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8第2期

重 点 提 示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

●市场化方式去产能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失衡的表现和原因

●从整体和风险角度认识降成本

●进一步凸显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

●做好“三大变革”这篇大文章

●警惕“后发劣势”

●把握“一国两制”新的定位 正确处理六对重要关系

●苏联解体教训与坚持十月革命基本原则

●资本主义再也供养不起西式民主

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2017-2018中国经济年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重大决策，同40年前，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一样重大而深远，将引领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主要考虑是：

第一，我国已经不具备高速增长的客观条件，需求结构变化、消费升级、劳动人口减少、技术积累、金融风险、资源环境压力等，使我国潜在增长率发生变化。若不顾客观实际，盲目追求高速增长，带来的风险可能比增加的GDP还要多。

第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化，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此时若再追求高速增长反而会加剧不平衡性。

第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发展的重点是解决量的不足问题，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相对于量的问题，质的问题更重要，要在解决质的问题过程中实现量的增加。

第四，从事物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往往都要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现由量变到质变，从高速增长成功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北京日报》2018.1.15）

市场化方式去产能是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

徐忠在《中国金融》2017年第12期撰文指出，市场化方式应对产能过剩是我国推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市场的竞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价格的竞争，一种是质量的竞争。价格竞争是市场竞争的最基本形式，其本质是成本的竞争，成本必须全面涵盖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类成本，如污染的成本，否则就会因成本外化而产生不公平的竞争。政府应该更多地在制定和执行环保、能耗和质量等规则和标准上发挥作用，才能避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质量竞争是企业为了摆脱行业内产品同质化的束缚，通过技术、创新等实现产品质量的差异化来获取竞争力。竞争带来的优胜劣汰压力，会促使企业通过努力加快技术进步、产品创新和加强内部管理，提升产品质量，赢得市场竞争力。政府应该更多地在制定和执行规则和标准上发挥作用，真正让市场竞争成为良性的质量竞争，这样才能真正以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结构性调整。只有以市场化方式应对产能过剩，才能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企业通过科技创新、产品升级为市场提供技术新、质量高、服务好的产品，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只有以市场化方式应对产能过剩，才能通过倒逼机制，促使企业加快推进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有效整合行业内部资源，提高产业集中度。在行业产能过剩特别是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整个行业的结构升级转型必然要经历一个阵痛，这是资源配置优化的过程，其结果就是社会产业结构的升级。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失衡的表现和原因

金瑞庭在《财经国家周刊》2017年第20期撰文指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具体表现为：第一，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降，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年提升。第二，房地产价格快速增长，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2003年到2016年我国城镇住房价格累计上涨4.6倍，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累计增加3倍，房价收入比达22.95，另据测算，目前我国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直接、间接拉动超过20％。第三，“空转”套利动力增强，实体经济持续性“失血”现象突出。一方面货币发行量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实体经济企业严重缺乏资金，贷款难、贷款贵、贷款慢问题突出，同时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领域。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性矛盾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第一，实体经济整体营商环境欠佳，市场监管不到位、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屡见不鲜，导致资本“脱实向虚”意向强烈。第二，实体经济综合税费负担仍然较重，在用地、用电、物流和人工成本快速上涨的同时，企业还需缴纳各类政府性基金和数量庞杂的行政性收费，无形中侵蚀了实体经济经营利润并大幅抑制了实体企业的发展活力。第三，发达国家吸引制造业回流，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充分发挥产生的“虹吸效应”，使得我国实体经济面临双重挤压，并大大压缩了实体企业利润空间，导致资本“务虚”动机不断上升。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壁垒一定程度的存在，导致大量社会资本投资无门，争相追逐短期套利机会。

从整体和风险角度认识降成本

《北京日报》2017年12月18日刊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的文章说，怎么理解成本太高?为什么成本会高?这些问题搞不清楚，可能无法真正实现降成本。

其实成本问题，还是一个分配问题。比如人工成本，对企业来说是成本，对劳动者来说就是收入；原材料成本，对下游企业来说是成本，对上游企业来说又是收入。所以，降成本同时也是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如果仅仅是从财务会计的角度去看待降成本，就很可能形成一个跷跷板，按下葫芦浮起瓢。降成本要整体考虑。

文章认为，现在的成本还是风险的转化。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风险社会意味着有很多的风险要内部化，比如老龄化的风险要企业承担，就是社保缴费，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还有环境污染的风险要内部化，也会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不能企业去污染，而让政府来治理。如果社会诚信水平下降，信用风险普遍增高，所有企业的成本都会由此而增加。

由于经济、社会各种各样风险的扩大，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上升，会使所有实体企业的成本上升，由此进入一个高成本的时代。

文章表示，高成本的时代实际上和高风险的时代是一致的。如果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么，高成本是无法降下来的。而要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就要加快改革，加快制度的创新，推进制度变迁，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

进一步凸显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

所谓“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指的是，在人口规模超大的国家，政府容易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从而能够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又由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每个人从公共产品获得的效用不会因为人口规模大而被平均掉，因此在大国，每个人能够亨受到更多的公共产品。这是一个新的概念，是对已有大国优势理论的补充。

此外，“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对其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能够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其中，人口规模越大，其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但是，当征税成本高、财政支出效率低、公共产品质量差时，就会削弱“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我国有13多亿人口，是一个典型的大国，因此，就我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理论能够提供一些启示。

“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可以视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之一，利用该优势能够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从现实经济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基础设施、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方而有了明显改善，这也是我国经济能够实现长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产品供给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依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降低征税成本，提高财政支出效率，能进一步突显我国“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目前，我国征税成本远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例如，美国的征税成本大约为2％，而我国则高达8％左右。与此同时，我国财政支出效率也低于一些发达国家。虽然我国人口规模大，具有“大国公共产品供给优势”，但是，其高的征税成本与低的财政支出效率均会抑制该优势的发挥，当前我国政府应该想方设法降低征税成本，并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6期　李玉双/文）

中国崛起还得打持久战

《环球时报》2018年1月9日刊登学者王文的文章说，中国经济总量从2008年占全球份额7.3%上升到2017年约15%，增长了8%左右。但是，国人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与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综合实力差距仍很大，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上并超越。

第一，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仍须经历较长时间。2017年，预计美国GDP总量将在18万亿美元以上，中国将超过12万亿美元。保守地假设，如果两国汇率未来大体稳定，经济增速按中国6%、美国2%计算，那么，至少到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才能与美国持平。

第二，传统强国对中国经济“份额侵蚀”的抵制与恐慌感在急剧上升。近年来，在澳大利亚、德国的媒体舆论中，常常能听到对中国的捧杀、棒杀声。在未来，如何在贸易、金融、产业等政策上协调与这些传统强国的关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而是高度考验中国对外政策的耐心、恒心与精细度。

第三，中国发展面临着“社会期待过大”的压力与风险。按照十九大要求，中国今后3年要重点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舆论的期待值普遍提升。如何调适与回应社会预期、真抓实干，需要漫长而细致的工作。

第四，中国本身的价值观与社会理念很难在短期内令全球心悦诚服。当代中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实际上仍处于不断整合的阶段。要呈现并令世界接受一个明确、清晰且完整的“当代中国价值”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做好“三大变革”这篇大文章

《学习时报》2017年12月27日刊登石伟的文章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8年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攻关期的经济工作提供了重要抓手。

质量变革，重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各环节的发展质量之变。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质量的变革，已经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质量变革，而是从理念、目标、制度到具体领域工作细节的全方位质量提升。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效率变革，重在应对市场竞争的发展效率之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效率变革的关键。必须着力清除制约效率提升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企业主体活力，改善供需关系，提高发展效率。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

动力变革，重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动力之变。要强化科技创新，推动创新激励，形成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大力培育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我们要落实保护产权政策，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歧视性限制和各种隐性障碍。

警惕“后发劣势”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在山东经济新动能发展高峰论坛上发言指出，从中国看，发展可以构建创新动能的新经济，既有技术视角的“后发优势”，也要警惕渐进改革中制度供给视角可能产生的“后发劣势”。

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那就是唯改革创新者胜，必须敢于涉险滩，同时还要有非常高超的改革智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果处理不好，“后发劣势”就可能拖累我们。常规发展不能解决中国怎么样后来居上的现代化、中国梦实现的问题。我们只有承担着出奇的风险，争取出奇制胜。出奇就要创新，创新就有风险，我们要能够使风险可控，而争取出奇制胜，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我们出奇制胜的创新，就有可能使我们感觉到不光是技术上有后发优势，在制度上同样有后发优势。

所以，我们主观可为的唯一选择就是改革创新者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新常态的时候，特别强调的三个关键词的最后一个。新常态第一个关键词是中高速，第二个是结构优化，第三个是创新驱动。新经济大潮中的技术创新，一定会反过来倒逼制度创新。

（《北京日报》2018.1.15）

破除妨碍创新的五个因素

其一，中国文化的从众问题比较突出，不鼓励“出头”。虽然每个人都有创新的可能，但是真正激发万众创新要有非常深的人文主义背景。

其二，经济水平不高。创新是没有准确规划的，“家无隔夜粮”是谈不到创新的。我们现在很多公司为什么不敢创新？因为利润太薄，而且这是一个正反馈的机制：利润越薄，越不敢创新，越不敢创新，“追兵”越多，利润摊得越薄，所以永远在“红海”里挣扎。

其三，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利用了后发优势，我们的思维就是追赶思维，在追赶当中完成创新。我国的三大互联网公司BAT，最初的核心技术都是人家的，但是我们做了引进性、改进性的创新。这种创新我们一定还要下功夫，但也要走到前头去，从源头想问题，独立回答商业和技术中的难题。我们过去大量是跟跑，跑得好的可以并跑，今后要多些领跑。

其四，不够自信。我们要大力解放人的思想，解放人的头脑。你只有相信未来，才会敢闯敢拼，否则就越来越保守。

其五，组织障碍。我们的公司都高度组织化，层级分明，这是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可能成为障碍。所以，现在创新的最优单位是“群”——意气相投的一群人。

“群”里三个东西很关键：一是氛围，每一天、每一周大家都要碰撞出点新东西。二是要有一定的“密度”，质量比较高的人才、元素汇到一起，产生高频互动。三是文化，要有宽松的、利于解放生产力的文化。

（《北京日报》2017.12.25　周其仁/文）

民生支出要落在群众身上

近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的一席话引发舆论关注。他指出，地方财政经济运行出现了新特征，风险也在快速变形，地方财政兜底压力加大，部分省脱离发展实际搞民生。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17年地方财政经济运行调研报告》也显示，在自身财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部分省份脱离发展实际搞民生。比如，西部某省就提出“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不低于80%和新增财力的80%用于民生”，地市则层层加码，将此指标提升为85%甚至更高。

财政支出民生化增长，即民生支出应当呈现增长趋势，一直是现代公共财政的主张。但正所谓“过犹不及”，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不低于80%和新增财力的80%用于民生，根本经不起推敲，不仅有违“量入而出”的财政原则，而且极易导致口惠实不至的结果，甚至还可能会发生“民生”概念被泛化的现象，把一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生支出都装进了“民生”这个大箩筐。

笔者查询了某省2016年的财政支出决算表发现，除去三公经费及公职人员工资外，财政支出条目还包括国防、外事、商业服务、金融、债务付息、工业信息化、招商引资、基建投资等，这部分非民生支出绝对不止20%的比例，而这些是无论如何不能列入民生支出范围内的。

民生支出必须真正落在群众身上，要“看得见摸得着”，这恐怕比“占财政支出80%”更有意义。

（《光明日报》2017.12.25　盘和林/文）

政府债务规模对政府稳定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

胡穗、胡南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4期撰文指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债务安全是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世界各国快速增长的政府债务规模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助力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规模庞大的政府债务使得债务危机隐现，严重威胁政府稳定与国家安全，研究政府债务规模对政府稳定的影响已经日趋重要和紧迫。通过采集41个国家（地区）（19个新兴市场国家(地区)和22个发达国家(地区））16年（2000年到2015年）的面板数据，先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全部样本、分类样本、对比样本进行模型估计实证分析，回归验证计算发现：政府债务规模越高的国家(地区)，政府稳定指数越低。总体而言，政府债务规模每提高1％，政府稳定指数相应降低约0.03。为提高我国政府稳定指数，一要立足国情，加强监管，准确把握我国政府债务发展规律，严防政府债务增速过快，加强债务抗风险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准确预判、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政府债务系统性风险底线。二要科学选择政策工具，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定并维持适度的GDP增长率，提高人均GDP增长率。

把握“一国两制”新的定位正确处理六对重要关系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民2018年1月15日在《求是》发表文章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十七大进一步表述为“重大课题”，到十八大指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实行“一国两制”和中央对香港、澳门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宗旨”，再到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一国两制”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方略，这一不断递进的历史脉络，反映出我们党对“一国两制”规律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也确立了“一国两制”事业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新的定位。

根据“一国两制”新定位，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继续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提出一系列新要求。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具体来说，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六对关系”。

一是宪法和基本法的关系。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香港从回归之日起，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首先就是纳入国家宪法体系和宪制秩序。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母法”，是包括基本法在内的一切法律的“根”和“源”，在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全国范围内具有最高效力和权威。根据宪法而制定的基本法，其一切效力和权威都来源于宪法。要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必须加强宪法和基本法的宣传教育，澄清和纠正那些认为宪法在香港并不适用，或者只认基本法不认宪法的误区，增强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

二是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是“源”与“流”的关系，两者不能割裂，更不能对立。十九大报告对此作出强调，体现了问题导向，是针对香港“一国两制”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变形、走样的现实危险和潜在隐患的及时纠偏。在落实“一国两制”的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和权力来源，不能借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来排斥、对抗和侵蚀中央全面管治权，更不能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三是融入国家发展和发挥香港优势的关系。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是中央作出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也为香港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背景下，已经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有助于当前探索发展新方向、寻找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

四是中央政府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关系。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关系也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一国两制”之下，中央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领导方式有别于对内地省、区、市政府的领导方式。特别是对于基本法规定的属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中央从不干预。但中央政府依法行使对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中央政府依法作出的有关决策部署必须在特别行政区政府得到贯彻落实。

五是“港式思维”“港事港办”和“北京思维”“内地方式”的关系。按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内地同胞不仅要拥护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也要尊重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同样，香港同胞不仅要维护香港自身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也要尊重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

六是“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一国”是“两制”存在的根本前提，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一国两制”的初心，首先是实现国家统一的“一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因此，“一国”不仅意味着背靠祖国的机遇和优势，也意味着维护“一国”的责任和义务。

苏联解体教训与坚持十月革命基本原则

吴恩远在2017年9月28日《人民日报》撰文认为，苏联解体的教训说明：坚持党的坚强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的保证。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应当随着具体实践的变化而发展。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在改行新经济政策以解决俄国面临的社会经济危机等问题上，列宁不断告诫全党必须结合实际情况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此后苏共领导提出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方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造成广大党员的思想混乱，“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粉墨登场，苏共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各级组织最终全面崩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从苏联解体中得出的深刻历史启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苏共党内当权人物却以政改之名全盘否定苏联体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悲剧。道路问题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关乎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线索

包大为在2017年第6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说，从十月革命爆发到苏联解体的大半个世纪中，随着苏联共产党逐渐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建设，公共权力不可遏制地与公有财产共同滑向了寡头。这一由“公”转“私”的过程贯穿了苏联(俄)的政治经济演变史。一方面，“左派幼稚病”患者以教条主义和脱离实际的乐观，不断阻碍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探索；另一方面，作为“机会主义者”的“党-国”精英阶层又不断“垄断”公权力并最终在解体中获利和“转型”。这条跨度将近70年的从“左”到右的线索虽然联系着两个截然相反的错误方向，却都来源于苏联共产党对自身建设的忽视以及由此导致的公权力腐化。这条线索是对本世纪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警示。

资本主义再也供养不起西式民主

【英】 鲍伟豪在2017年6月14日《金融时报》撰文认为，西方民主走向衰落的核心原因在于，作为西方民主“枕边人”的资本主义再也无力承担全面开花的民主所带来的财政要求。民主的政治要求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之所以能够富有成效地共存了一个世纪，是因为这种安排所产生的经济效益通过社会民主制度中向赢家课税并救助落后者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重新分配。民粹主义的兴起、日益加深的代沟以及政治两极的反建制势力的壮大表明，这笔大交易或许正在丧失吸引力。这种共存受到威胁是因为它所产生的经济盈余己无法再满足政治补贴的要求。财政盈余从“二战”前就一直处于不足状态。但凯恩斯主义用预算赤字这个权宜之计——民主与资本主义共存的真正黏合剂——弥合了必要的差异，尽管这些靠债务融资的转账必然导致国债总额增加。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造成的巨大鸿沟大大加剧了整个西方的不平等，这些裂缝威胁着民主制度的构造。在西方民主摇摇欲坠之际，东方不断进步。世界重心逐渐向东方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