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信息2018第1期

重 点 提 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七大新提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

●2018年经济前景怎样

●从高速度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变

●“美好生活需求”表现在三方面

●资金脱实向虚的核心原因

●用制度化解风险

●未来税改着力何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比较优势

●从七七事变走势看中共决策，从抗日救国政策演变看贡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七大新提法

新提法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会议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5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在专家看来，这个新总结出的思想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指导思想。官方用了“七个坚持”来阐释其内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坚持”：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管经济”的第一原则。现在，这个“党管经济”有了统一的思想基础。

新提法二：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2016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由5940美元提高到8260美元，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16个国家（地区）人均GNI排名中，中国由2012年的第12位上升到2016年的第93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表示，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意愿和能力较强，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成果，印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格局逐步转向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也表明中国市场的扩展能力很大、中国经济的韧性很强，在内部市场消费能力充分调动的情况下，即使外部环境有什么变化，中国经济也能扛得住。

新提法三：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根本要求。为什么要提出和强调高质量发展？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认为，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必然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当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转化为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情况下，就必须摒弃过去的那种赶超型的竞技模式，不以GDP论英雄。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会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中高端、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成为主流，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拉动消费的主体，更多的依靠是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来推动。

新提法四：脱贫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这一形象的说法是首次提出。丁一凡认为，“不降低标准”是为了保证脱贫的质量，而“不吊高胃口”则是为了防止脱贫走向过度福利的另一个极端，防止把脱贫搞成“大锅饭”和“养懒汉”。脱贫不能让人钻空子，产生“不想工作，国家养着我”的想法，要培养贫困人口自强自立的能力，而不能让人赖在福利体系里。

新提法五：解决好婴幼儿照顾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会议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随着全面两孩时代的到来，幼有所育的供需矛盾愈发凸显。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十九大记者会上曾表态：到2020年，学前教育（即幼儿园）毛入园率达到85%，现在是77.4%，普惠性幼儿园要占到幼儿园的80%以上，现在60%多。到2020年，大班额必须完全消除。要化解好学校减负、校外增负的问题。

新提法六：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在业内人士看来，长期租赁概念是近年来首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表示，当前租赁市场存在两个失衡：一是租购之间，租赁比例太少；二是租赁市场短期、低端的租赁行为比重小。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楼建波表示，若将住房租赁行业发展成为以中长期租赁为主流的有计划、有预期的行为，对稳定房地产市场大有裨益。

新提法七：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相比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调节好货币闸门”，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管住”的背后是更坚定的决心，意味着要保持货币信贷增速处于合理水平，控制住宏观杠杆率。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部首席研究员明明认为，这意味着央行将站在更高的视角、更宏观地进行货币供给，货币政策量价工具将配合维持中性的流动性环境。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12.21、中新社2017.12.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涵

一是我们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

三是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

四是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五是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六是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产生深远影响；

七是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人民日报》2017.12.22）

做好八项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指出，5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要长期坚持。会议指出，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8项重点工作。

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大力降低实体经济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

二是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完善国企国资改革方案。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全面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四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要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重点，保持合理的职业结构，高起点、高质量编制好雄安新区规划。支持东部地区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城市群质量，推进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建设，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和承载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落地步伐。

五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六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解决好性别歧视、身份歧视问题。改革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继续解决好“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医疗等领域。着力解决网上虚假信息诈骗、倒卖个人信息等突出问题。

七是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八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只有恢复绿水青山，才能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要实施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启动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解放日报》2017.12.21）

财政、货币政策中性偏紧『去杠杆』依旧任重道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涉及到一些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比如“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这一点。某些外媒将此解读为，中国将放松“去杠杆”的信号。更有甚者，还抛出了房价将迎来一波高涨的论调。这一论断到底对不对呢？答案很明确，不对！

的确，目前不少从业者都抱怨增量业务难做，似乎去杠杆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该收收了。但其实，从实际的经济形势来看，这里指的只是增量杠杆，真正该去的存量杠杆（包括银行与实体经济之间、银行间、银行与个人之间的信贷杠杆）等才是重点，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依旧任重道远。

那么为什么在对财政政策的表述中，似乎出现了放松信贷的迹象呢？

这得联系到会议对货币政策的定调。这次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在俞平康看来，其实所谓的中性是“可紧”“可松”的，但这次应当理解为“中性偏紧”。

俞平康分析，从国内来看，从2014年的“大放水”到其后两年整体宽松的货币环境来看，我国的货币政策已经经历了较长的宽松。而从外部环境来看，这一判断则更是对国际货币流动性收紧的一个正常反映。众所周知，美国加息的步伐已经不可逆转，在中美两国货币联动较大、财政联动较小的情况下，为了减轻人民币的压力，中国的货币政策也不会有太大的宽松空间。

但问题是，货币一紧，市场活力就必然受到影响，尤其是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情况下，怎样激发市场活力呢？财政政策可以适当放松。于是我们看到，在对财政政策表述中，出现了“积极地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这样的表述。

当然，如果我们抽离出来看会发现，这些政策其实都可以被汇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来，都是为了解决结构性不合理推出的。这即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更体现党的政策的逻辑所在。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

2018年经济前景怎么样？国家统计局：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2018年马上就要来了，外界很关心2018年中国经济的前景和走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12月14日判断称，当前中国经济形势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明年还能够延续下去。

毛盛勇表示，第一，世界经济复苏的态势比较明朗，全球贸易也在较快增长，这是一个好的外部环境。第二，从国内经济运行看，消费和投资有望保持平稳增长。明年消费将延续规模持续增长、结构升级步伐继续加快、对增长贡献提升的良好态势，制造业在加快振兴，制造业投资有可能会继续回升，基础设施保持相对平稳，房地产投资也不会有大的起落，所以整个投资应该还能够保持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

数据显示，1~11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7.5%，增速比1~10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7.9%，增速比1~10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房地产市场当前运行总体是比较平稳的，说明调控取得了成效。”毛盛勇透露，下一步还要加快房地产市场制度的改革，加快推进长效机制的建设。

（《新华每日电讯》2017.12.15）

经济增长新动能浮现

通过分析数据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其实已经发生变化，拐点在2013年已经发生，这个变化可以概括为“从工业化到城市化”。

2013年之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工业化主导，以工业化为主发动机。2013年开始，我们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城市化主导，以大中型城市的发展为主发动机。这一转变，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上的“三个反超”。

即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反超，消费型城市对投资型城市的反超，服务型城市对制造型城市的反超。

在经济减速的背景下，一线城市的相对稳定，还起到了经济增速稳定器的作用。在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国的经济增长是投资拉动的，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很大，甚至引起过很多“投资过度”的担忧。从2013年起，这个担忧成为过去时，消费主导型城市的增速反超投资主导型城市，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2013年开始，服务型城市反超工业型城市。不管是经济增速还是人口增速，服务型城市都大幅超过工业型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概括起来，就是以消费和服务为主要优势的大城市，已经超过以投资和工业生产为主要优势的中小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第一财经日报》2017.12.19　徐远/文）

从高速度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变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高质量工业化，是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我国到2020年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030年前后将全面实现工业化，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在认识到我国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要求，我国工业化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一些区域工业化发展不充分；产业结构不平衡，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发展不充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平衡，高质量实体经济供给不充分；工业化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平衡，绿色发展不充分。因此必须着眼于解决工业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实现从高速度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变。这就要求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工业化动力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把着力点放在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构建现代绿色制造体系，推进可持续工业化；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高工业化进程的包容性。

（《人民日报》2017.11.26　黄群慧/文）

提高生活质量是核心目标

18世纪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可分为两大阶段。其中，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主要特点是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和理性化，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等；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目前主要特点是知识化、信息化、绿色化和全球化，物质生活趋同，精神生活多样化，以生活质量为着力点等。发达国家的做法是先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然后进入第二次现代化。

而像中国等目前尚未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应采用综合现代化路径，实现从半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半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

综合现代化是两次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第一次现代化和工业化为主，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第二阶段是工业化和知识化并重，两次现代化并重；第三阶段，以第二次现代化和知识化为主，以生活质量为着力点。

198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至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完成工业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全国平均基本达到或接近“丰裕社会”的生活水平，向生活质量进军的条件和时机基本成熟。2020年后，我国将踏上“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按十九大报告提出“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的“三步走”战略后30年（2020年~2025年），全国将平均进入综合现代化的第三阶段，以知识化和第二次现代化为主，以生活质量为着力点。我国比较发达地区将进入第二次现代化，不发达地区仍将处于第一次现代化，不同地区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

（《半月谈内部版》2017年第11期何传启/文）

“美好生活需求”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物质性需要。物质性需要或生理性需要，是人类基本的需要或本能需求，是人类第一层次的需要，如食物、衣服、住房和种族繁衍等。

第二，社会性需要。社会性需要是在物质性或生理性需要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是第二层次的需要，它包括社会安全、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等方面的需要。社会安全需要：一是生命安全；二是财产安全；三是食品安全；四是药品安全；五是空气安全。社会保障的需要：一是工作保障的需要；二是教育保障的需要；三是健康保障的需要。社会公正的需要:一是希望社会是公平正义的有序社会；二是希望办事和执法公正；三是分配公正，共同富裕；四是干部选拔公正，使人尽其才。

第三，心理性需求。这是人类第三个层次的需要。心理性需求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尊重的需求，可分为内部尊重和外部尊重两类，内部尊重即自信和自尊，相信自己的价值，对未来充满信心；人格独立，不依附于人。外部尊重即希望自己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受到别人的尊重。二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它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的需求。

（人民论坛网2017.12.11　何星亮/文）

资金脱实向虚的核心原因

陈清在2017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上说，资金脱实向虚的核心原因在于实体经济利润率偏低，对资本的吸引力弱；而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利润率较高，对资本的吸引力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的过度发展会酿成信贷危机，并导致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在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把结构性供需矛盾当做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继续教条地套用旧有理论，以增发货币来扩大需求。面对新情况，需要持之以恒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用制度化解风险

社会发展成本越来越高，根本原因是制度变迁滞后。制度变迁滞后是相对于风险而言的，制度变迁跟不上风险的衍生、扩大，而风险会转化为生产、生活的成本。这些成本都是风险凝结沉淀的结果。随着风险水平的整体上升，全社会的整体成本就会上升，微观主体的成本也会水涨船高。

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全球经济及我国的经济也进入“风险经济”状态，这也是经济新常态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我们的制度变迁是慢于风险产生的速度，这时整个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就会放大，行为方式也会转变，就会导致成本快速上升。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风险社会意味着有很多的风险要内部化，比如老龄化的风险要企业承担，就是社保缴费，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还有环境污染的风险要内部化，也会导致企业的成本上升，不能企业去污染，而让政府来治理。社会领域的风险都在内部化，内部化就意味着转化为企业的成本，这些都会导致成本上升。社会诚信水平下降，信用风险普遍增高，所有企业的成本都会由此而增加。

由于经济、社会各种各样风险的扩大，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上升，会使所有实体企业的成本上升，由此进入一个高成本的时代。

高成本的时代实际上和高风险的时代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成本不是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而是风险的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么，高成本是无法降下来的。

而要降低整个社会的公共风险水平，那就要加快改革，加快制度的创新，推进制度变迁，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充分发挥制度及时防范化解风险的功能，避免风险累积和集聚。当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总体下降的时候，即公共风险呈收敛状态时，经济、社会整体的成本水平才能够下降。

（《北京日报》2017.12.18　刘尚希/文）

未来税改着力何处

《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0日刊登财政部长肖捷的文章说，中国将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

着力完善直接税体系。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优化税率结构，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功能。实行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制度，加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配套措施，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密切关注国际税改动态，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对工商业房地产和个人住房按照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适当降低建设、交易环节税费负担，逐步建立完善的现代房地产税制度。

健全间接税体系。按照税收中性原则，深入推进增值税改革，构建更加公平、简洁的税收制度。结合增值税改革进程，推进增值税立法，最终形成规范的现代增值税制度。结合实施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改革，研究调整部分消费税品目征收环节和收入归属。

积极稳妥推进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一是完善地方税种。在目前已实施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土地增值税等为地方税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地方税的范围，同时逐步扩大水资源费改税改革试点，改革完善城市维护建设税。二是扩大地方税权。三是统筹推进政府非税收入改革。加快非税收入立法进程。深化清理收费改革，继续推进费改税。在规范管理、严格监督的前提下，适当下放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

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力争在2019年完成全部立法程序，2020年完成“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改革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比较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经历了长达68年的不断发展和进化，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备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比较优势。一是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体现出的治理优势。中国共产党尤其珍视并且善于维护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为中国人民提供了最重要的国家公益性产品，即天下大治、安定团结，政治有序、社会井然。二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优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广泛代表全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三是统一思想优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占据社会意识形态主流。四是社会动员能力优势。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高度组织化的强有力的核心，中国社会得以有效组织，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社会的组织化水平。五是政治协商和协商民主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党制度，使我们在政治协商中实现党际合作与协商民主，达到政治团结。六是民族团结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我们能够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与共同繁荣发展。七是改革创新优势。中国共产党坚持在改革创新中寻求发展活力，使我们始终在改革创新中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八是学习型政党优势。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系统性的学习机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强的学习自觉性。九是政治人才培养与选拔任用优势。中国共产党源源不断地培养和任用大批经过充分历练、为实践证明堪当治党治国治军大任的优秀政治人才。十是党的自身建设优势。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执政能力，并自觉通过持续不断的自身建设巩固这种能力。

（《红旗文稿》2017年第21期　胡鞍钢/文）

批判推行霸权主义的“西方中心论”构建文明交流互鉴的“命运共同体”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明的魅力是在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的特征中体现的,世界各种文明应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而不应该是排斥和取代其他文明、称霸世界。有学者提出,“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是世界的中心,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特征或价值具有普遍性,代表着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西方的道路就是世界的普遍道路,这实际上是西方通过殖民化全球后逐步形成的一种优等心理,是对人类文明、文化和历史的误解。有学者认为,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一种,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西方的道路也绝不是世界的普遍道路。学者们提出,西方国家推行“西方中心论”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西方的既有霸权利益,不但损害非西方国家的主权和核心利益,而且给世界和平带来了极大危害,实际上是当今世界不安宁的重要根源。西方发达国家应当平等和谦虚地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和包容性,逐渐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北京日报》2017.12.25）

从七七事变走势看中共决策从抗日救国政策演变看贡献

有学者分析了中共对七七事变性质、走势的判断和因应，认为七七事变的发生，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既在意料之外又在预料之中；中共中央判定，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据此，在到洛川会议召开的两个多月里，中共及时提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方针，制定了动员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力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克服各种障碍完成红军改编，迅速开赴抗日战场。

有学者分析了七七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政策的演变及其历史贡献，认为其历史贡献在于：发动各族人民，激发起全民族抗战的决心；促成国共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积极外交，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

（《北京日报》2017.12.25）