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8第5期

重 点 提 示

●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中国优势

●基层监察体制改革提速仍面临三大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内涵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重大判断的历史性贡献

●对改革开放认识的新高度

●应重视“意识形态权力”

●法治与德治何以相得益彰

●金融市场去泡沫需把控节奏力度

●解决地方债必须协同解决好财政金融问题

●土地持有的最优开发战略

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中国优势”

在全国政协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从三个方面系统阐述新型政党制度有别于旧式政党制度的新特点，鞭辟入里的分析、横贯中西的视野，展现出坚定的制度自信、彰显着充分的中国优势。

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中国优势”，体现为广泛的代表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党制度，代表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公约数。今天，全国政协的34个界别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相较而言，有些两党制或多党制则出现了“代表性断裂”，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政治制度的实际操作与“民治、民有、民享”相距甚远，真正的决策是由那些最有组织能力、最有钱的利益集团做出的，社会边缘群体则无法被代表。

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中国优势”，体现为治理的有效性。良好的政治制度起码需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效能，二是廉洁。从效能角度讲，新型政党制度可以避免恶性党争导致的政治僵局。在中国，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也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广泛参与国家政治与社会事务。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这是一种崭新的政党关系，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携手为共同事业贡献力量。从廉洁角度讲，新型政党制度又能避免一党制缺乏监督的难题，民主监督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功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指出，要将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各级党组应当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

新型政党制度彰显“中国优势”，体现为强大的整合性。一些学者曾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文明将终结于西方发展模式，但事实上，一些国家照搬西方的竞争性民主，带来的是社会撕裂，“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之冬”，出现了持续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保持了足够的政治定力，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组织方面的坚强领导，加强对社会的整合，并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制度安排，集思广益，调动爱国统一战线的力量，做到“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画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大同心圆”。这就实现了发扬民主和集中领导的有机统一，既能吸纳有序参与，又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

（《人民日报》2018.3.7曾毅/文）

五方面部署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中共中央2月6日和2月28日分别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和民主协商会，就《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等方面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通报情况，听取意见。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和国家机构属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机构改革是一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需要不断进行调整。

习近平强调，这次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从5个大的方面进行了部署。

一是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更好发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统筹设置党政机构，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二是合理配置宏观管理部门职能，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提高行政效率。

三是完善党政机构布局，深化人大政协司法机构改革，深化群团组织改革，推进社会组织改革，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深化跨军地改革。

四是赋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自主权，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

五是依法管理各类组织机构，强化机构编制管理刚性约束，严格机构编制管理权限和程序。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对改革方案的研究谋划，都要放到时代背景下、站在更高层次上来把握。

（《新华每日电讯》2018.3.2）

基层监察体制改革提速仍面临三大难题

《瞭望》2018第7-8期刊登记者毛海峰的文章说，全国各地推开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后，基层监察体制改革也在提速。然而监委挂牌成立只是第一步，尽早实现监委工作顺畅高效运转才是关键。记者采访改革参与者后发现，下一步的改革仍面临三大难题：

一是由于监委由市、县原纪委干部和原人民检察院干部组成，双方能否深度融合，将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从宝鸡的实践来看，一方面，当地人民检察院的业务干部多从知名法律院校毕业，具备检察官业务等级认证，而纪委干部则基本没有从法律院校毕业的。目前，原人民检察院的一些干部对于原纪委干部能否做好更为专业的法律业务，仍存疑虑。另一方面，原纪委的一些干部认为，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要避免“要么好干部，要么阶下囚”的现象，就要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在这方面，要与原人民检察院干部加大沟通力度，共同履行好监委职责。

二是在基层党政机关里，仍存在监委能否解决同级监督难的疑问。比如，在市县领导班子中，市委书记或县委书记是“班长”，纪委书记只是班子成员，纪委书记如何有效监督班长或其他班子成员呢？虽然监委已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但一位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坦言，监委成立后，他感觉监督行政级别高于自己的县委书记、县长仍有难度。

三是与中央、省级纪委相比，县、乡纪委仍长期面临地方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监委成立后，多位受访的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希望改革助力突破这一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内涵

杨定明在《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撰文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就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坚信不疑，并不容西方文化与价值的颠覆与侵犯；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原则性与指导性坚信不疑，也就是我们必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当然，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坚信不疑，以本民族为特色、以人民为主体，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和人民密切联系在一起；同时，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创新性坚信不疑，以开放性和创新性推动理论的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产生与形成，具有百折不挠的改革创新精神，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确立了尊重差异、包容开放的准则，在开放交流中促进了解，在价值多元中确立了主导，在对话中寻求和扩大共识，从而推动理论与时代同步，不断发展与创新。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重大判断的历史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既是对5年来中国发展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的深刻总结，也是对40年来改革发展成果的历史回应，更是对未来中国发展方向、奋斗目标的精准定位，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从总体上反映当今我国时代发展、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发展水平，反映我国发展全局的基本状况和未来趋势，反映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的迫切需要。因此谋划党和国家发展的根本任务和工作重点必须放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新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上，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到首位。在指导思想上，始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在组织领导上，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是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在执政宗旨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最广泛的价值认同。在制度体系上，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解决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最有效的体制保障。

（摘自《红旗文稿》2018年第3期　刘林宗/文）

对改革开放认识的新高度

党的十九大标志着我们党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把改革开放看成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40年来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和民族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提高，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当一种社会制度难以容纳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就要通过革命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广泛的社会变革。但仍然要通过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释放出来，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运动基本原理的运用与发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新论断，进一步说明改革开放是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不是权宜之计，必须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全过程。对改革开放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改革开放的针对性不仅仅是旧体制；不仅仅是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不仅仅是与国际接轨；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特定范围。而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主动作为，需要涉及方方面面。改革开放在不同时期，肯定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但又是全面的、关联的、系统的；改革开放有时会收到吹糠见米的效果，有时要打破利益藩篱，闯难关、过险滩；改革开放需要试点和探索，同时也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进行系统科学论证。当然无论怎么改，坚持党对改革的统一领导不能变，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不能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能变。

（摘自《学习时报》2018.1.24　尹汉宁/文）

应重视“意识形态权力”

就世界政治而言，世界政治其实是一种文化政治，尤其在“冷战”时期，世界政治变成了“观念的政治”，其中以自由主义民主为基础的美国文化霸权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很多国家因此被颠覆，从而更彰显了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权力是国家权力之魂。意识形态权力曾经是建立新中国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宣传和组织被称为中共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事实上，在延安13年，中共有了独立的话语体系，其中包括哲学观、历史观、政体论、战略学等一整套深入人心的思想体系，其对“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极大作用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一个世纪“挨打”的历史，改革开放解决了“挨饿”的问题，中国已经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是在科学技术还是脱贫的人权事业上，乃至在帮助其他国家建立工业体系和为世界生产主要是中下阶层所需要的用品上。也就是说，中国对于人类的贡献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远远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因其政治制度不符合所谓“普世价值”而“挨骂”。问题是，一个又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了“普世价值俱乐部”一员，它们的治理变得更好了吗?如果中国也加入到这个俱乐部，中国的治理会更好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治理上的优势是如此明显，是如此多“普世价值俱乐部”成员的模仿对象，可“普世价值论”硬是要否定中国的实践，这样的世界难道不是“精神的世界”?话语权的短缺是综合性因素所决定的。社会科学的历史就在那儿，很多学者还没有从“注经运动”中走出来，而且把“洋经”视为“天则”，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只能以时间换空间。话语权是一项“世代工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挑战来自体制性的，即市场经济导致的思想传播渠道的巨大分野，而这种现状又不是几个政策文件所能改变的。尽管来自内在体制性张力，中国的意识形态权力只能有赖于那些真正诠释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即“中国学术”“中国话语”，最终成为主流思想，而且成为一种政治共识时，这样的意识形态权力才能匹配中国的地位，才能让中国的国家权力结构更均衡。

（摘自《北京日报》2018.1.15　杨光斌/文）

法治与德治何以相得益彰

陈先达在2018年1月10日《人民日报》撰文认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在社会主义社会，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可以形成强大合力，释放强大正能量。从道德角度说，我们提倡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种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并不违反法律中有关个人权利保障的条款。维护个人合法权利属于法律范畴，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权利并非法律规定，属于道德范畴，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树立正确价值观，出于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考虑，在对公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有分析地强调责任优先于权利等道理是正确的。相反，将权利置于责任之上、将自由置于国家安定团结之上、将个人置于集体之上，在实践中会带来许多危害。我们不能用法律规定来反对道德教化，不能简单认为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我们需要的既是法治社会，又是具有高尚道德的社会。社会主义法律应当维护个人权利，社会主义道德应当倡导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提倡无私奉献。这就是法律与道德相得益彰的辩证思维。

今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措施有哪些

据《第一财经日报》2018年2月13日报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鹏1月下旬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时称，中国今年将推出新的改革开放举措，有些措施或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对此，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政府在研究的一些政策，肯定将会超过国际预期。

首先，是打造全球最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国外资本在中国投资。这包含了三点，第一是推进所有企业的公平竞争。在中国创立的企业，不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都要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即权利公平，所有企业权利一样。第二是规则平等。第三是机会平等。

其次，是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目前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论是形式上还是惩罚门槛都不够。如果中国继续维持现有政策，将会严重地影响创新，尤其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要降低刑事门槛。

第三，是加大力度建设公正、公开、透明的法制化环境。要让全球的投资者、企业、消费者等各方有一个稳定的预期。

魏建国表示，我国在吸引外资的效益、生产率和利润方面还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最后，是建立最好营商环境的最高形式，即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自贸港将是全面开放新高地。

警惕金融资产大幅波动风险

《中国经营报》2018年2月12日刊登社评说，近期，全球股市开启了一轮“暴跌”模式。从根本上看，大幅度调整的原因在于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已接近尾声。美国减税和贸易保护等政策大概率会提升美国未来通胀水平和财政赤字率，可能引起一轮全球贸易战，并会带来全球货币宽松周期的终结，从这个角度看当前全球风险资产高频波动将成为常态。

当前，我国已经融入了全球金融和贸易链条，成为全球重要的贸易服务提供商。美国相关政策无疑会对我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一方面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弱美元政策直接影响到我国出口，另一方面美国加息缩表的货币政策和减税的财政政策会间接影响我国货币和财政政策，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处于易紧难松、财政政策不得不加大减税力度、政府更需过紧日子。在资本市场，短期A股市场也将随全球资本市场一样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因而，对于我国来说，必须加大资本市场高频波动的风险防控和应对工作。对普通居民而言，需减少风险资产配置，特别是以加杠杆方式配置股票、房地产；对金融企业而言，今年面临严峻挑战，不仅负债成本大幅提升、需求端也会呈放缓态势，利润必然受到较大影响。

金融市场去泡沫需把控节奏力度

《经济参考报》2018年2月13日刊登吴黎华的文章说，金融系统的去杠杆，对暴露出来的风险和潜在风险及时进行处置，是必要的。但同时，处置风险这项工作也要遵循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握好节奏和力度，要加强政策协同。

一方面，金融市场的杠杆或者说泡沫不是一天积累起来的。要意识到，金融市场的去泡沫不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监管部门要在稳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去杠杆，对一些政策举措，应当进行充分的影响评估，同时，也要进行灵活应对，做好政策对冲。这样能够让市场形成比较稳定的预期，不至于发生情绪的大幅波动。

另一方面，过去的经验教训表明，股市、债市、期市、汇市等市场之间是具有关联性的，一个市场的波动同时也会影响另一个市场，一个领域出台的监管政策也会对其他领域造成影响，一个市场大幅波动的风险也会传导到其他市场，甚至会酝酿潜在的系统性风险。这就要求各个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充分做好政策沟通，在各部门出台监管措施时，应当协调好力度和时机，防止短期监管压力叠加过大，因处置风险而发生风险。

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不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同时会使得处置风险工作复杂化。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

解决地方债务须协同解决好财政金融问题

张茉楠在《金融与经济》2017年第9期撰文指出，从地方政府角度看，地方财政不能通过无限制拨款来支持国有企业，只能从其他渠道争取资金资源。于是各地纷纷转向金融资源尤其是信贷资源，导致不良贷款率攀升和资金配置效率下降。正是因为这种以中央政府信用作为担保的隐性担保机制普遍存在，导致金融管制趋于放松，大量金融工具被创造出来并对金融体系产生影响。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较多，一些本该由财政承担的责任被赋予金融主体，如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国有企业参与经济活动，并通过影响银行信贷投放为前者提供资金。由于财政与金融关系不清晰，中央银行不仅承担“准财政职能”，还要为政府性债务融资提供便利，进而将政府性债务扩张的风险转移至金融体系。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债问题，就必须强化中央银行对地方债的监管，增强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协同性。具体而言就是，一要清晰界定财政与中央银行的职能，防范财政变相透支风险。同时完善财政对央行损失的补充机制，建立有效的历史挂账处理方式，解决央行承担金融改革与金融稳定成本的问题，提高央行资产负债的稳定性。二要建立偿债准备金。这是世界各国较为通行的做法，可以帮助防范债务风险。在管理上可选择专户管理。三要尝试建立中央银行国库基金管理。在保证国库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债务余额和利息支出。

土地持有的最优开发策略

朱凯、朱菲菲、杨云红在《经济科学》2017年第5期撰文，根据2010~2016年的实证数据，采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土地最优开发策略，以及资本化地租和土地开发权溢价在土地价格中所占的比例后，得出了四点结论。第一，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在2010~2016年间，只有当房产价格大于房价的长期均值时，土地持有人才会选择土地开发。换言之，研究时段的房产价格大于房产的内在价值，房产价格偏高。第二，土地持有人的最优开发策略选择是，当市场有效性增强，房产价格波动率下降，土地持有入主观贴现率上升，以及种地收益上升时，土地持有人都会设定更低的最优开发策略，即倾向于更早地开发土地。第三，实物期权定价方法应该被应用到土地价格的测算中，简单的资本化地租仅占到土地真实定价的26.51％，土地开发权溢价则占据了土地价格的近四分之三。反映出我国房地产市场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土地处于更有压力的状态。第四，在最优开发时机，开发权溢价的增长率大于土地价格的增长率，大于房产价格的增长率，且三个增长率之间存在比例关系。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涵义有二：一是仅参照土地种植收益去补偿失地农民，农民几乎不能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红利，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对于农民而言，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性。二是可以将研究结论作为修订征地补偿的参考证据，其对于我国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不断完善的土地出让定价、农地征用补偿等工作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显然，这对于促进我国土地流转机制的发展，保护农民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工薪税具有快速累进性

梁发芾在2017年12月16日《中国经营报》撰文指出，看一种超额累进税的累进程度是缓慢的还是快速的，有两个指标，一个是税率的高低，另一个是级距的大小。我国的工薪所得虽然可以得到至少3500元的免征额，超额累进的最初几级税率分别为3%、10%和20%，但我国工薪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其实是非常大的。从税率看，我国个税税率由3%、10%、20%、25%等多级构成，第一级与第二级之间税率相差7%，第二级和第三级相差10%，税率的变化是相当大的。在最近一次的个税改革的决定中，虽然将免征额从2000元提高到现在的3500元，将现第一级税率由5%降为3%，但又取消15%和40%两级税率。虽然5%降为3%确实降低了刚跨过个税门槛的低收入者的税负，但取消15%这个税级后，第二级与第三级之间直接出现10%的大跳，这直接提高了累进的程度。而从级距来看，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之间的级距分别是1500元、3000元，级距很小。级距越小，则累进程度越大。税率变化大而级距相差小，两者叠加，凸显我国工薪税的快速累进性。即月入不到10000元就要按照20%的边际税率纳税了。工薪所得税的快速累进，决定了工薪阶层税负沉重。因此在未来的个税改革中，应该降低工薪税的税率，加大税级级距，放缓累进性。同时，应该对来自股息红利股票转让和利息所得等征收个税。对于财产性个税也应该实行超额累进制，所得越多则税率越高。应使个税在工薪收入与财产收入之间保持平衡，给工薪阶层减负，为缩小贫富鸿沟服务。

去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15%

国家统计局2月28日发布《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827122亿元，比上年增长6.9％，GDP增速自2011年首次回升。“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超过12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比重15％左右，比5年前提高3个百分点以上，稳居世界第二位。”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盛来运表示。

截至去年末，我国就业人员7764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2462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51万人，比上年增加3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9％，比上年末下降0.12个百分点，为2002年以来最低水平。全国农民工总量28652万人，比上年增长1.7％。

数据显示，2017年末大陆总人口13900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37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35％，比上年末提高1.15个百分点。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死亡人口986万人，自然增长率为5.32‰。全国人户分离人口2.91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44亿人。记者注意到，与2016年相比，2017年出生人口减少了63万人，死亡人口增加9万人，自然增长率下降0.54个干分点。

（《北京青年报》201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