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8第7期

重 点 提 示

● 习近平定义民族精神新内涵

● 加强党对机构改革的领导 , 绝不是搞党政不分

● 监察体制改革，避免“同体监督”

● 地方政府机会主义须引起重视

● 拉美“陷阱”的真实原因

● 高质量发展靠制度竞争

● 经济结构扭曲的根源

●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稳定制度预期

● 基建收缩，恰逢其时

● 中国已经进入消费升级的拐点

习近平定义民族精神新内涵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对于民族精神，习近平主席给出了权威定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

这一定义中，有着对中国传统厚重底蕴的深刻思考。

伟大创造精神，体现在群星闪耀的诸子百家，体现在影响世界的四大发明，体现在风雅颂、诗词曲，体现在有形的无形的文化遗存；伟大奋斗精神，体现在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伟大团结精神，体现在 56 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相融，体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同德、守望相助；伟大梦想精神，体现在小康的理念、大同的情怀，体现在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

这一定义中，有着对近代中国苦难辉煌的感同身受。

伟大创造精神，让中国甩掉积贫积弱的帽子，推动中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伟大奋斗精神，让我们从亡国灭种的边缘走到繁荣昌盛的今天；伟大团结精神，让各民族人民手挽手、肩并肩浴血奋战，书写保卫祖国、抵御外辱的壮丽史诗，伟大梦想精神，让我们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一定义中，有着对未来中国光明前景的坚定自信。

伟大创造精神，已经让奇迹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涌现，更会让我们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更新、更大、更震撼的人间奇迹；伟大奋斗精神，让中国人民不断刷新自己的美好生活；伟大团结精神，让我们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形成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伟大梦想精神，让我们一定能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人民日报》 2018.3.20）

加强党对机构改革的领导，绝不是搞党政不分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 年 3 月15 日刊登题为《党的领导是机构改革的关键》的文章说，今年两会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改革。举一纲而万目张，虽然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涉及党政军群各领域，涉及党政关系、政府机构设置、中央和地方关系、基层机构设置等全方位问题，但抓住一个要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场革命性的机构改革就不会走偏。

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尤其是过去极不平凡的 5 年，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这次修宪中，这条经验变成一句话：“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郑重写入宪法。

也就是说，无论今后如何改革，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这种“加强”绝不是有些人担心的回到之前党政不分的老路上去。中共是有着强烈历史记忆的政党，一些历史的经验教训已经成为党内共识。另一方面，一个时期内，片面理解和执行党政分开，导致一些领域党的领导弱化，这些实践中的挫折教训同样会成为这一次机构改革中的问题意识。

通过这次全面的机构改革，解决中共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从制度上保证中共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使中共的政治角色更突出“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定是向前的，绝不是左右摇摆，更不会是“翻烙饼”。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史论

靳大力、张士海在 2017 年第十二期《中州学刊》上说，中国共产党在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主要包括：在思想认识上明确党内政治生活的战略地位是前提；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是核心要求；真正发挥民主监督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关键；建设良好的党内政治文化是应有之义；加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是根本保障。形成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新时代的要求。

监察体制改革避免“同体监督”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确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制度反腐学者和纪检监察实务专家李永忠表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仅整合了办案力量和监督资源，更重要的是使监察权成为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的一种权力，对于过去监督权隶属于行政权这样一个不科学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分解，使同体监督变成异体监督。

李永忠说，我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建立和延续主要得益于两个制度，一个是隋唐开启的科举制度，另一个就是古代的监察制度，监察机构与行政机构分立，御史大夫、监郡监县御史则负责监督。监察权与行政权相互制约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历朝历代吏治的好坏。回顾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监察权与行政权是否分立，很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监察委员会，先后设置在政务院、国务院下面，都是在行政序列中，并没有实现监察权与行政权的分立。

“文革”后，中纪委、监察部分别于 1978 年、1986 年恢复重建。监督部门还是在政府序列里。

再锋利的刀刃，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把。由于监察机关一直在政府序列中，是政府的职能部门，按照当时的《行政监察法》，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监察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对本级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而且，一些地区监察机关的人事、财务等都由地方政府控制，导致监察机关缺乏独立性，陷入了“同体监督”的困境。

监察法一个重大突破就在于，异体监督破题，法律明确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述对于领导体制的规定，突破了原来的“双重领导”的框架，也摆脱了“同体监督”痼疾。

（《新华报》 2018.3.21 王姝／文）

地方政府机会主义必须引起重视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重要的政治设计，地方政府机会主义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国家治理议题。治理地方政府机会主义需要进行多重制度优化。

其一，优化监督制度。要均衡配置三重监督权力，适当增强自下而上和平行同级监督的权威性。要努力破除信息不对称的固有障碍，可以考虑增加对地方政府的不定时巡视次数和专项巡视次数，通过优化巡视制度，强化巡视的威慑力，增加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动的风险，从而降低其机会主义欲望。

其二，优化考核制度。要注重考核指标设计的综合性、均衡性，促使地方政府在推动地方发展上多点着力、均衡着力。要注重考核主体的多元性，在遵循以上级考核为主的基本框架下，适当将社会民众、平行同级纳入考核队伍。避免地方政府“唯上是从”。

其三，优化培训教育制度。优化培训教育制度的关键在于加强对地方领导干部大局意识、长远意识、科学意识、责任意识等方面的瞄准性培训教育。

（摘自《理论与改革》 梅立润/文）

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制度要求

韩福国在《党政研究》2018 年第一期撰文指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他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就必须完成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这一战略性支撑载体，进而才有可能实现“国家有效治理、政府依法管理和社会有序参与”的三个社会目标。

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结构性营造需要基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府管理模式、社会治理机制三个层面的结构性营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结构性营造在于国家的有效治理。国家的治理绩效可以通过其经济增长带来的承诺实现和能力提升来衡量，但长期的治理有效性，必然要求制度的整体性，这首先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结构性营造。政府管理模式的结构性营造在于依法履行职能。民主政治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政府的依法行政以及依规管理，否则，民主政治就失去了意义所在和价值所依。社会治理机制的结构性营造在于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中国政治发展需要新的社会治理结构，尤其是通过实现人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化解和分解社会危机。政治权力要与民主权威相配，才能生成结构性营造的中轴性要素，这就是说，中国政治发展战略需要更好的政治权力结构，更匹配的政治权威，更好的治理艺术。否则缺乏权威的政治——行政系统就会失去对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也会缺失人民参与所形成的政治认同。

国家治理的政治文化基础

张善若、景怀斌在2018年第3期《中国行政管理》上说，国家治理的理解和原则取决于一个社会在历史中形成的关于国家的政治文化。早期中国社会形态造就的伦理化治理方式与政权兴亡替代现象，形成了以“德命”隐喻为表征的中国式政治文化，即国家兴亡取决于统治者践行“天道”的德政行为。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天道”理念已为“人民”理念置换。“德命”隐喻蕴含着中国国家治理几个基本特征：家国一体的命运共同体、心理契约性质的合法性观念、社会治理中的国家利益原则、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双重治理目标。这与西方“政治——行政二分”的公共管理模式不同，构成了解释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

中国特色的发展型社会政策现实取向

徐倩、丁宏在《学海》2017 年第 6期撰文指出，中国特色发展型社会政策意味着政府和多元社会主体为全面提升社会成员的社会参与能力、意愿和机会，以社会投资和积极干预的方式构建和实施的社会政策类型，在操作方式层面，逐渐由传统“事后补救性”的干预方式向积极性的、生产性的、社会投资性的、包容性的方式转变。

具体而言：首先，中国的社会政策需要发挥比“减震器”更为主动、积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社会政策不只是社会的“安全阀”，更重要的是保障和促进国家的综合竞争实力，社会政策不能只停留在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的作用上，而应从中长期战略发展的角度考虑社会政策如何作为生产要素和新型社会投资方式来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其次，中国的社会政策不能局限于缺陷修补，而要以支持和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面对全球化的新风险挑战，中国的社会政策必须强化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支持作用，不仅要在陷入困境时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帮助，更重要的是通过预防、支持和早期干预等“上游干预”措施，帮助他们增强适应经济和社会变化的能力。最后，中国的社会政策不能局限于现金与实物给付，而要把社会服务作为社会投资的有效手段之一。

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动向

一是分布地域国际化。历史虚无主义本来就不是孤立存在于国内。近些年，随着中国的发展，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了西化分化中国的步伐，与境内一些势力勾结在一起，利用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和平演变的有效工具，在客观上推动了这股思潮分布地域的国际化。

二是表现领域文艺化。除继续在史学领域泛滥外，历史虚无主义越来越在大众密切关注的文艺领域呈现。一些文艺作品或抹黑党史，或歪曲中国革命史，或虚无中华民族历史，企图挑拨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的鱼水关系，动摇人们的历史观。一些“戏说历史”、鼓吹“独家秘史”的网络历史剧和影视作品，也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地。

三是表现手段学术化。历史虚无主义在史学领域的表现是思想观点隐蔽化，越来越通过学术研究的面貌呈现，为一般人所不能察觉。一些历史研究者不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而是以细节否定全局，以个人的微观历史代替宏观的全体历史，以支流否定主流，以现象否定本质，甚至以假象代替真相，却以史学研究为外衣，以还原历史真相为幌子，造成了不小影响。

四是传播途径网络化。在自媒体时代，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亿万网民在上面获取和交流信息，这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有 7 亿多网民，很多人会浏览商业性互联网站。但是，很多商业性网站追求经济效益至上，忽视社会效益，历史虚无主义通过一些商业性互联网得到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价值观。

五是受众对象低龄化。青少年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时期，缺乏辨别是非和真相能力，历史虚无主义具有的所谓“新颖性”和“否定性”特点容易适应青少年的标新立异和叛逆特点，致使历史虚无主义对青少年的毒害很大。

（摘自《前线》 2018年第3期 龚云/文）

中国民主的四条成功经验

一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把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统一起来。保障人民权利是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普遍经验。但中国发展与崛起，还有另一更为关键的因素，这就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与体制具有集中资源的功能，包括调控市场经济行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协调区域发展、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制度，提供了保护权利和集中力量的双重功能。

二是在工业化阶段，选择协商民主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方向和重点。现阶段发展协商民主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扩大社会共识。其二，有利于提高民主质量。其三，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降低政治成本。

三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循序渐进地不断扩大和发展人民权利。中国发展人民权利的根本之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不断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来为人民权利的发展创条件，逐步地发展和扩大人民的权利。这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权利意识不断上升的复杂社会环境中依然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经验之一。

四是在民主政治建设和体制改革中，采取问题推动和试点推进的策略。“问题推动”即从现实中的问题出发，从解决实际问题中选择突破口。积小胜为大胜，可以减少因主观认识的局限和判断失误带来的风险。“经过试点”即试点是用实践检验政策和理论，可以给人们纠正错误的机会，具有分散风险的意味。还要“统筹兼顾”。政治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政治改革局部的成功未必具有多大的价值，有些改革在某一方面带来效益，却在其他领域引发新问题。因此，政治体制改革重在评估其整体效应。

（《北京日报》 2018.3.12 房宁/文）

拉美“陷阱”的真实原因

《环球时报》2018 年 3 月 19 日刊登学者丁一凡的文章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是由世界银行在 2006 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先提出，用来形容当某个经济体的人均 GDP 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致使经济多年长期停滞不前。其实这种提法似乎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那些无法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实质都是经历了金融危机后，陷入了永远还不清债务的陷阱。

上世纪 70 年代，很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都开始借美元去开发石油，其中不少国家迅速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然而，进入 80 年代，美联储新任主席决定提高利率。美元一升值，石油价格就往下掉。从 1983 年起，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和几个非洲国家先后陷入债务危机。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为这些危机国的债务进行了重组和展期，但也逼迫它们变卖掉一些国家资产，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从那时起，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一直没有起色。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亚洲。从 1995年开始，美联储开始提高利率，引发亚洲资本回流美国。资本外逃造成东南亚国家的房地产泡沫破裂，随后爆发了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救助亚洲国家时，再次上演拉美危机的闹剧。

高质量发展靠制度竞争

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关键是制度竞争。在开放条件下，资本和人才都是流动的，只有真正完善体制机制，才能够更好地吸引资本和人才，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目前中国并不缺资金，而是缺乏真正意义上能够承担风险的资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有利于规模的扩张，有利于要素的投入并推动GDP 增长。一方面，在 GDP 考核下，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首先想的就是项目，为了解决资金来源成立融资平台，以政府隐性担保发债或贷款融资，这不是依靠自己的资本金、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而是通过融资担保、产业基金、政府服务购买等方式，引导金融资源进行项目开发，这实际上是股债不分、明股实债搞发展，没有资本的约束，效率也就无法提高。另一方面，我国金融企业实际上并非以利润为核心的现代公司治理模式。金融机构如果给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出了问题，对管理者的切身利益影响不大；反之，如果给民营企业的贷款出现问题，就可能被追究利益输送责任。在公司治理完善的企业中，经营层必须为股东利益负责，企业行为都要围绕盈利来进行。正是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能够承担风险的资本，金融企业公司治理仍存在差距，才会产生刚性兑付问题。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风险分摊机制，必然不断加杠杆，金融市场必然盲目扩张。

其次，人才是竞争力的关键。吸引人才并不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硬件，更主要的体现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和法治等公共服务软件方面。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核心的问题是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是要改进体制机制，更好地吸引资本和人才，真正把我们的制度优势发挥出来。

（《北京日报》 2018.3.26 徐忠/文）

动力变革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和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质量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追求。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需求变化，加快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促进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已成为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任务。效率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推动效率变革，就是要填平各种低效率洼地，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一个稳固基础。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摘自《经济日报》 迟福林 / 文）

经济结构扭曲的根源

我国迄今为止的经济成就，主要归功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经济结构扭曲问题，根源也在快速的工业化上。“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工业化发展很快，因为学习技术、培养劳动力、积累资金的速度都可以很快。城市化不一样，城市是个复杂系统，比工业制造复杂的多，不是个简单复制过程。简单复制，很容易造出“鬼城”。比如说“过度投资”，越晚起步的国家，投资占比越高，因为资金动员能力强，储蓄多了。投资高几乎是伴随着每一个国家的快速工业化进程的。所以投资过度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快速工业化、快速经济增长的大背景。

然后再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就是出口占比太高，投资过度和内需不足这两个事情，首先就是矛盾的。投资本身就是内需，投资多了，应该是内需过度才对，怎么又说内需不足呢？城市发达的国家，内部市场才会发达。市场发达了，才好消费，才有内需；市场不发达，你自己的需求跟不上，只好卖给别人，就表现为净出口。

内需不足，只是我们增长阶段的一个现象，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一个派生现象。

城市化越发达的国家，服务业占比越高。没有城市，没有大城市，服务业很难真正发展起来。因为没有人口聚集，没有人口和商业的流量，成本就摊不开，没法持续下去。结构问题，是“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派生现象。

（《第一财经日报》 2018.3.20 徐远 / 文）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稳定制度预期

《人民日报》2018 年 3 月 23 日刊登迟福林的文章说，目前，从总量上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确实为世界之最，但从占比来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2020 年到 2035 年是我国由中高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阶段的关键时期，要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需要从现在的 30% 左右提高到 50% 以上。从 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应当达到 70% 左右，从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文章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以稳定制度预期为重点，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当前，产权制度改革要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同步推进。

例如，尽快建立并完善有利于企业家创新创业的激励约束机制，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在条件成熟的企业实行规范的员工持股，让更多有能力的企业员工能够凭借自身的技术、管理获得财产性收入；要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重要的是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收益，使部分农民和农民工逐步成为“扩中”的生力军。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合理减负，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增加收入、迈向富裕。要加快税收结构改革，形成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税制。合理的税收结构能够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并且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自我认同感。

基建收缩恰逢其时

《中国经营报》2018 年 3 月 19 日刊登范欣的文章说，近期，国家有关部门对基建投资政策做出调整，引起广泛关注。

如果站在更高的角度看，2018 年，我国不仅主动下调了赤字率，更是将近年来发展迅速的铁路投资额小幅下调，各地方政府也开始逐渐淡化或下调投资增速目标。当前政府财政收支矛盾仍较大，随着财政赤字率的首次减少、减税力度的加大以及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财政收敛也是大势所趋。不仅如此，2018 年攻坚战之首为防范金融风险，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投资和债务增速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因而，2013年以来一直处于 20% 左右高位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同比指标从 2017 年初开始下降，到 2017 年末已降至 14.93%。日本在经济转型期就犯了把基建投资作为常规经济刺激手段的错误，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楼市泡沫破灭后为扩大总需求，日本政府不断加大基建投资力度。资料显示，1993 年日本公共工程的财政支出达到 13.7 万亿日元历史新高，到 2001 年公共工程支出规模也维持在10 万亿日元以上。巨大的基建投入让日本政府债务率快速走高，带来的结果就是日本财政支出居高不下，全社会消费增速下降，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迟迟无法转换到新经济上，导致经济转型失败。而韩国在转型期则走了不同的道路，一方面大幅减少基建投入，另一方面加大基础性科技投入，着力培养电子、文化、娱乐等新兴产业，最终实现了成功转型。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为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任务，财政政策必须转向减税、支持创新和重大民生投资领域。全国性基建减速已成为必然。

中国已经步入消费升级的拐点

张明在2018年1月15日《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中国已经步入消费升级的拐点，消费领域的发展值得后续长期关注，原因有三：第一，政策面支持中高端消费的发展。十九大对于未来发展领域进行了具体的鼓励与展望，“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由此从政策面来看，消费领域在未来有望成为结构性调整的新动能，值得重点关注。第二，中国长期基本面到达消费升级的拐点。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消费偏好有望迎来趋势性转变。根据历史数据表现来看，人均 GDP 水平与消费在 GDP 中占比二者总体显示为 U 型关系，也即随着人均GDP水平的不断提升，消费在 GDP 中占比先降后升：首先，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低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的家庭消费支出在 GDP 中占比均高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其次，美国、日本私人消费支出在 GDP 中占比的历史走势也明显显示出了 U 性特征，对比来看，我国大陆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目前长期范围内仍保持下行趋势，不过自2010年起，该指标出现的反弹苗头值得关注。在我国人均 GDP 持续向好的总体背景下，未来消费支出占比有望迎来趋势性转变。第三，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支撑高端消费升级的直接原因。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意味着在整体收入增速回落、消费增长平稳的背景下，中高端消费升级仍然能够得到高收入人群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