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8第4期

重 点 提 示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相互关系

●政协民主监督是“协商式监督”

●与时俱进理解社会主义：运动、制度、文明

●中国与世界关系进入新时代

●汇率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

●关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几点认识

●“国进民退”说法不靠谱

●坚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和“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统一

●资本把握未来的三个逻辑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的第一条，赋予这一重大政治原则新的时代内涵与现实意义，指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这既是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重要结论，又是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我们党对完成好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要准确理解“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内涵。“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第一层含义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好一切”。这个论断是经过无数次历史检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思想在新时代的表达。又一层含义是，“党的领导必须体现在一切工作中”。这里的“一切工作”指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全覆盖。再一层含义是，“坚持党的政治领导”。这里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其主要任务是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要始终做到“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好党的领导，既涉及思想认识问题，也涉及工作能力和工作方法问题。主要包括强化政治站位，提高思想认识；遵循科学规律，坚持稳中求进；坚持开放包容，回应民众关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水平等四个方面的内容。要回应和澄清一些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要澄清“都是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该与西方政党一样”的错误认识。这种说法实质是质疑为什么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党，与西方的政党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二者的执政基础、执政标准和执政 理念不能相提并论，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要澄清“既然是党领导一切，那么所有事情都是党的，其他人不用管了”的糊涂认识。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不是包办代替也不可能包办代替一切事情。这种认识是把党的领导与其他工作对立起来。要澄清“党领导一切，意味着一切都是为了党，而不是为了人民”的疑虑。这种担心是把党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了，也是不必要的。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人民的利益是党永恒的奋斗宗旨和价值追求。要澄清“既然是党政分开，那么凡是行政的事情党都不应该管”的错误认识。这是把“党”和“政”对立起来了。

（《红旗文稿》2018年第1期，　李辽宁/文）

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相互关系

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之一。为此必须分析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之间的相互关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党内民主在中国先于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必须依存于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党内民主的水平高于人民民主；党内民主的发展快于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要协调互动，最终达到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乃至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均衡发展。

（《毛泽东研究》2017年第6期，许耀相/文）

建立健全与司法责任制相适应的党内监督机制

实行司法责任制在充分还权于法官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司法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建立健全相应的配套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形成有效的党内监督机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建立健全对审判执行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有效防控廉政风险。二是建立健全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协管监督机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三是建立健全与法官惩戒相衔接的协同监督机制，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四是充分发挥派驻纪检和监察部门监督作用，切实保障党内监督效果。

（摘自《人民法院报》　张社军/文）

论中国式协商民主发展的四种形态

中国式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在从统一战线到多党合作、从群众路线到人民民主的历史进程中，在处理和协调不同利益矛盾以及借鉴和创新等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独特的制度设计，推动了党际协商民主、党内协商民主、社会协商民主和公共协商民主四种形态的形成。前两者是领域的横向展开，更多体现的是政治协商民主；而从政治协商民主到社会协商民主、公共协商民主的演进则是层次上的纵向深入，展现的是协商民主从国家政治层面发展到国家—社会互动层面，再到国家—社会—公民互动层面的逻辑递进。

（《浙江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段治文、杨光/文）

协商民主为完善和发展现代民主政治指出重要方向

协商民主作为现代民主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满足公民参与需求、提升决策科学化水平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为完善和发展现代民主政治指出了一个重要方向。纵观世界推动发展协商民主的各民主政体，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协商更具代表性，也是最成功的民主政治形式之一。首先，最具广泛性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特征。其次，最大效用发挥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优势所在。第三，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定海神针”。总之，协商民主是提高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方面。

（摘自《吉林日报》　禹治洪/文）

政协民主监督是“协商式监督”

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需要深刻理解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入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的关于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是“协商式监督”的新定位。这是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个重大认识和实践问题。

《意见》指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是把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概括为“协商式监督”最深刻的意义所在。关于“协商式监督”的讨论，最大的争议是认为这个提法容易把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职能同政治协商职能混为一谈，导致人民政协已经存在的民主监督职能相对弱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

应当承认，人民政协的三大职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民主监督职能长期处于相对弱化状态，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不完全适应，以致人民政协在部分群众的印象里是只会“拍手”“鼓掌”。把握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批评”方式，对于在政协的履职实践中把是否具有“批评”色彩作为划分出民主监督类别的标志，从而凸显出政协民主监督的实绩，有重要的操作性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张峰/文）

健全“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一要求为应对新时代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挑战、有效开展乡村治理、加快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对于基层党委、政府而言，要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重点关注三方面问题。1.建强基层组织是前提。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有效开展乡村治理，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最基本的力量。2.抓实工作载体是关键。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关键是要找准抓实工作载体。要围绕脱贫攻坚的中心工作，设计各类载体，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把工作着眼点放在破解发展难题，解决生产瓶颈，保障中心任务完成上。3.各方有效联动是保障。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单靠乡村自身去完成，需要多方配合，各方联动。

（摘自《学习时报》　王孝成/文）

发展较低标准的普适性福利

陈晓律在2018年第1期《南国学术》上说，通过对欧洲福利制度的研究，福利制度标准设计的合理区间，就是如何在保持高效的生产和进行公平分配的两大选项中保持一种动态平衡。需要把握以下原则，第一，福利制度的国家与政府主导原则不能被虚化；第二，生产力第一原则。国家如果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应该更多地投入投资型社会福利和工作福利，而不是平摊式的分享福利和消费福利；第三，从制度设计的源头上严格控制福利机构的规模。通过先进技术手段构建某种扁平化的高效管理模式，避免与福利有关的社会集团利益固化；第四，严防“过度福利化”。就长远而言，高福利对于一个国家是有害的。较低标准的普适性福利，应该成为福利标准设计的首要原则。

与时俱进理解社会主义：运动、制度、文明

社会主义从一种运动到一种制度，在世界上经历了百年时间，在中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但苏俄、中国先后跨越“卡夫丁峡谷”，率先在资本主义未充分发育的国度搞社会主义，使得这种超越存在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于是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但是，仅仅把社会主义停留在制度层面理解，则难言中国之先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改良了社会制度，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社会矛盾，且创新和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尤其是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也从一种思潮到一种运动和政治势力，不仅登上大雅之堂，而且在一些国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常常被外界批评、抹黑与误解，导致社会主义的中国反而在国际社会上话语权弱势，这与社会主义制度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理念不相称。仅仅把社会主义停留在制度层面理解，也难以概括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是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丰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并创造了人类工业化、脱贫致富和大国崛起的奇迹。如此生动伟大的社会实践，已经对世界各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把社会主义停留在制度层面理解，还难以体现“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国际意义。那么，社会主义对全球化时代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化做出了哪些超越性、历史性贡献呢? 社会主义如何克服全球化困境、应对全球性挑战呢?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必须对社会主义做出与时俱进的理解。只有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人类文明形态，这就是社会主义文明，才能坚定社会主义信心，坚定中华古老文明借助社会主义而复兴的美好愿景。社会主义理念应与中国传统文化如“天下大同”等理想相契合，会内化为中国的国家属性和受到广大中国人民拥护的。在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社会主义奇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也深刻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现实合理性、未来合情性。因而，中国梦也是社会主义梦。社会主义文明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提炼和升华。只有从文明角度理解社会主义，才能摆脱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认识上的纠结，与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仅是民族国家的身份相匹配。社会主义文明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实现对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人类各种文明形态的超越:一是从生产方式上讲，社会主义文明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增长而不发展”的悖论。二是从生活方式上讲，社会主义文明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和平而不安全”的悖论。三是从思维方式上讲，社会主义文明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开放而不包容”的悖论。

（摘自《探索》2017第6期　王义桅/文）

中国与世界关系进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有很多特征，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中国已经不仅仅是对外开放融入世界体系的受益者，中国还将成为世界和平的守护者，世界发展的推动者和全球治理的改革者。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这三大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提出来的应对“三大赤字”挑战、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中国方案。中国在世界上发挥影响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营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这样的环境，需要和平稳定、需要公平正义、需要开放包容。这样的环境，就是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三大支柱。第一，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实现世界各国和平相处；第二，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第三，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以实现良好的全球治理。

（《人民日报》2018.1.5　 姚枝仲/文）

汇率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

《华夏时报》2018年2月8日刊登经济学者马光远的文章说，当前，美元的弱势与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似乎背道而驰。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1月非农部门新增20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继续维持在4.1％。同时，薪资增长加快，1月份私营部门平均时薪较上年同期上升2.9％，为2009年6月以来最强劲同比升幅。美元走势除了技术回调的因素，从美国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以及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找不到支持美元如此弱势的原因。

与此同时，进入2018年以后，人民币升值的态势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入了飙升的快车道。人民币短期快速升值，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中国的出口是极为不利的。汇率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期间充满了国与国之间的博弈。至少从目前而言，美元的贬值和人民币的快速升值是有利于美国经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

因此，且慢对人民币快速升值弹冠相庆，人民币需要一个稳定的汇率表现，而不是回到以前单边升值的历史。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的阶段，在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去杠杆的关键时刻，我们有必要对人民币的过快升值给子高度关注，而不能因为入篮子货币汇率稳定而丧失警惕。应该看到，美元贬值的背后不排除有美国政府的有意为之。人民银行应该密切关注人民币的走势，并预先准备好合适的措施应对。

关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几点认识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在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突破结构性矛盾和资源环境瓶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内涵和要义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商品和服务质量普遍持续提高的发展。要通过深刻的质量变革，使中国制造和服务成为高质量的标志，显著增强我国经济的质量优势。二是投入产出效率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发展。要着力解决实体经济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这三大失衡，提高供给体系整体效率；着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经济发展培育新动力、拓展新空间；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三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的发展。四是绿色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由于我国工业化是时间压缩型的（西方国家用了二百多年，我国只用了几十年），因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要进一步在全社会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五是经济重大关系协调、循环顺畅的发展。高质量发展必须保持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协调和空间布局比较合理，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循环顺畅。六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的发展。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七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人民日报》2018.1.17　林兆木/文）

以三大变革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

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要从最有条件、最有优势的领域入手，发挥优势、突出特色。1.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动质量变革。质量变革的关键是要提升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2.营造高效公平发展生态，着力推动效率变革。效率变革重在发挥政府作用，突出制度供给，依靠制度创新，创造更优的发展环境，构筑好“四大生态系统”——产业生态系统、政务生态系统、人才生态系统、人居生态系统。3.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支撑，着力推动动力变革。重点打好“四张牌”。一是服务“四大”科创资源。提高对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敏感度，完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以科技服务业为突破口，围绕科技研发、技术转移、科技金融等关键环节，打通科研与产业化通道，把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二是聚焦两大科创产业。发展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信息产业和以临床医疗为重点的生命健康产业集群。三是集聚国际众创空间。四是打造知识产权特色。

（《学习时报》　方世忠/文）

国内产业组织结构如何优化

李晓华在《开发研究》2017年第6期上撰文指出，从国内外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可以发现，产业组织结构具有成熟产业的寡头垄断结构、大中小企业协作共生、商业生态与产业生态竞争、大企业与小企业优势互补、大企业的动态变化和“蒲公英”效应等一般性的特征，同时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推动下，产业组织结构呈现去中心化、平台化和扁平化等发展趋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产业组织结构还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优化我国产业组织结构，必须从增强中小企业核心能力，支持创新创业和众包、众创，鼓励大企业内部创业和对中小企业的并购，支持新模式新业态创新，重视平台型企业的发展，发挥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战略攻坚作用，发挥群栖效应促进产业布局调整等方面对经济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有力支撑。

“国进民退”说法不靠谱

《经济参考报》2018年1月29日刊登熊园的文章说，改革开放以来，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与发展，并相继制定多项支持政策，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逐步强化。为什么近期还有观点混淆是非、认为“国进民退”呢？归纳来看，所谓的“论据”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认为“深化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会让民营企业彻底丧失市场话语权；另一条是认为本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环保督查，主要受益的是国有企业。乍一看，这两条“论据”似乎有理，但细究起来明显经不住推敲。

其一，“国进民退”本身就是很不靠谱的说法，它错误地把国企与民企置于对立面，错误地认为国企与民企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简单回顾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可知，国企民企共进局面屡见不鲜，而且一些垄断性国有行业中民企的身影越来越多，民企唯一尚未进入的就剩下部分涉及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的领域了。

其二，十九大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明确强调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其实，深化国企改革，本质上是要促进我国结构转型、提升增长效能，重要手段就是逐步削弱国企垄断程度，并引入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参与混改。

其三，短期来看，由于原材价格上涨，国企利润改善幅度的确好于民企；但从中长期看，最终能存活发展下来的肯定是有竞争力、有责任感的企业，这点无关国企还是民企。

坚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和“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统一

正确理解“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与“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的关系，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把二者有机统一和衔接起来，这关系到真正实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首先，国有经济离不开国有企业这一基本载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不能离开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的。没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支撑，就没有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方式，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其次，“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支柱”作用，在定义上，不仅有质的内涵，而且有量的要求；在定域上，不仅指经济领域，而且上升到政治领域。国企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命根所在，也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命根所在，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所系。最后，“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是基于“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宏观层面要求。“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作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和优化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目标，又具有高于国有企业个体的更加宏观的全局性、战略性意义。无论国资管理和经营体制怎么改，国资怎么流动重组，必须达成国有资本从整体上比改革前实力更强、质量更优、规模更大的目标。这是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也是国有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必然要求在国有资本总体运行上有一个宏观反映。

（《红旗文稿》2018年2期　宋方敏/文）

资本把握未来的三个逻辑

王忠民在《财经国家周刊》2017年第24期撰文指出，资本把握未来的第一个逻辑就是分散化和多元。只有投资被分散到不同的主体、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维度、不同的科技线路、不同的资本逻辑当中去，才可以让部分的成功覆盖其它方面的失败。从宏观角度而言，中国经济体的改革将近40年的历程，无论是引进外资，还是股权改革，无非是让企业的股权结构不断趋于丰富。只有这个丰富度越大，彼此的多元化才可以形成新的结构，才可以让彼此在分散的逻辑当中找到最佳的对应结构来分散风险。资本把握未来的第二个逻辑是合伙制的运用。合伙制不仅可以在治理结构当中以资本的比例说话，也可以超越资本的比例，穿透治理。合伙制让长期投资成为可能，不再追逐短期收益，而是着眼未来。更重要的是，合伙制可以让一件事情永恒化，从而获得长期的利益。资本把握未来的第三个逻辑是轻资产。如果重资产，将会被资产背后的生命周期和经济周期所掣肘。一个公司何以能够走向轻资产?当前市场条件下，重资产可以通过社会契约的经济链条和社会新经济互联网链条，通过一种技术的方式，或通过一个契约的方式上市，让它实现租赁、实现短期化的契约关系，从而解决所有重资产带来的问题。上述分散、多元有机的比例结构、合理的组织架构、合理的资产配置等都是人类制度当中用资本把握未来最有效的方法。

乡村振兴须抓住“钱、地、人”

综合《第一财经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2月5日报道，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新世纪以来第15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4日发布。文件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

文件确定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多位专家表示，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其中包括一手要抓“钱”，一手要抓“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俊表示，解决“钱”的问题，关键是健全投入保障制度，创新投融资机制，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解决“地”的问题，关键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土地要素城乡平等交换机制，加快释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红利。韩俊指出，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仍然是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政策问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抓住‘钱、地、人’等关键环节。”韩俊表示，解决“人”的问题，关键是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造就更多乡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须以企业为主体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是加快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贴近市场，了解需求，创新潜力巨大，它们不但具备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的积极性，还拥有调动各类要素进行生产的运行机制。同时，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对通过自主创新提升竞争力、谋求自身发展壮大的需求迫切——这些内在需求和属性，也决定了在新时期企业将在创新中担纲主体地位。

（《经济参考报》　侯云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