工作的领导。强调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是党在新时代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必然要求。在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使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首先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其次要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再次，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同“党是领导一切的”之间是密切联系、相互促进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规定了党的最高政治地位，为“党是领导一切的”提供了根本前提；“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削弱或否定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都会对党的核心领导地位造成损害。

（《红旗文稿》2018 年第 5 期 汪亭友 / 文）

将机构改革与简政放权、“放管服”结合起来

国务院机构改革目的是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第一，以政府职能优化为中心进行机构整合，推动实现“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第二，以实施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为着眼点，重点解决事关长远的机构设置运行问题。第三，以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突破口，通过推进机构改革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未来，需进一步做好配套工作，将机构改革与简政放权、“放管服”改革结合起来。

（摘自《解放日报》张克 / 文）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开创纪检监察工作新局面

忠实履行党章与宪法赋予的职责，既做好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又抓好监督调查处置工作，真正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面临的考验。履行好双重职责，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履行好双重职责，就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主责主业；履行好双重职责，就要坚持“双轮驱动”。既要严格依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宪法法律法规执纪执法，又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履行好双重职责，就要用好党章党纪党规和宪法法律法规“两把尺子”。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王青/文）

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完善我国监督体系，既要加强党内监督，又要加强国家监察。我国 80％的公务员和超过 95％的领导干部是共产党员，这决定了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也决定了实行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相统一的必然性。制定监察法，通过立法方式保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有利于将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不断提高党和国家的监督效能。

（摘自《北京青年报》）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政治逻辑

郝宇青在《行政论坛》2018 年第 1期撰文指出，基层党组织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地位。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问题在基层，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在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保证也在基层。在当下的中国，基层已经成为“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主战场。因此，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党组织基本属性的深邃把握，对基层党组织突出问题的深刻洞悉，对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的正本清源。“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常识，在当下的中国正在化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具体政治实践。具体而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政治逻辑是：基于对基层党组织面临的诸如弱化、虚化、边缘化等难题的深刻回应，破解基层党组织不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问题，这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政治目的；基于党的工作重心下移与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这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供了政治空间；基于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为重点，做到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进而厚植党的执政根基，这构成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政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